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正> 任何文化领域之争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思潮,反映了人类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取向和不同道路的抉择.中国文化领域展开的关于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实际上早已存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中西学之争是第一次交锋,当时是在西方思想传播,中国封建王朝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第二次交锋是“五四运动”前后的新文化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潮开始酝酿的历史时期出现的;第三次交锋则出现在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政治改革时期,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论的继续.     

人性假设与制度伦理的正义价值诉求

中国传统的集团文化形态是以人性本善的“礼”为核心 ,派生出了“以善抑恶”的善正义制度伦理 ,它内含着德治精神的设定身份、分别等级、增进和谐的“亲和”性正义价值取向。而西方的经济文化形态则是以人性本恶的“法”为核心 ,演绎出了“以恶抑恶”、“以恶增善”的法正义制度伦理 ,它内含着契约和法治精神的设定主体、分别物权、公平转让和各得其所的“分构”性正义价值取向。从历史的进程看 ,一个社会中集团文化和经济文化只有平衡协调发展 ,使集团原则和经济原则处于均衡状态 ,把对个人利益动力的驱使放在尊重集团原则维持秩序的基础之上 ,才会使社会秩序文化真正繁荣起来。所以 ,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伦理的正义价值取向和基本理论 ,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汲取西方崇恶制度伦理的法正义诉求的合理内核 ,是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明末西学东渐重评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即学术界习称的西学东渐，是从利玛窦来华开始的。明末由耶稣会上传入的西学，是“古学”还是“新学”？这是评价西学东渐首先遇到的一大问题。这里的所谓“古学”，是指古代中世纪文化，“新学”则指随资本主义发展而出现的近代文化。长时间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严重歪曲历史，过分夸大耶稣会上把西学传入中国的历史真相。而国内前哲在把被西方学者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时候，则又不免矫枉过正，认定“耶稣会的本质就规定了他们不可能传来真正的科学”，他们不仅“不可能带来作为思想解放与思想革命的产物的近代…     

同致而殊途：钱穆与胡适的两条通往现代之路

钱穆与胡适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座高峰,他们各自开辟了一条通往现代之路。钱穆以绵延的文化传统为民族的“生命”,强调根植于传统,吸收西方文化的科学民主精神;胡适则盛赞先秦的理性精神而否定中古宗教的蒙昧成分,希望建立接触西方现代思潮后恢复理性传统的人本主义的中国。某种程度上,传统在钱、胡理论中分别是绵延与断裂的。钱穆又强调中国文化之特殊性,倾向于在中西不同处建立“特殊性”认同,要求世界各民族之传统步入现代化后,仍能各美其美。胡适追求的“现代”则是西方殊相发展出来的共相,他认为世界文化有渐渐朝混合统一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并倾向于建立“普遍性”认同。可以说,二氏的两条现代化道路所致为一,其途则殊。     

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国传统歌谣

中国传统歌谣的口头创作、口头流传、集体加工的方式逐渐萎缩,不等于中国传统歌谣消失,中国传统歌谣对中国诗歌、音乐、舞蹈、曲艺的影响是深远的。“美”与“刺”是中国传统民谣的两种基本表现手法,这两种表现手法在中国现代民谣中有所延续。中国传统歌谣没有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也没有把西方文化变为中国文化,中国不应在全球化浪潮中丢掉其民族风格特征。     

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

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现代戏剧,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锁定在人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上。虽然同样是关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困惑,中、西方现代戏剧各自的“现代性”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现代戏剧履行着“启蒙救亡”的社会职责,而西方现代戏剧则实践     

中西方文化性格之比较——谈“情”与“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古今中外,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性是一样的,都有其喜怒哀乐感,都有其是非爱恶心。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如一对孪生兄弟因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不同性格一样,中西方文化从同一元点——人性出发,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形成了迥乎不同的两种文化性格。中西文化的差异,表现在深层次的文化精神方面,可概括为:中国人重伦理道德,西方人重民主科学;中国人讲义务,西方人讲权利;中国人以家族为本位,西方人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是艺术的和道德的;西方文化是科学的和法律的。作为文化精神外化的文化性格,中西方的区别归纳为一句话:中国文化重“情”,而西方文化则重“理”。本文仅从这个角度,并侧重于“情”,     

