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兵形势考

《汉书·艺文志》将兵书划分为四种,其中的兵形势,有学者认为是讲求军事行动运动性、灵活性的一个流派,有学者认为就是战术,但从先秦典籍来看,形势之"形",主要是指编制实力的组织管理,并兼及作战部署,而"势"则是潜在的预期效能,即编制实力经"形"的有效组织管理而转化成的战斗力。从《汉书·艺文志》看,《兵书略》对"形势"的定义与列入兵形势家的《尉缭子》《蚩尤》等书都与军队组织管理有关。从学科体系结构看,兵形势是类似于近现代"军务"职能的专守之事和专精之学,是传统兵学的四大分支之一,故兵权谋作为总的战略方针与战术方法,在整个兵学体系中发挥统摄作用,而形势、阴阳、技巧分别在治军众、通鬼神、管器械三个不同向度上支撑着权谋的实施。     

《宋史·艺文志》乐类史源实证

本文对《宋史·艺文志》乐类部分的史源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各种史源文献著录的差异,提出笔者自己的判断,以期对学者研究宋代音乐学有所帮助.     

读李华《三贤论》纠《新唐书》谬误二则

本文以李华《三贤论》为据,对《新唐书·元德秀传》中的两处史实错误进行了仔细考辨。     

《新唐书·宁远传》疏证

本文结合中外文献有关记述和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考辨了《新唐书·宁远传》所记历史、道里的真伪.本文辨别了钹汗(古渠搜国)与破洛那(汉代大宛)的差异,呼闷城、西鞋城、渴塞城的对音;考证了拔汗那与唐朝关系之演变,指出汉籍所记西域诸城之间道里和拔汗那至长安道里的失误.     

论《汉书·艺文志》之不立史目

《汉志》不立史目的主要原因是现代意义上的史学观念尚未成熟,比如《汉志》中史籍虽多,但却分散于各目之中;门类不具,史学体系尚未建立。而先秦史官传统更是直接影响了史学的成熟。在经学昌明的汉代,史学不可能脱离经学而独立。因此,《汉志》不可能将一门并不存在的学问立目。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与《西域图记》

本文对《通典·边防典》“吐火罗”条史料来源进行较详细的注释,并恢复了《西域图记》有关吐火罗国的一条佚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隋书·西域传》与《西域图记》的关系及《通典·边防典》“西戎”门的编纂特点。     

论刘祁《归潜志》的史料价值

《归潜志》是记载金朝史事的重要笔记史料。该书作者刘祁在经历了金末的颠沛流离之后 ,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依据 ,详细记述了金朝中后期的社会政局 ,深刻总结了金朝的政治得失。此外 ,该书还收录了很多金人的诗文作品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金朝末年的士大夫心态。《归潜志》丰富的记述内容为修撰《金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因而 ,它也赢得了许多后世史家的高度赞誉     

由人物改传看《新唐书》的尚德倾向

《旧唐书》和《新唐书》是反映同一时代内容的纪传体史书。由于两《唐书》的产生时间和主编者文学修养的不同,使得两《唐书》具有一定的差异。文章从《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文艺传》比较入手,通过传主归属位置的变化来探究《新唐书》的尚德倾向以及造成此种倾向的原因。     

《新唐书》的“四夷传”与唐代的民族史志研究

唐王朝是一个疆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帝国,唐王朝不但能够很好地处理国内的民族问题,还能够与海外的民族或者民族国家建立友好关系,正是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新唐书》以超过以往正史的丰富内容以及庞大的文献体量,记载了所有唐朝直接统治、间接管理的民族,以及唐朝人目光所及的海外民族,以民族史志的方式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发展画卷。     

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

本文从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对小说的阐释出发 ,结合语源学、目录分类学的分析 ,阐明了“小说家”的内涵。同时 ,通过《汉志》小说家的著录、遗文及先秦、汉代相关资料的分析 ,指明“小说”作为一种文类在内容和形式上的规定性。最后 ,简略分析了《汉志》小说家的内涵和指称对后世的影响     

杨慎《全蜀艺文志》版本及流传考略

《全蜀艺文志》为明代杨慎编纂的一部有关四川地区的诗文总集,此书编成后影响甚大,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而是书又因作者杨慎的名气,自嘉靖二十年（1541年）成书后,被多次刊刻、抄录,流传颇广。现今能明确的刻本八种、抄本三种,其中最优的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邹氏刻本,最劣的为“四库本”。而其流传情况,则是清代、民国时期以江浙一带为盛,现今呈现北京、成都、上海三地并举的局面。其流传版本,则以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张汝杰刻本最广,嘉庆二年（1797年）朱遐塘刻本最少。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吕氏春秋》天文史料与《史记·天官书》比较探析

战国末期吕不韦集合门人所成的《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杂家的代表著作而保存了大量史料,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的天文史料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非凡角色且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影响。此外,同样相关内容亦集中反映于中国上古天文史料之集大成者《史记·天官书》中。两者相较不仅对探究上古中国天文学史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而且对后人解读与爬梳早期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大有裨益。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国语》非史料汇编论辨

《国语》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文献。不过,对于《国语》的编纂情况,历代都是纷争不断。其中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即《国语》是一部史料汇编。这种观点并没有注意到《国语》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国语》的研究工作存在着误导。因此,这一问题亟需厘清。其实,就其性质而言,《国语》自始就是一部有着鲜明主题、精心布局和统一体例的完整著作。     

抗战时期《申报》留学史料研究

抗战时期,《申报》虽因战争的因素数度停刊,但其对留学活动的报道仍能反映当时的留学概况。在抗战前期,《申报》对国民政府的留学活动报道较多,而在抗战后期,《申报》因被日军完全控制而对伪政权的留日活动报道较多。报道的内容包括留学政策、留学生的考选和派遣、留学教育统计、留学生的爱国举措、对留学生的资助和救济、对留学生及留学制度的看法等,这些内容是对抗战时期留学教育研究的一个极好的补充。     

福庆《异域竹枝词》的史料价值

福庆《异域竹枝词》中新疆相关内容所具有的较高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采用文学性较强的竹枝词形式,对新疆各地的山川、风物、土俗、民情等进行了生动的歌咏记录;自诗自注中以图志的方式、用平实的散文句法大大充实了诗歌的内容,其注语使内容更加丰富多样;有关乌鲁木齐、巴里坤地方官制的记述,反映出镇迪道当时建置的复杂性,其记载甚详为他书少有,可补其阙。《异域竹枝词》是研究清代中前期新疆社会、文化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