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

在两宋期间,曾巩是一位颇具特色的文学家。就《曾巩集》而言,共收有诗四百余首,文七百余篇,至今尚未见有赋作。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正当宋词蓬勃兴盛之际,他竟不逐时尚,极少填词,现存集中,仅有一首《赏南枝》而已。曾巩专注于诗歌和散文创作,决不旁骛。 自两宋以来,曾巩散文深爱世人喜爱,深受名家赞誉。“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临川先生文集·赠曾子固》)。“三代以下之文,莫如南丰”(《荆川先生文集·与王遵岩参政》)。自宋至清,曾巩散文被收入各种文集,作为楷范,受人师法。总之,曾巩擅长于散文创作,“以文章为世师”(《曾巩集·附录·秦观著哀词》)。 曾巩散文将儒术、文词、文风三者融合为一体。其融合有渐,对此,我们不能不考察其思想的衍变及     

《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

<正> “变通”思想,是《史记》里极为明显而且重要的思想,历来为学者所瞩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很明确地提出,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的认识大都停留在表层上,缺乏深入的分析。事实上,《史记》的“变通”史学思想,内含丰富,特色鲜明,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浅谈历史家的创新精神

<正> 在中国史学家的行列里,有因循守旧的人,更有改革创新的人。改革创新是我国历史家的优良传统,它带来了史学的发展和繁荣。研究中国史学史,不应忘记这种创新精神。(一) 我国史家中的创新者,大都抱有明确的治史目的,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也就是说,他们都能够把史学研究、史学著述同现实密切联系起来,力求做到史学为现实服务。孔子因鲁史而写《春秋》,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春秋》何为而作?孔子自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感到空发议论不行,而借助于“行事”即历史的叙述,道理便“深切著明”了。这是对史学作用的重大发现。尔后,孟子谈论《春秋》,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个“春秋之义”乃是孔夫子治史之目的、指导思想。“《春秋》以道义”,便把史学同现     

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批评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史学批评起于何时?自古以来未有定论。浦起龙《史通通释》序说:“自汉止立经博士,而史不置师,向歆《七略》不著类。至唐千年,人为体例,论罕适归,而史之失咙。”认为唐刘知几《史通》以前,没有史学批评。梁启超说:“批评史书者,质言之,则所评即为历史研究法之一部分,而史学所赖以建设也。自有史学以来二千年间,得三人焉:在唐则刘知几,其学说在《史通》;在宋则郑樵,其学说在《通志》《总序》及《艺文略》、《校谱略》、《图雠略》;在     

中唐《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中唐社会剧烈振荡,使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最初是啖助《春秋》学兴起,“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继而是文学上的古文运动,造就了唐宋八大家。史学由于自身的滞后性,发展较经学、文学缓慢,兼而又受到经学的影响,呈现出复杂而曲折的变化景况。本文仅就《春秋》学对史学发展的影响,略陈管见。一中唐新起的《春秋》学对史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人们对史学功能认识的变化上。史学功能问题,中唐以前大体存在惩恶劝善、取鉴求治两种基本认识。惩恶劝善,主要是向“为国家者”强调“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取鉴求治,主要是从前代亡国探讨治乱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

史书论赞与史传文学郭丹一从先秦到汉魏六朝的史书，在体裁结构上有一个独特的特征，就是每篇作品之后附有论赞。《左传》中有“君子曰”，《史记》中有“太史公曰”，《汉书》中有“赞曰”等等。这些，本属于史学批评即史论范畴的一种形式。就史学批评方面说，随着史学的...     

特约评论人语

本期“人文前沿”向读者推出了两篇文章 :雷戈的《史学与新闻》和伊格尔斯与王晴佳合撰的《历史的重构与史学的转折》。前者是对史学的跨学科考察 ,后者是对史学的跨文化比较。把历史学置放在多重视野下重新打量 ,是这两篇文章的命意所在。在近代以来的学术构成中 ,“史”实在是一个太过奇特的学科门类 :它当然首先是“百科”当中之一科 ,却又必须同时纳“百科”于己身。“史”就这样处在“一”与“多”的“紧张”和“尴尬”之中 ,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悖论式的局面 :一方面 ,各学科均有自己的特有规范、作业程序和治学追求 ;另一方面 ,又因往…     

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正>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初年发表的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新的史学价值观和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为武器系统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推动了近代的“史学革命”。梁氏之所以能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宗师,不仅因其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更由于他能从国情出发,大胆引进外国的理论,并将其融会贯通,在应用中创新,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我们便以他对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的借鉴为例,一方面探讨梁氏早期史学思想的渊源,另方面分析他在引进外来思想方面的作法。     

船山论“正统”

<正> (一) “正统论”是中国史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它的出现和发展,显示了中国史学跟政治的密切关系,也正因为这样,环绕“正统”的争论,才历代不已。 王夫之在他的论著中,对历代“正统”问题十分注意,而且因应他所处的时局,藉论“正统”而表达他的政治思想。但在过去,不少学者认为船山反对谈什么正统不正统。日人内藤虎次郎在他的《支那史学史》第九章<述正统论>一节说: “《读通(钅监)论》的著者说,这类事不值一提,故关於正统论,书中不置一言。 国人魏应麒也接受这种看法,说船山“不作正统之妄说”,柳诒徵在《国史要义》论“史统”一章,一方面将王船山归入“不持正统     

