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兼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由来与治理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使人重新关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全球公共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全球公共问题是由于国际公共品的特征诱发国际社会行为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倾向,使国际公共品陷入困境所导致。＂霸权力量＂、私有化和国际机制是全球公共问题的治理之道。当前席卷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为观察全球公共问题及其治理提供了契机。     

国际私法中的主权表现方式的演进与趋势——以美国法律选择方法为例

由于主权的国内和国际内涵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解,而且主权的实现也和一国具体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因而各国国际私法的主权特色也会不同。本文通过历史分析,结合法律选择中的主权因素,分析了主权的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在传统国际私法＂规则＂中的重要分量,而在美国＂冲突法革命＂理论中,由于强调了实体法的内容和法律选择政策的考虑,从而体现了国际私法＂方法＂中不同的对内主权内涵。并认为在现代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因各国特殊的法律选择政策考虑,对法律选择方法的采用和规则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就法律选择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解读“哈耶克命题”及其启示

＂哈耶克命题＂的核心是货币的非国家化。＂哈耶克命题＂的基本含义是：货币与其他商品并无不同,通过私人发行者之间的竞争来供应,要好于政府的垄断发行。基于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解读＂哈耶克命题＂获得的启示是：利用金融市场上的优胜劣汰机制和竞争机制,淘汰＂劣质＂金融产品、激励金融业保持并提升其特许经营权价值;创造非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具有可能性,其前提条件是消除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     

国家税收主权在国际税收专约中的价值之维

国际税收专约是有关避免国际重复征税以及开展税务合作的国际条约。它以协调缔约国间的税收权益分配为目的，并捍卫国家税收主权和维护跨国纳税人合法权益。国家税收主权是国家经济主权的表现，而国家经济主权归属于国家主权。国家税收主权在税收专约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国家税收主权的价值蕴含政治价值和法律价值。随着国际税收体系的发展，国家税收主权的价值功用日益突出。     

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概念——外蒙及西藏问题中的“主权”与“宗主权”

所谓的"西藏问题"是一个集合性的问题,呈现出诸多侧面,在这些侧面上西方与中国存在着不同的话语。究其根源,应该是清末民初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在"西藏问题"上的"宗主权"一词的使用。因为汉语的"宗主权"与英文的"suzerainty"(苏索伦梯)完全是不同时空、不同性质的概念。通过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梳理,可由此看到西方列强在西藏、外蒙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扩张,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概念在推动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中所起的作用。但是,17世纪当"主权"(sovereignty)这个概念产生,并被中国所认知时,"主权"成为对抗西方列强的重要武器。近代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瓜分时,所形成的包含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一体性"与中国对主权的主张合流,最终成为阻止民族分裂的坚固堡垒。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还是业主权——法律术语的选择与界定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作为法律术语不能准确反映其所指向的权利的客体与内容,我国《物权法》应当采用＂业主权＂这一概念。业主权的权利主体是业主,权利客体是物业管理区域,权利内容包括业主的专有权、共有权和成员权。     

国际经济的难点、热点问题——张其佐教授接受新华网博鳌高端系列访谈

2011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围绕＂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的主题进行高端智慧碰撞。经济学家、成都大学副校长张其佐教授作为全球高校中参与年会核心议题讨论的唯一嘉宾出席了包容性发展分论坛。张其佐教授在博鳌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对东北非局势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中美经贸合作关系、日本灾后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以及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如何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等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文化主权与文化软实力的认识与思考

近年来,关于文化主权和文化软实力的问题得到广泛关注。从文化主权与文化软实力的内涵、文化主权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以及中国在文化主权与文化软实力上的思考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以期进一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当代国际法与国家主权

与传统国际法相比，现代国际法确认和维护国家主权，包括确认和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政治经济文化主权、主权管辖和主权豁免等。现代国际法也约束和限制国家主权，否定绝对主权，国家主权必须接受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约束和限制。国际法与国家主权将互相制约、长期共存，国际社会必须在妥为顾及国家主权的情形下建立国际法律秩序。     

国际软法在主权财富基金监管中的成因、作用及启示

国际社会出于解决主权财富基金跨境投资法律监管问题的需要,近年来出台了不少新举措。这些实践包括由部分发达国家制定,限制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战略经济部门的国内法;由国际机构指定,被主权财富基金认可的国际软法规则。在对后者进行研究之后,认为在主权财富基金的监管领域国际立法软法化的原因在于：避免了主权成本、能够回应现实不确定性、允许政策偏好的分歧。软法在该领域起到了提供相对统一的国际标准与为持续磋商奠定基础的重要作用。通过这些分析,对进一步了解、研习国际软法大有裨益。     

主权财富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多维性与我国立法适应性

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活动的跨国性决定了其信息披露的国际规制与东道国、母国国内规制的多维性品性。尽管目前国际规制仅以软法规范存在,但是通过母国国内法确立主权财富基金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来自律遵守国际软法规则,能够更加体现母国自觉实施该规则的行动,可以减缓东道国对主权财富基金在其境内投资的政治目的的担忧。审视我国现有主权财富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对于主权财富基金规制的空白,我国应当从国内立法层面适应国际上有关主权财富基金信息披露的多维规制,以完善《公司法》中国有独资公司股东知情权内容为主线,制定专门法规范我国各类主权财富基金,确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以切实消除主要投资东道国对我国主权财富基金政治投资目的的担忧。     

