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诗文用韵概况

研究沈约诗文用韵,旨在得出其用韵概况,以期了解其用韵分部与《广韵》分部之关系。通过圈联、归纳韵脚,沈音共得四十六部。阴声韵十七部、阳声韵十四部、入声韵十五部。把沈音韵部与《广韵》韵目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区别有四点,如《广韵》开合口分为两韵的,沈音同为一部;《广韵》中重韵,沈音中未见。四声分用。     

从曹操诗歌看汉魏语音的演变

建安时期是汉语语音由上古向中古的发展演进期,这一特殊时期的语音特征是复杂纷繁的.本文通过对汉魏诗坛领袖曹操诗歌用韵的分析,对当时各韵部的分合情形进行了初步反映.     

汤式散曲小令用韵简析

汤式是元末明初一位具有代表性和过渡性的散曲家。研究其散曲小令的用韵，将有利于大家了解这一时期散曲北小令用韵的一些特点。通过统计、分析、归纳得知：在其161首小令中，押韵方式共6种，有5类7首超越《中原音韵》的部界，用韵稍宽。与明代前期、中期、中后期代表性散曲家的北散曲小令用韵情况比较，发现汤式在小令用韵方面还是较为严格地遵守《中原音韵》的韵部押韵的。     

高启诗歌用韵研究

对明代高启 783首乐府诗、古体诗进行研究 ,归纳其韵部系统 ,发现了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如 :灰泰合口呼押入支微部 ,尤侯部唇音字“妇”押入鱼模部 ,佳韵韵系部分字押入家麻部 ,鱼模部与支微部相押 ,皆来部个别字与支微部个别字相押 ,寒先部与真文部混押等等     

北宋诗人宋祁古体诗韵考

诗人用韵的研究对于研究一定时期的历史语音特点有着重要的价值。本文首先对北宋中期诗人宋祁古体诗的韵系进行分析,然后归纳其韵部和用韵特征。宋祁的古体诗韵系分析、韵部和特征归纳分八组进行。     

韦庄词用韵考

韦庄现存词54首,可以归纳系联出15个韵部,与王力先生考证的晚唐—五代音系基本相符,韦词用韵较宽,能反映一些当时的实际语音情况,对于全面地考察晚唐—五代音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最明显的是灰韵以及泰韵对韵的合口韵字归并入麻与支微部,在声调上则表现为多用平声字入韵,而且绝大多数是同调相押,此外韦词中上去相押也较为常见,这反映了他作为唐五代关中文人的用韵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宋词韵部变化的先声。     

从谢脁诗歌用韵看齐梁时期二等韵的分用——兼论王力、周祖谟韵部之划分

二等韵的分用,是齐梁时期韵部演变最显著的特点,也是王力、周祖谟韵部划分最大的不同之处。透过谢脁诗韵,可以发现周祖谟的韵部划分更切合齐梁时期的实际语音,但其认为臻韵是属于《切韵》中的二等韵的观点不够确切,臻韵以及与之相承的入声栉韵的音韵地位实际上是假二等真三等。而王力的黠韵归曷部、鎋韵归薛部的观点尚需斟酌。     

杜牧诗文用韵考

杜牧(公元803—853),字牧之,唐代著名文学家。其诗文在我国文学史上负有盛誉,尤以诗作称著,跟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同时,他的诗文在我国音韵史上也很有研究价值。这是因为: 第一,杜牧生活在晚唐时期,上逾《切韵》成书两百余年,下距《广韵》成书一百五十年,归纳其诗文用韵情况,可资研讨唐宋音韵的演变,有助于考订“切韵—广韵”音韵系统。“从诗人用韵来窥探当时的语音情况,这是研究汉语历史语音学的重要途径之一。”①杜牧诗文就是探讨晚唐实际语音的重要材料之一。     

金代山西古体诗用韵研究

金代山西古体诗的韵母系统可以归纳为19部,与同时期中原一带的韵母系统基本一致,从总体来看反映了当时通语的语音系统。和中原音韵相比,这个韵母系统具有3个特点:入声仍然作为独立的韵部存在,山摄还没有分成桓欢、寒山、先天三部,车遮韵、支思韵尚未形成。古体诗用韵研究对于汉语语音史具有重要价值。     

李俊民、段氏二妙诗词文用韵考

金代山西人李俊民、段成己和段克己诗词文的用韵可归纳为18部,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同韵部之间的通叶现象。经过与宋代西北方音等的比较,并联系现代晋语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不少合韵应该就是金代晋语特点的反映。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唐诗中的三国历史文化——兼谈巴蜀地域性文化下的唐人咏三国

