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由佛归儒到以儒衡佛——熊十力思想的归趣

熊十力的思想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1918年以前,熊十力对王船山、老庄和佛学都有兴趣,思想比较杂乱;1920年后到支那内学院研究佛学,成为轮回论的信徒;1922年到北大讲授唯识学,自创《新唯识论》;1949年后,熊十力的思想从《新唯识论》时期的＂摄用归体＂逐渐向＂摄体归用＂转化,完成了＂由佛归儒＂到＂以儒衡佛＂的最终转折,以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而终其一生。     

熊十力对“种子说”的批判及其对佛教心性本体论的扬弃

种子说是唯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但是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却对种子说进行了针对性的批判,熊氏新论与唯识学之间的根本分歧由此可见一斑。熊氏对种子说的批判不仅反映出与唯识学相比,熊氏本体论更接近于中国化佛学的心性论,而且体现了熊十力在根本立场上已经脱离了非本体的佛学本体论,立"仁心"、"本心"为本体,从而为近代中国哲学建立起更加可靠的本体来。     

性智、量智与涵养--熊十力量论的思想内涵与理论推衍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最初写作构思中包括境论、量论两部分,大致相当于现代哲学中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熊十力没有写出关于量论的系统性著述,但他终生都在思考量论问题,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量论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证悟本体的性智,以性智统摄量智的明体达用,以涵养工夫实现本心呈现的即用见体.与其存在论上的体用不二、翕辟成变相一致,在认识论上,熊十力把证悟本体的性智落实到量智的发用流行和涵养工夫上,形成了认识论意义上的翕辟成变,从而在借鉴中国、印度、西方三方面智慧的基础上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量论体系.     

知识论与哲学——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

熊十力的哲学就是要在哲学和知识论之间划界 ,认为哲学的范围就是本体论 ,知识论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本体论讨论的是终极实在的问题 ,讨论的方法是直指本心的性智。而知识论是向外追求 ,其方法是分析思辨。因此知识论不同于哲学 ,它应属于科学的领域。熊十力这一看法是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虽与本体论有所区别 ,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相传的。本体论关心终极的实在 ,知识论则关心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或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终极实在这样的问题 ,其方法并不是纯粹向外追求。然而熊十力也正确地看到了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并不能使人达到实在     

知识论与哲学－－评熊十力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

熊十力的哲学就是要在哲学和知识论之间划界，认为哲学的范围就是本体论，知识论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本体化讨论的是终极实在的问题，讨论的方法是直指本心的性智。而知识论是向外追求，其方法是分析思辨。因此知识论不同于哲学，它应属于科学的领域。熊十力这一看法是对西方哲学中知识论的误解。西方哲学的知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虽与本体论有所区别，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脉相传的。本体论关心终极的实在，知识论则关心我们是通过什么途径或什么方法才能终极实在这样的问题，其方法并不是纯粹向外追求。然而熊十力也正确地看到了西方哲学中的知识论并不能使人达到实在。     

宇宙观、知识论和基本哲学取向——关于王星拱先生的思辨

作为科学哲学家的王星拱，在他的《科学方法论》和《科学概论》以及其他文章中，比较完整、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宇宙观和知识论。文章在评介他的世界观和知识论的基础上，论证他的哲学取向接近于马赫和皮尔逊的感觉论，而不是什么物质论、观念论、实证论、科学主义。      

熊十力学术讨论会在日本的反响

1985年12月新加坡和中国黄州、台湾等地先后举行过熊十力学术讨论会。其中由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在熊十力故乡黄州组织的学术会议受到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在日本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会议结束不久,日本学者高田淳、岛田虔次等人即致信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等盛赞会议成功,感谢会议期间出版熊十力论著集,使日本学者首次读到了熊氏早年著作《心书》,并对出版熊十力著作提出了很有价值的建议。其后日本学者坂元弘子又在《猫头鹰》、《鄢其山》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介绍黄州会议。在两万余言的《熊十力的思想     