国际机制强化国家经济主权——以主权内涵变迁为视角

考察经济主权内涵变迁,可知国际机构和国家经济主权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零和博弈以及相互竞争的关系。国家通过国际机构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并非将主权进行让渡而使自己的经济主权受到限制。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国家主动承担国际义务,可以实现对国内利益群体的限制,防止国内利益群体通过寻租行为捕获政府,迫使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国家并不会因为接受国际机构的义务约束而使经济主权受到限制,反而会强化国家的经济主权,最终促进本国经济目标的达成以及社会公共福利的增加。     

网络主权的政治基础与法律保障

越来越多主权国家重视网络空间的主权利益,网络主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已经得到世界的广泛认可。 网络主权的确立和实现是国家主权理论在网络空间的应对,需要植根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环境,同时坚持总体安全观的国内政治考量。当前国际立法为网络主权提供法律保障,国际社会需要基于国家间的勤勉注意义务,以禁止适用武力为底线,扩大网络安全立法范围,打击网络恐怖主义与网络犯罪,增加国际合作,以求促进国际网络秩序的有序健康发展。     

论国际社会提供保护责任的协助与补充属性

主权不仅是国家所拥有的控制、支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保护其人民的责任。如果国家不愿或不能履行保护责任,国际社会就应该提供保护。保护责任机制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主权国家承担的是首要的和主导性的责任,而国际社会承担的则是补充和从属性责任。强大而运用正当的主权权能是国家履行保护责任的手段与保障,国际社会在主权权能缺失时应当提供必要的补充保护,但最终应实现目标国的权能培养与提升。主权是国际社会里一种特殊的自我演化的身份秩序安排,国际社会应按照补充原则来提供保护,这样才能充分尊重和维护目标国的主权身份。国际社会在苏丹达尔富尔的保护实践验证了从属、补充原则的恰当合理。     

主权债务争端解决之国际仲裁机制研究

主权债务危机近年频繁爆发,引发诸多争议,挑战国际金融秩序。传统解决主权债务争端以谈判协商和合同方法为主、在债务国或债券发行地国内法院诉讼为辅,并非十分有效。近年国际仲裁之复兴,为解决主权违约提供了新的契机和路径。尽管在认受程度和法律技术层面等仍存障碍,但因该机制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常设仲裁法院等国际组织的强力推进,国际仲裁将在主权债务争端解决中发挥更大作用。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商业豁免例外的适用

本文主要通过对＂仰融案＂、＂莫里斯案＂、＂加拿大天宇网络有限公司案＂几个以中国政府为被告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比较,对美国法院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商业活动例外的规定加以研究。文章分析《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关于商业活动例外的规定即第1605节（a）（2）款的具体组成及其对适用产生的影响,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后的诉讼提供建议和帮助。     

主权与人权关系略论

主权和人权是当代世界两个相互缠绕的问题 ,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也是相互串联在一起的。尽管人权与主权有相互促进的一面 ,但从历史渊源来看 ,人权主要是为对抗绝对的主权而发生的。随着人权的国际化 ,保障人权更成为主权国家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因此弘扬人权意味着一定程度上对国家主权的制约。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体系中 ,主权与人权应当相互兼容。     

近代主权概念的演进及其元价值--兼论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的维护

主权概念产生于国家型构的需要,随后又逐渐发展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准则。在人类社会迈入20世纪之后,主权概念受到诸如主权消亡论之类的诸多挑战。但实践证明,主权概念在其数百年的演进历程中所积淀下来的元价值却是任何挑战都不可动摇的,即便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主权概念的国家型构、社会安全、人权保障、公意凝聚与国际和平等基本价值,仍然是国内政治乃至国际政治得以维系的价值基础;如果拆除国家主权这根支柱,不仅国家这座大厦将顷刻倒塌,而且国际政治也势必堕落为弱肉强食的无政府状态。为此,有必要对主权概念进行正本溯源,重申主权概念的基本价值,使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重新回缚于国家主权的价值基础和基本准则。     

论“人权高于主权”的本质

“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国家新干涉主义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歪曲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夸大了个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就美国来说,搞人权外交由来已久。然而,90年代以来,“人权高于主权”论广为传播却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人权高于主权”论的直接目的在于为干涉别国内政制造理论依据,逃避干涉别国内政的责任,服务于它们既定的国际战略目标。     

主权与球权问题初探

“球权”指的是国际社会合理合法的正当权力与利益 ,即国际社会共有的权利。主权和球权相辅相成 ,主权平等原则是球权运作的基础 ,球权在主权的让渡中不断完善 ,主权国家的共同利益在主权转让中得以共享。在主权“弱化”的趋向中 ,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主权转让持相对谨慎的态度 ,客观上使球权强化的进程放缓。尽管维护和发展球权符合全社会的利益 ,但是认同并享有它需要共同的利益基础 ,特别是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利益共享的经济基础决定了球权强化的现实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