唐诗,三国历史文化的另一艺术载体。本文将唐诗、三国历史、巴蜀文化三者作整体考察,从接受角度梳理了为什么三国历史文化受到唐人喜爱,从影响角度揭示了三国的汉魏文学传统对唐诗气象的催生和唐诗人对其的传扬,有选择地从创作角度展示了唐人重构三国人事的诗歌再现,从区域角度探讨了巴蜀地域性文化特征促进唐人喜咏三国的独特现象,进而发现了三国文化注入唐诗、唐诗又在巴蜀文化场所歌咏三国历史的关联。     

三国蜀汉政权国号“汉”考论

三国分魏、蜀、吴,其中魏、吴是国号,但蜀不是国号,而是地域号。《三国志》陈寿开始正式用地域名称"蜀"代称刘备建立政权的国号"汉",以与建都长安的西汉王朝以及建都洛阳的东汉王朝区别,但在行文中仍然保留不少反映蜀汉政权国号"汉"的记载。裴松之的注、《三国演义》也保留一定数量的记载,后人对"汉"作为蜀汉政权国号进行了研讨。     

明清三国戏曲的翻案补恨

明清三国戏曲出现了众多的翻案补恨作品,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为翻历史定局之恨,这是翻案补恨之作的主流;二是弥补个人之恨。除此之外,转世报应也可以视为另类的补恨方式。前者围绕着诸葛亮及蜀汉集团,后者则围绕着蔡文姬、荀奉倩等人。转世最主要的对应方式有两种,一是西汉初年与三国对接,另外一个则是曹操的身后报应。     

三国争霸,争在夷陵——简论三国时期宜昌地区的军事战略价值

宜昌,古称"夷陵",乃"楚之西塞"。在汉末三国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是名副其实的"争地",乃三国兵家们拼死争夺的焦点:三国之争,争在荆州,荆州之争,争在夷陵。蜀汉集团的悲剧始于夷陵之失,夷陵成为蜀汉英雄们永远的伤痛。     

汉末与三国时期人口迁徙考

东汉末年的战争动乱,如果从光和七年（184年）黄巾之乱爆发算起,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国鼎立形成为止,长达35年.在此期间,波及中原大部分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持续了多年,局部的战争也年年都有.东汉末年的战乱,加上三国时期,魏蜀吴之间不断发生内战,使得战乱地区人民生活不安宁,于是向外地奔逃,去寻找安逸的乐土,因而形成了人口迁徙.     

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

我国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于唐朝达到鼎盛。东汉至三国时期为早期的佛经翻译实践;两晋时期逐渐开始对以往译作的翻译批评;隋唐时期初步形成佛经翻译的理论思想体系。这些思想又指导译场的翻译实践,造就了一批不朽的经典译作。因此,佛经翻译时期的译论发展模式呈现出＂由翻译实践到翻译批评,再由翻译批评到翻译理论,最终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环形模式。     

论六朝陶瓷艺术的审美取向

六朝陶瓷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创作的作品。以东晋为分界,其艺术风格在前后两个时期具有明显的差别。这一差异是由两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审美取向所造成的:三国、西晋时期的陶瓷艺术直接继承的是汉文化因素,即以神学为主要审美取向;东晋、南朝时期的陶瓷艺术衔接了魏晋玄学思潮的影响,在艺术风格上以简约、幽雅,以及瘦骨清像的人物创作形象作为审美取向。     

论琅邪文化

由琅邪地区(山东半岛东南部)特殊的地理形势及人文环境孕育而成的琅邪文化,是一种兼得齐鲁文化之长的文化形态.它发端于先秦,正式形成于西汉,发扬光大于东汉、三国、魏晋,其影响一直延续至近代.琅邪文化的主要特征,一是民风的古朴敦厚然又不乏进取精神,二是学术思想的兼容性及学风的经世致用,三是谋略的深远与行动的谨慎,四是以家族为主的文化传承方式.     

由《全三国文》中《诗经》征引看诗经学的文学转向

通过考察《全三国文》中各类文章征引《诗经》的情况,指出诗经学文学转向的四方面表现：一,较之汉代诗经学注重教化大义的解释,三国文章中的《诗经》征引成为增强文章感染力的文学手法与技巧;二,《诗经》中被称颂的历史人物在三国文中成为审美符号,部分被寄托大义的词语成为充满感情色彩的成语、惯用语;三,三国文作者引用经学家的解释时融入了个人的情感和体悟;四,三国文作者摆脱以《诗经》为“经”的传统,将自己对诗的理解运用到文章中,并将部分诗句作为典故来使用。由此可见三国诗经学出现了文学转向的新趋势,融入了魏晋文学自觉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