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种地到经营地：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研究——基于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的个案分析,考察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经营模式变迁,即从种地到经营地这一现象的发生机制,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进入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思考。首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生活空间解体导致年轻劳动力流失程度加重,作为生产空间的村落事实上逐步解体并引发传统农地经营模式转型;其次,“国家在场”与“资本下乡”不仅有利于实现土地保障功能向财产功能转型,也是农业产业化和农民现代化动力系统的核心机制;最后,以新型职业农民阶层立场审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的“新三农”问题,则要求区别对待不同土地经营者“下乡”形成的多元雇佣关系,以培育高素质农业劳动者为契机,“有条件、分步骤”推进中国农地制度诱致性变迁,建立科学合理的制度改革风险分配机制和制度创新利益分享机制,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农村社区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征地补偿制度的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用,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唯一能保障其生活就是土地征用补偿。但是,在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下,许多农民却出现“征地返贫”的现象。审视我国现行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其存在一系列问题,应当从将市场因素导入补偿标准、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扩大补偿范围、丰富补偿方式等方面完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     

太平天国和上海近代化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一片战火,而上海近代化工业和交通公共事业却得到飞跃的发展。太平天国运动是促进上海近代化的,但它不是直接的、正面的推动,而是一种“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在影响、加速上海近代化的。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的中国,一群为土地束缚、意识闭塞的农民、手工业者冲破“老死不相往来”的农村,来到了长江中下游。1860年,他们东进苏州、常州和长江三角洲时,已是失败前夕,强弩之未,使这支农民部队缺乏建立“新天新地新世界”的远大斗争目标,而因为追求权力和财产再分配丧失有严肃的纪律。当时     

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化从这里开始

世世代代以土地为命根子的中国农民,今天与土地的关系开始悄悄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些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民,自觉自愿地将土地经营权让给其他农民发展土地规模经营。由此,在中国这个传统的农业国度里,农村土地制度迈出了走向市场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 在中国农村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之首的江苏省无锡县张泾镇,有一个新浒农场。这是—个家庭农场,第一承包人李松凡是浙江省长兴县人,而农场的实际经营人却是长兴县的石子良。石子良和他的妻子与亲戚6个人耕种农场13.3公顷土地。     

民生第一功——回顾中国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的历史经验

纵览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史册,丰功伟绩,光华耀目;而彻底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即属最辉煌之篇章。 中国素称“以农立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国民生计的中心问题,也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中,彻底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实属“民生第一功”,人当铭于心,史当载于册。     

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土地问题的设想和尝试

改革封建的土地制度,合理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也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路线,就是要消灭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有两种方式,一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即采用暴力手段,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一是实行和平的土地改革,即由政府发行土地公债,征购地主的超额土地,通过赎买来改变封建土地关系,实现“耕者有其田”。中国的土地问题最后是通过暴力手段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其分配给农民的方式解决的。但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有过和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设想并作过具体尝试。为了有助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     

农民怎样看土地延包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农村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 ,再延长 3 0年不变”。农民对此是怎么看的 ?持什么态度 ?是赞成、是反对还是漠不关心 ?1999年 7月陕西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在志丹县抽取了百户农户进行了现场调查 ,其结果是 :一、土地延包工作至关重要 ,全体农民坚决拥护。农村土地延包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 ,进一步明晰 ,确认农民对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 ,促进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 ,调动农民群众保护、开发土地的积极性 ,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 ,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的一项关键工作。调查中 :10 0 %的农户…     

邓演达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

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烈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英勇战士。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过去长时期很少有人研究他的政治思想。为了认识邓演达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为了总结经验教训,现仅就邓演达关于土地问题的主张进行初步的研究,请学术界同人指正。邓演达非常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他把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看作是中国革命中的两个最大的问题,而“土地问题可算是我们的中心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一种工作”,因为“土地问题解决了,才算是农民问题解决了”,“土地问题若果不能解     

土地、政策与农民心态

传统的中国农民是靠土地生存的 ,土地不仅是农民的基本生活手段 ,更是农民财富和社会身份的象征。由于对土地的过分依恋造成农民的平均主义和保守主义倾向。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变化引发了土地与农民关系及其心态的变化。土地改革使农民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 ,尔后实行的集体化道路和农民的恋土情结发生了严重冲突 ,改革开放使农民再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对于世纪末的农民而言 ,土地是必需的 ,但不是唯一的。土地情结由浓变淡是 2 0世纪农民观念的最大变化     

魂归何处：“阴宅”的法律属性与社会功能初探——从周口“平坟运动”切入

“阴宅”是连接死人与活人关系的特殊建筑物,坟地属于集体建设用地范畴,是农村一种特殊的宅基地.它是农民日常宗教生活的重要场所,是维系乡村“文化网络”的重要手段,是维持村庄社会团结的重要载体,更是农民当下一种重要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河南“平坟运动”是在国家土地政策和地方政府“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双重约束下发生的一种“运作土地”行为,它误判了“阴宅”的社会性质,无视其重要社会功能,是一种严重损害农民土地权利的行为.为防止这种行为的再次发生,有关的法律制度需要尽快加强和完善.     