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发端及价值选择误区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商品生产交换领域的拓展、西方民法理念的冲击、对司法主权之渴望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创建,为中国民法现代化的发端创造了充裕的条件,并由此掀开了中国民法现代化的起始一章。不过,中国民法现代化起始阶段,由于受西方“权利社会化”思潮的影响,民法制度的价值选择不恰当地定位于“社会本位”之上;同时,受这一时代西方社会的“法典化”现象影响,民法制度的创制又过分强调了“法律移植”的作用和“制定法”的地位,而忽略对自身传统民法文化的承继和对善良习惯的汲取。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求索起始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是与民族救亡的路程相伴相随的。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主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题,可以概括为追求科学和理性精神。在师法西方的过程中,从器物文化到制度文化再到精神文化,都是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在落后挨打的痛苦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感悟到了西方现代化的威力和气势,意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强大作用,因而立志要科学救国。从魏源最先在“西器”中发现“西技”,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到洋务派创建实业、兴办新式学校、译介科技文献,表明中国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科学技术的偏见与歧视的传统思…     

试论孔孟儒学与原始基督教的仁爱观

<正>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则具有极大的影响。作为一个具有完整内容和独特智慧风貌的文化实体,儒家文化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儒学。基督教最原始的根源当推溯于犹太教,其自身的开端却是早期基督教或原始基督教。原始基督教大约产生于公元一世纪中期的巴勒斯坦地区,恩格斯把公元325年尼西亚会议前的基督教称为“das urchristentum”,意为最初的基督教,我国史学界则称其为原始基督教。     

理论的语境转换与批评的现实规范--试论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后革命"视点

大众文化的产生、崛起与发展 ,是文化发展中具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先后引进 ,刺激了中国大众文化批评的开展 ,也解决了一部分中国的大众文化现实问题 ;但要警惕和防止以“他者”的文化眼光来遮蔽中国本土的问题情境 ,或把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硬性移植到中国而变成“假想敌” ,所以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将西方文化理论“再语境化” ,结合中国当前的“后革命”特色 ,坚持适时而积极的文化批评。     

如何看待中西音乐的关系

“中西方音乐关系问题”仍是中国音乐学界最大的争论话题,一种观点是肯定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另一种观点是中国应如何完整保留其本土音乐文化,就此话题,表述自己对中国音乐发展的看法。     

政策试验何以在中国落地开花?——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视角

政策试验诞生于中国独特的政治过程,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本文基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视角,从中西方文化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分析在中西方不同文化土壤之下,中国制度框架中对政策试验的特殊包容性体现在何处,中国的制度韧性何以体现。通过探究政策试验的灵活性、创新性和可扩散性三重特征的内在意蕴,深层分析政策试验可以在中国落地生根、生根发芽、遍地开花的制度机理,解码政策试验成为“中国之治”的关键钥匙。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及评价

抗战时期钱穆的文化复兴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批判,反对清末以来一些“革新派”的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西方文化为评价标准,不加分析地把中西历史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先进(西方)与落后(中国)的区别,把自秦以来二千年的中国历史都说成是“中古时代”或“封建时代”的历史,否认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甚至自我菲薄,把中国历史文化说得一无是处,而主张对中国历史文化要有“温情与敬意”;二是对中国文化特殊性的阐释,在考察中国文化赖以产生的独特环境的基础上,就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在政治、经济、人生观念和宗教等方面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三是对文化复兴之道路的探索,主张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来接纳或吸取西方的科学。     

从文化交流背后的冲突来看"礼仪之争"

"礼仪之争"是中国基督教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事件,它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有很大影响,也激发了西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认识.对这场争论进行溯源,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扩张、宗教改革、政教关系等等因素的作用,但贯穿始终的是中西方这两种本位主义文化背后潜在的观念冲突.冲突既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之间,也各自存在于西方传教士之间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而且自传教之初就已经存在,在其他的因素的作用下一步一步彰显出来,直至最终激烈的争论的爆发.     

论东西方文学的"弑父"与"尊父"情结

父子冲突是东西方文学共同的母题,但在对父亲的情感处理上,西方较多地表现为“弑父”情结,东方则表现为“尊父”情结,中国儒家关于君臣父子伦理思想是代表。不同的情结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精神的反映。     

审美的道德之境——中西形体审美意识的伦理精神之同异

中西形体审美意识中伦理精神之“同”,主要表现在“朴素为美”的道德理想及其对物质身体形式与精神心灵统一关系的规定方面。它们的“异”,在于伦理精神在中国形体审美意识中作为道德理性发生作用,在西方则表现为知识理性。具体而言,西方形体审美意识与“神人相合”文化模式紧密贴合,中国则以“纯粹伦理主义”为出发点;西方强调二元对立中的统一,中国则强化心灵的道德价值一元性;西方形体审美路线是由外向内、由身体形象透视心灵精神,在中国则走上了由内向外、由心灵价值反观身体形象存在的道路。     

对韦伯“价值中立”问题的探索

韦伯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把“价值中立”理论系统化。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前在西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却也有人对它质疑。并且其争论到今天也还没有停止。虽然“价值中立”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其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