宋代史学与《春秋》经学——兼论宋代史学的理学化趋势

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治经,以《春秋》为最,举凡著作242部,共计2799卷。故而,清人有“说《春秋》者莫多于两宋”之谓。《春秋》经学的盛行,不仅推动了其它经学门类的发展。哺育了与汉学迥异的宋学;而且还灌溉着两宋二百年间的史学园地。所谓“春秋精神”,不仅是宋代史家主要的思想食粮,而且还是他们借史笔以传“圣人之意”的最高境界。纵观宋代史学,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史家史著,都与《春秋》经学有着内在的联系。欧阳修主编《新唐书》、私撰《五代史记》,“本纪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意”;孙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史学史研究中的影响

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古代到唐初这个时期的史学(实际上主要只在史官、史书方面)源流演变作过某些扼要的評述;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中称之为中国“史学史之滥觴”。宋代郑樵的《通志·总序》和章学誠的《文史通义》一书中《論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等文先后对过去的史学有过不少精辟的評述。这些都极有助于我們对古代史学发展的历史的认识,給后来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留下了宝貴的遺产。但是中国在古代一直沒有形成史学史这个专門的学問。到近代,就现在所见到的材料看,有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論述,較早的是发表在1905—1911年的綜合性月刊《国粹     

大型学术刊物《史学理论》即将问世

<正>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编辑部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学术刊物——《史学理论》将于1987年3月问世。该刊是我国第一个专门探讨研究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刊物,主要发表国内有关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评介外国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翻译有关新作,以及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方面的著作。辟有“论文”、“探索与讨论”、“历史研究中的理论问题”、“新兴学科与交叉学科”、“新方法运用实例”、“国外史学理论流派”、“海外专稿”、“综述”、“书评”、“专访”、“信息之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突破和发展

王夫之(1619—1692),是我国十七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之一。本文拟就其晚年所成的两部史学名著——《读通鉴论》和《宋论》来阐述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贡献,以就正于大家。一、封建史论发展的一个圆圈“史论”在我国史学领域中可谓渊远流长,自《左传》、《史记》发其端,而后代代有之。它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史学理论和一般性论史事人物、文物制度的作品。本文所言“史论”指后者而言。     

曾巩散文的艺术特征论略

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的曾巩,其散文雄奇不及韩愈,明快不及苏轼,疏宕不及柳宗元,隽永不及欧阳修,故常为现代一些研究者所忽视或轻视。但平心而论,曾巩列名于八大家中并非浪得虚名。他的散文兼有刘向的醇厚雅洁和欧阳修的纡徐平易,擅长于冷静地说理叙事,在八大家中确有特色。本文仅就这一问题略作论析。 敛气蓄势又富有情韵是曾巩散文的第一个艺术特征。曾巩性格冷静,不尚激情,故为文多锋芒内敛,雍容平和,切于儒家的温柔敦厚之旨,郑瑷称其文“敦厚凝重如秦碑汉鼎”,吕祖谦称其文“节奏从容和缓”、“藏锋不露”,王慎中称其文“与先朝周雅比盛”,刘大櫆称其文“敷陈畅足而蔼然温厚”等等,着眼点正在于斯。如果说苏文是激情如火、敢笑敢内的热血青年。曾文则更象温文尔雅、不动声色的平和长者。《赠黎安二生序》为怀才不遇者吐气,融注着作者自己的愤懑和不平,但却百炼钢化为绕指     

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关联——“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一学术史事件为观察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深层次关联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从学术媒介的角度来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引发的轰动效应,与《努力周报》良好的学术传播效果有关;在随后展开的古史讨论的过程中,《读书杂志》等报刊媒介又为“疑古派”取得讨论的胜利提供了诸多舆论上的便利;而当《古史辨》第一册刊发之时,朴社等出版媒介则为顾颉刚全力推销该书提供了很大的助益。总之,学术媒介在“古史辨运动”兴起历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还扭转了近代史学的方向。     

史学的统一体消失在学科的多样化之中

(一)纵览历史,环顾现实,现代史学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其面貌全部改观。我们面临着史学的统一体消失在学科的多样化之中的事实。史学史告诉我们:奴隶社会的史学主要是战争史,西方史书如《希波战争史》,《伯罗奔尼撤战争史》、《朱古特战争史》《高卢战记》、《内战记》、《远征记》等直接用“征”、“战”名题,我们从此便可知晓其内容之大概。即便是色诺芬的《希腊     

我国古代史学的表现形式及其特点

<正> 我国古代的史学源远流长。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有自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点。本文就此问题试作一些初步探讨。 (一) 《文心雕龙·史传篇》曰:“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章学诚《文史通义》云:“夫史所载者,事也。”“史为记事书”。刘知几《史通》议:“为史之道,以传古今”。“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这都说明,古人历来都把记事作为史学的基本属性。这种说法对古代史学的初创时期并无错误。因为记事的出现,标明人类已由野蛮向文明的迈进,说明人类对周围的环境、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已经有了一定     

从史"义"说思想与社会的互系

随着价值相对主义愈益逞辩于人文学术的腹地 ,史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先前所谓“历史本来面目”的执著渐次松开后 ,史学须得找到一个新的阿基米德点以获得人们的再度信赖。人们当然可以更多地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话语那里觅取希望 ,这里却情愿借助中国史学的资源探求另一条蹊径。一、从《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说起中国史学的源头可追溯到经由孔子笔削之《春秋》,尽管这之前早就有了诸多编年性的纪事文献。孟子曾如此评说《春秋》的发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萌芽与发展概说——从原始到唐代的刘知几

一般认为,中国史学批评始于唐代刘知几《史通》。如杨东纯著《中国学术讲活》说:“刘知几是中国史学批评的初祖。”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史通》不是“横空出世”的,在它之前,古代史学批评曾经有过漫长的萌芽与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