凉山贫困彝区扶志的困难与策略

扶志是把脱贫的信心和志气扶起来,摆脱精神贫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贫困彝区由于长期物质缺乏,导致贫困群众精神 层面贫弱, “等、靠、要”的思想严重。凉山地区“扶志”的困难与传统民族文化陋习有关。应该抓住彝族文化特点展开扶志,重 点培养有双语能力的基层干部,把脱贫攻坚的精神融入彝语电影、音乐和壁画,以家庭主要劳动力为重点“扶志”对象。加强贫 困人口精神文明建设,激发内生动力,从根本上打牢脱贫致富的思想基础,防止返贫。     

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社会救助反贫困的困境及政策调适

后脱贫攻坚时代,中国农村反贫困形势进入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并存的新阶段,面临着新形势：“两无人口”数量巨大,兜底脱贫压力激增,相对贫困问题更加突出,已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大,农村贫困人口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救助政策运行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反贫困“造血”功能不足,救助标准过低,兜底脱贫作用有限,救助政策简单叠加,能力提升政策缺失,低收入群体争当“贫困户”。面对后脱贫攻坚时代农村反贫困的新形势,农村社会救助政策亟需强化兜底脱贫保障和政策衔接,更加关注相对贫困和多维贫困,规避救助依赖,建立贫困风险预警机制,注重贫困者长远发展。     

脱贫人口返贫:影响因素、作用机制与风险控制

脱贫人口的返贫问题成为蚕食扶贫开发工作成果和阻碍扶贫目标顺利实现的顽疾。理性分析贫困的多维分析视角、脱贫人口生计脆弱性特征与减贫工作发展方向,准确识别扶贫开发进程中脱贫人口面临的政策性返贫、能力缺失返贫、环境返贫、发展型返贫等风险,利用"生计空间重塑"理论清晰梳理风险因素致贫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脱贫人口后期发展扶持策略:实施精准扶贫,推进精准脱贫;依托区域特色资源,关注新型扶贫模式创新;健全脱贫人口返贫风险预警,完善脱贫人口后期扶持;严格精准扶贫考核,优化扶贫开发工作条件保障。     

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设置、维度聚焦与实现路径

加强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是后脱贫时代农村贫困治理的必然要求。遵循脱贫人口返贫问题事前治理逻辑,基于对返贫风险生发运演机理的理性揭示和科学预判,把内生脱贫动力、生计资源禀赋、外部灾害冲击和社会负面影响作为脱贫人口返贫生发的主要监测维度,且诸维度之间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基于四大维度的监测预警能力越强,则越有利于及时化解返贫风险、阻断返贫。当前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建设面临监测制度不完善、监测主体配合机械式、监测技术体系不健全、风险信息管理碎片化和监测工作考核监督不完善等不利因素,迫切需要完善风险监测制度,布控筑牢脱贫人口返贫防线;明确风险监测职责,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强化监测技术体系支撑,打造返贫信息共享平台;创新信息管理机制,构建协同治理良好格局;共同推动后脱贫时代脱贫人口返贫风险监测机制的逐步形成、持续巩固和长效发力。     

贫困退出：政策蕴含、机制解构与发展扶持政策接续

贫困退出机制完善有助于扶贫开发业务流程再造、脱贫对象生计能力提升与扶贫治理优化。综合考察“着力于扶贫开发制度完善和扶贫资源效率提升、突出多元主体参与扶贫开发治理机制创建和强调现代信息技术利用与新型管理模式创新”的贫困退出机制运行特点,针对性分析贫困退出标准僵化且难以科学衡量、“程序合法即合理”的认知偏差、贫困退出工作激励水平不高等贫困退出实践困境,提出了贫困退出机制完善与发展扶持政策接续策略：严把精准路径,完善贫困退出指标体系;严格贫困户、贫困村的退出程序,注重贫困退出工作考核评估;强化贫困退出宣传教育,注重精神脱贫与物质脱贫相结合;注重正向激励与负向激励相结合,强化贫困退出工作支持保障;创新发展扶持政策接续,提升脱贫对象生计可持续发展能力。     

基于村级尺度的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贫困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整体描述湖北武陵民族地区行政村贫困总体现状,运用线性回归模型对贫困村的贫困发生率及因病因灾返贫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少数民族人口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返贫率不具有影响;劳动力文盲、半文盲率对二者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力输出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负向影响,而对返贫率有正向影响;有文化活动室率及有卫生室率对贫困发生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有文化活动室率对返贫率没有影响,而有卫生室率对返贫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通自来水率及通油路率对贫困发生率有显著负向影响;通油路率及通电率对返贫率没有影响。据此,提出推进湖北武陵民族地区扶贫开发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加大教育投资力度,提升民族人口综合素质;完善劳务输出战略,增强贫困人口反贫脱贫能力;因时因地因村制宜,完善民族地区人口扶贫方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村级社会事业发展;建立村级贫困数据库,形成扶贫事业新局面。     

精准脱贫首当加速发展职业教育

湘西州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教育发展长期滞后,人口文化素质与职业素养不高。过去,认识、投入、管理、师资一直制约着湘西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与劳动人口职业素养的提升。当前,地方脱贫攻坚唯有从加速发展湘西职业教育入手,规范管理,加强监控,科学分流,加大投入,培养师资,方能从根本上帮助湘西州脱贫不返贫。检验湘西州脱贫不仅要看人均年收入,更要看分流后的初中生是否全部进入中职学校就读,并顺利完成学业。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目标导向、重点内容与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巩固与拓展有着不同的内涵,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重心在于确保脱贫人口不返贫并提升脱贫质量,同时防止新生贫困产生;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心在于实现脱贫攻坚阶段形成的优秀工作机制、脱贫攻坚精神以及扶贫资产等在乡村振兴阶段的承接应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既需要保持既有扶持政策的阶段持续性,同时针对返贫风险高的脱贫人口和贫困边缘人口建立预警监测机制;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则需要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与顺利转型。     

