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时代演绎及其“冷战”、“后冷战”国际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先后处于世界＂冷战＂、＂后冷战＂时代。中国审时度势,锐意改革进取,既为世界冷战的终结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同时也发展壮大国力,摒弃了旧有的＂中国模式＂理论话语。中国式改革使自己摆脱了苏东剧变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由此也兴起了有关＂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尽管在＂后冷战＂时代,西方国家＂冷战思维＂阴魂不散,＂中国模式＂论的兴起仍凸显世界融解的信息。其与中国威胁论的交错杂糅,又凸显了国际背景的复杂艰辛。有鉴于此,中国学者有关＂中国模式＂的探讨更应注重与海外的学术博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模式”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模式＂的关系,是中国社会发展中必须研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模式＂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成功的主要因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模式＂继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在＂中国模式＂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     

近代以来所谓“中国模式”的历史考察与当代批判

应用历史学的角度,将＂中国模式＂放在特定时代、世界的背景下进行理解,我们可以将近代以来划分为＂前中国模式＂与＂当代中国模式＂时期,后者是前者发展与延续的产物,前者是后者的必要铺垫与经验基础,两者的联系有内在的历史必然,也有统治者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对＂前中国模式＂的历史考察,有利于我们进行＂当代中国模式＂的评判与展望。     

中国模式：在现实与想象之间

＂中国模式＂早就是一个中国固有的政治和学术概念,但近来国际社会广泛热议的＂中国模式＂话题却完全由西方学界和媒体引发,并改变了中国原有的＂中国模式＂概念的内涵和意义。西方的＂中国模式＂概念有着较大的误会的成分,是无知和夸大的产物。一些中国人迎合并输入西方＂中国模式＂的提法和相关观点是缺乏主见的浅薄之举,而且颠覆了中国固有的建立在务实低调、实事求是基础之上的＂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和发展方针,在不小范围造成了一种不切实际、不顾现实的自大和狂热。中国人应该冷静对待西方＂中国模式＂的提法和观点,更不应该用它误导国内民众。＂中国模式＂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还不足以成为全世界仿效的榜样。中国人不应该奢谈模式,更不应该满足于眼前的成就,而应该正视发展中的困难与挑战,致力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目前的发展不够全面,仍未完成＂模式＂或＂体制＂的基本转型。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应该以完成体制改革为主要目标。     

把握总体：“中国模式”走向澄明之境的尝试

＂华盛顿共识＂的式微催生着＂中国模式＂的日益兴起,学界热议中的＂中国模式＂正处于一种能指的狂欢状态,这是一种虚假的繁荣。分析还原论的分析方法堵塞了认知＂中国模式＂的道路,这种方法仅表征了思维的初级阶段。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变革思维方式,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事物——＂中国模式＂,总体性方法的基本运思理路是面向总体、维护总体与获得总体。     

试论构建以人为本的“中国模式”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中国模式＂,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主张将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贯彻到完善＂中国模式＂全过程,从而形成以人为本的经济模式理论,可简称为＂人本模式论＂。进而对构建人本模式的要领作了概括,并着重就构建＂人本模式＂的首要问题——经济观念从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问题作了分析,同时简述了人的发展与人的需要的关系。     

总体镜下的中国模式

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式微,＂中国模式＂正日益兴起。当前,理论界热议中的＂中国模式＂尚处于一种能指的狂欢状态。从方法论上来看,分析还原论的方法堵塞了认知＂中国模式＂的道路,这种方法表征的是思维的初级阶段。打破目前僵局的唯一路径,就是要彻底变革思维方式,用马克思的方法——总体性的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事物——＂中国模式＂,这种方法的基本运思理路是面向总体,维护总体与获得总体。惟此,＂中国模式＂方能走向澄明之境。     

科学发展观在苏南的生动实践——“新苏南模式”的形成及其新超越

＂新苏南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进程中成功的实践形式,是科学发展观理论在苏南的生动诠释,其对＂苏南模式＂的新超越,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发展理念上,坚持一个目标,即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在发展手段上,实行＂两手＂并举,市场与政府协调有力;在发展动力上,弘扬＂三创＂精神,致力率先发展;在发展路径上,实现四大超越,推进科学发展。从＂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苏南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精神与物质、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增长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充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丰富内涵。     