土地制度形成中的农户作用—— 一个村庄调地过程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调地过程的微观描述,分析了中央出台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如何从一项“被制定的政策”,进入执行状态,成为“被执行的政策”,并发生变通的。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乡村干部、农民通过自己的理解和能动行为,使中央政策发生了“情境化偏离”,成为更接近乡村实际的“土政策”,理解并尊重农民对土地制度形成的能动作用的意义在于,我们出台政策应更多地考虑农民的需要,以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将好事办办好     

农村土地抛荒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土地的自然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然而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在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却出现了严重的土地抛荒现象,土地的有效利用率比承包制之初大大下降,这使得中央政府在农村稳定家庭承包制的基本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家庭承包制的初期作为一种权利而赋予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反而已经成了一部分农民的负担,因为这部分农民选择了抛荒以逃避土地。虽然在2004年农业税逐步减免的政策实施以来,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但是依然有必要揭示这一现象的机理并以此为鉴,检查中央政府在农村土地政策上的得失。诸多相关文献已经涉及农村土地闲置的原因,本文将在这些文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农民的土地耕作选择模型,从制度和经济两个角度剖析土地抛荒的内在机理。     

观察郧西“打工经济”

农村劳动力到城市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地区劳动,形成一种经济现象,人们称之为“打工经济”。许多农民靠打工增收、脱贫致富,但也有些地方农民外出打工存在盲目现象,有的信息不灵,有的久候无果,有的收入低微,有的工资难讨。而湖北省郧西县的农民“打工”信息的联络却与众不同。     

论司法实践中农村土地转让合同效力的认定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自主性的增加,在农村的经济发展中,土地经营权进行流转的现象频繁发生,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转让合同纠纷却不断增多,由于法律对合同效力问题没有做出明晰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土地转让合同的效力成为实践中的难题。本文从相关法律的立法本意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进行论证,以期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印度土地制度效果对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印度和中国一样,都是庞大的农业人口分享微薄的农业收入,印度表现为贫困问题,中国表现为农民收入问题。印度的土地私有制度并不成功,50多年的持续改革也不能减缓贫困现象,因此中国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制。“国有永租制”就是与城市土地制度相一致的土地制度,农地国家所有,农民享有永久使用权。减少承租农地的人数,同时把农业收益留给农业经营者是农地永久使用权制度的核心目标。     

老区土改中为何发生乱打乱杀

土地改革进入复查阶段后,一些地方乃将土改工作重点由用清算方式将地主土地转入到农民手中,演变为追挖地主藏匿的浮财,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乱打乱杀现象.群众运动本身容易产生过激行为,加之片面强调走“贫雇农路线”,对于群众运动发生的偏差采取尾巴主义的态度,并且“缺乏严禁乱打乱杀的政策思想”,是老区土改中一度出现乱打乱杀现象的重要原因.     

宋代土地政策研究

土地作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在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历代王朝对土地兼并都有着严格的限制。而宋代一反历代王朝抑制土地兼并的惯例，采取“田制不立”和“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土地制度的一大奇异现象。那么这样的一种土地制度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半工半耕”的区域差异与农民家庭发展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并渐趋稳定的,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民家庭主要的经济模式。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决定了“半耕”的状态,农民与市场的关系则决定了“半工”的状态。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及农民与市场的关系的区域差异塑造出了强弱有别的、差异化的“半工半耕”形态。“半工半耕”的强度直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奠定了农民家庭发展的基础。经验视野中的“半工半耕”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涵,它不仅是理解转型期农民家庭和村庄社会的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理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维度。     

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与启示——从乡村振兴战略的视角谈起

建党100年来,中国共产党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农民与土地关系视为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抓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的解决成为党把乡村群众引入中国政治舞台的前提,改变了农民“一盘散沙”的传统局面,从而保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解决农民与土地关系问题成为贯穿保障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脉,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使农民在经济、政治上得到彻底翻身,进而通过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化运动,带领农民走上了集体化道路;在改革开放时期,农民与土地关系成为开启中国农村改革的金钥匙,成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农村改革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农民与土地关系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线,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吹响了发展乡村、振兴乡村的号角。中国共产党处理农民与土地关系的百年实践带来的深刻启迪是：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重塑农民与土地关系,是今后解决农民的生存、保障和发展问题的必然逻辑,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问题所在。     

从统计视角辨析“三农”问题中的农民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如何定义农民,却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是从身份上还是从职业上来定义农民。从职业上看,有相当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中去了,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减少了,但他们的身份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笔者认为,农民是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农民并不一定就要经营土地。从身份上定义农民是比较合适的,我国仍有9亿多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应将农民工与乡镇企业职工考虑在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城镇人口而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