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的内在逻辑与行动路向

随着我国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贫困治理工作重点已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共同富裕与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在内在逻辑上都需要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逻辑起点、以促进全面乡村振兴为推进过程、以提高相对贫困人口内生能力为基本抓手、以促进相对贫困人口全面发展为追求目标。然而,脱贫地区产业基础不牢固、相对贫困人口可行能力较低和内生动力不足,成为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过程中面临的现实挑战。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提升相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重要投资方式,应加强对相对贫困人口返贫风险的预警防范,通过“回炉重造”加强常态化技能培训供给,增强适应性以助推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融入励志教育提振相对贫困人口的精气神和构建农村职业教育解决相对贫困的合作共同体。     

后脱贫攻坚时代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研究

语言扶贫是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扶贫减贫的一项长效机制.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收官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我国的贫困治理进入了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后脱贫攻坚时代的语言扶贫亟需构建相应的实施模式与路径,提升贫困群体的造血功能,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以全方位预防和化解返贫风险,从而实现永久脱贫.结合对语言扶贫的理论逻辑和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所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的分析,基于"混合学习"模式的语言扶贫实施模式与路径,能够促进新阶段语言扶贫工作的开展.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的历程、经验与启示

贫困问题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消灭剥削、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贫困治理历程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萌芽时期、形成与发展时期、深化与拓展时期和创新时期。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路线、中心任务及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采取发挥制度优势、强化以人为本、扩大治贫视野、适时调整贫困标准与贫困治理目标、积极探索政府主导与多方参与综合减贫等多种经验做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后脱贫时代,应更多地关注精神贫困问题、解决相对贫困问题、重视多维贫困问题、防止脱贫后返贫问题,以彻底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贫困问题。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思想述评

阿马蒂亚·森在贫困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于饥荒成因的分析有力地驳斥了FAD观点;权利方法是他在分析贫困机理时的一大创新;他对贫困度量的公理化为贫困度量开辟了新天地,使度量日益精细化和现代化。我国目前正在关注“三农”问题,对森的理论的介绍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贫困。     

农户感知视角下的扶贫政策成效评价与优化路径

对扶贫政策成效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估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础性工作。以湖北省来凤县后坝村为个案，通过农户视角对生计资本的改善、可行能力改善、经济脆弱性改善、经济包容性改善、地理资本改善、社会排斥降低状况等方面的扶贫政策成效进行了感知性评价。研究发现：扶贫政策成效总体比较显著，扶贫政策在改善村域发展能力和机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提升农户个体发展和改变地理资本方面效果还需进一步提升。从强化培育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政策导向、健全贫困个体生计资本方面的政策体系、加大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建设支持力度和进一步激发制度优势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扶贫政策优化建议。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与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是我国政府主导实施的两项重大民生工程。扶贫开发是贫困地区首要的民生工程,最低生活保障是特困群众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农村反贫困的两项基本制度,从政策取向来说二者有一定区别,但它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新阶段应注重二者的有效衔接,以充分发挥扶贫开发与低保“两轮驱动”反贫困的整体扶助效应。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脱贫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前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应发挥政策合力;衔接的核心又在于“瞄准”贫困,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和考核体系。     

语文教育专业“三字一话”训练的必要性及策略——语文教育专业职业技能之“三字一话”训练

本文分析了当代社会汉字书写、汉语使用的现状,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人们书写汉字的能力和水平,加强汉语使用的规范性,就要从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教师的培养抓起,而培养优秀的、专业化的语文教师则是高等师范院校语文教育专业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三字一话"训练就是语文教育专业职业技能训练的重要内容。据此,文章讨论了语文教育专业"三字一话"训练的必要性,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三字一话"训练策略。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     

从港澳台等地的语言使用情况看普通话的推广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普通话在港澳台的地位越来越高,文章主要对港澳台地区的普通话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并对今后普通话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认为要有效地进行推普,必须明确拟定语言政策,确立普通话的地位;必须宣传普通话教育的意义,强化语言态度;必须营造普通话语言环境。     

自由发展思想下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目前，我国的城市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贫困人口的数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城市贫困问题已经引起学者的高度重视。依据阿马蒂亚·森的自由发展思想，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成员的自由，应从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衡量贫困，贫困的根源是缺乏能力与机会。因此，要想解决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不仅要通过教育培训提升受助者的能力，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构建公平的社会环境。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脱离“贫困陷阱”——以西南H村产业扶贫为例

扶贫背景下,深度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诸多限制性因素导致其自身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深度贫困群体脱贫存在对起始物质资产和人力资本交织的最低需要,即投入的“关键性门槛”.从长期来看,提高人力资本是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无法实现人力资本短期飞跃的现实情况下,则需要关注深度贫困地区外来物质资产的介入.西南M县H村展开的扶贫实践表明,用外来物质资产暂时替代人力资本,通过人工干预扶贫措施来实现村庄产业扶贫的成效显著,结果显示,H村的产业扶贫不仅带来了主营产业收入,同时也带来了明显的外溢收入,H村采用干预扶贫措施农户的收入显著高于未采用干预扶贫措施的农户.研究表明外部援助对于深度性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意识到摆脱深度贫困这一过程的复杂性,“输血”资源到“造血”功能的转化,需要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