“中国模式”批判——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悖论和中国改革发展的持续性

中国的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外理论界以＂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30多年来所形成的经验和共识,对于＂中国模式＂研究、总结的成果颇丰。历史实践证明,＂经验＂一旦被模式化则不可避免走向凝固化。＂中国模式＂既不符合中国的发展现实,也不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理性看待中国后30年基于前30年的发展成就和不足,用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代称＂中国模式＂对于深刻把握国情,持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先锋诗歌20年：想象力方式的转换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先锋诗歌已走过了20余年的路程。新生代诗歌的想象力模式是＂生命经验—口语＂模式和＂灵魂超越—隐喻＂模式;90年代出现的知识分子写作的想象力模式是＂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模式,而90年代末至今,先锋诗歌进入了＂用具体超越具体＂的＂日常经验—口语小型叙述＂模式。＂历史想象力—异质混成＂模式,是中国先锋诗歌的广阔前景或自新之路。     

再论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

中国模式实质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模式。有些学者不承认中国模式,是由于不承认市场经济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只承认市场经济与私有制相容。他们所持的一个理论根据是马克思没有公有制商品经济的理论。文章认为这是一个误解。马克思研究了原始公有制下的商品经济,研究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农村公社的商品经济,马克思解决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关键性理论问题。马克思的公有制商品经济理论奠定了公有制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20世纪40年代后期自由主义学人思想源流与历史语境探究

对"经济民主"的强调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自由主义者最为突出的思想特征。所谓"经济民主",就是实现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主张公有制与计划经济结合的学者,颇受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英国工党社会实践的影响,而主张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学者,则受到哈耶克思想的重要影响。同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普遍向往也源自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     

几多辉煌 几多曲折——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曲折历程及其启示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为指导,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不但确立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而且允许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华侨投资)、自由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初步认识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复杂性,并试图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突破单一、僵化的传统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探索中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又经历了严重的挫折.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并总结其历史经验,对我们党在新世纪的继续探索仍有现实意义.     

新中国60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的演变与思考

新中国成立60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前一个30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允许其存在、限制其发展"到"改造、消灭"再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历史流变过程;后一个30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恢复个体、私营经济","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再到"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发展过程。比较前后两个30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可以得到的启示是:两个30年党的非公有制经济政策演变的差异反映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同,也反映了在社会主义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定位准确与否是影响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新中国城市土地政策评析

新中国城市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城市土地在所有权上实现了由私有制向全面国有制的转变,在使用权上实现了从“无偿、无限期、无流动性”的土地使用到“有偿、有限期、有流动性”的土地使用制度的转变。笔者试就这种转变对中国城市土地制度的发展变化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介绍、分析和探讨,希望对今后城市土地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调整提供帮助。     

转型期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创立了科学的所有制理论,揭示了所有制的起源及其历史形态,预示了未来社会所有制特征,并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提出了未来社会所有制改造的纲领和政策。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片面追求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公有制）,扼制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经验在于,根据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积极调整优化所有制结构。中国转型期完善调整所有制结构路径选择应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坚持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的方向;实现所有制样态多元化及结构优化的目标。深化国有经济改革和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的社会环境是目前所有制结构调整、优化的重点。     

对转轨时期国有经济的传统退出路径的反思

转轨时期 ,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也已经认识到原有的遍布于各个领域的国有经济与具有机制灵活、经济成本的自我约束力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膨胀力较强的非国有经济相比 ,效率低下而明显的缺乏竞争力 ,并呈现出不断收缩的态势。针对这一情况 ,国有经济的退出问题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焦点 ,并提出了多种退出方式 ,但这些探讨多是从体制内主动退出的角度出发 ,然而由于体制内主动退出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 ,且在转轨时期面临着层层壁垒 ,使得我们必须对这一退出路径进行反思     

试论民营经济的性质

民营经济是我国非国有国营的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总称。它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我国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衡量民营经济性质的根本标准 ,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看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从民营经济内部结构看 ,有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有的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或者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因此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增强综合国力 ,改善人民生活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为“股份制”辩护

股份制是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不具有社会属性,而具较强自然性。股份制具有承包制所无法替代的功能。我国企业实行股份制有必要也有可能。企业股份化以后,公有制虽不具体化到某个企业上,但价值形态的公有制仍然存在,它不但不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原则,而且还具有革命的意义。     

论中国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

如何正确地认识非公有制经济及其与非公有制经济联系在一起的新兴社会阶层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问题。继党的十五大科学地解决了非公有制经济的经济地位后,建党八十周年大会和党的十六大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又科学解决了我国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问题。这对于在新世纪加强党的建设和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