论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儒学观

何为哲学?何为儒学?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构成了熊十力的哲学观和儒学观。以体用论重建本体论,是熊氏哲学最重要的原创性贡献,而“哲学只有本体论”的哲学观乃是熊氏哲学的原点。熊氏指出西方哲学将本体抽象为现象之外的“独存”,使本体和现象被割裂为“两重世界”。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是不离“发用”而反求实证本体的哲学,故是一种可以避免重蹈西方哲学孤悬本体之覆辙的“真哲学”。他认为中国哲学既重反求实证又“不遗理智思辨”,故中国哲学“当为哲学正宗”。尽管中西哲学各有所长,但未来哲学应将西哲重思辨与中哲重实践的意趣加以结合,发展出“融思辨以入体认”的“新哲学”。这些观点表明熊十力的哲学观与其儒学观有密切关联。熊氏儒学观反映了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并成为熊氏哲学建构的原动力。中晚期熊氏的著作《读经示要》和《原儒》对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作了整体考察,虽然某些具体观点不免逸出了学术史的历史范围,然而他面对近代中国的制度和文化的双重危机,意在力挽中华文化将倾之危局,通过由历史以见价值、由价值反显历史的方法,提出儒学始终是“一个仁的系统”的重要观点,对传统文化作了充分的价值肯定,显示出其哲学的时代性以及文化...     

论章太炎对道家思想的诠释与认同——以《检论》为例

章太炎对道家情有独钟,这在《检论》的修改成书过程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原拟收入《检论》的《原道》对道家学说作了层次分明、体系完整的阐释,一方面以道家为先秦思想史的本源和主干,另一方面藉老、庄玄学语言阐发章氏新＂齐物论＂的政治理念。与《原道》几乎作于同时的《五朝学》极力为以＂老庄为宗＂的魏晋玄学辩护。《检论》虽最终未收入《原道》和《五朝学》,全书对道家的评论却与二者同一基调,并延伸到对于全部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评论。因此,章太炎确实是一位深具道家情怀的现代思想家。     

民国时期熊十力与船山学研究

熊十力的《心书》（1918）、《新唯识论》（1944）、《读经示要》（1945）等著作既反映了熊十力对王船山的学术思想的认识历程,也大体反映了民国时期熊十力对王船山学术思想的研究情况。《心书》所论王船山学术是熊十力早年思考人生与哲学关系之时对船山“道器一元”论的初步体悟;《新唯识论》则以“翕辟成变”说对船山易学之“乾坤并建”等宇宙观有继承有批判;《读经示要》以“尊生”“明有”“主动”“率性”四说对王船山学术及精神进行了总体评价,其有认同王船山学术之处,也有不认同之处。总之,因熊十力的哲学宗主、宗旨不同,其为学之道与王船山也就同趣异旨。     

熊十力“乾元性海”思想探析

熊十力先生“乾元性海”命题将“乾元”与人之本性系联起来,在天人合一的大前提下,以乾元在人谓之性,乾元之“乾”乃刚健不息之意,故乾元本体在人亦成就刚健不息之性。故熊氏言“性”特别突出“生生之本然”,即人禀此生生不息真几而生,亦当生生不息,刚健向上。但是乾元健动不止并不是毫无险阻,由于坤势凝聚作用,人禀坤有形,与物接触,形成与本心相反的习染之势,障蔽本心,阻碍乾元发用。故人必须破除险阻,畅发自性。因此,熊氏论心性修养时,极为注重生命力的刚健不息。效法坤势的收摄承载作用,熊氏也注重涵养本心,根据《观卦》爻辞,提出“观生”的收敛工夫。     

试论熊十力的儒法共和思想——兼评刘小枫《共和与经纶》一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熊十力先生通过＂广演理论＂,发掘孔子六经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力图揭示新共和背后的儒法政治传统,从而在政治哲学意义上完成共和革命大业。六十余年后,刘小枫《共和与经纶：熊十力〈论六经〉〈正韩〉辨正》一书出版,对熊十力先生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演绎和发挥,对于我们思考共和政制之心性和形而上学基础多有启示。     

伦理生命的智识转向——熊十力人生哲学的"物性"构建

熊十力人生哲学是在对古道继承中进行的现代转向，这种转向是通过高扬智识主义的大旗，把知识溶于生命之中，释科学为“日益之学”而进行的。通过对科学精神的诠释，熊氏从“道”的层面把科学思想引入中国的人生哲学之中，承认其人生的积极意义，并通过对传统日益之学和日损之学的发微，构建了立足于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上，又吸收现代西方科学精神、具有时代特征的“返本”之学。     

熊十力论为学之思

熊十力区分了哲学与科学,在此基础上,严辨哲学之知与科学之知。他认为两者分属不同的层次,哲学之知属于“性智”,科学之知属于“量智”。“性智”是对宇宙人生本体的认识,“量智”是对功用的认识。在为学上,熊十力认为思维的方法、建构与人的道德修养有密切关系,他强调思维与修养的交互作用与统合,也即所谓“思修交尽”。     

从"无情"到"有情":道家生命本性论的演变

道家的生命本性论奠基于老庄,发展于《吕氏春秋》,成熟于《淮南子》,完成于玄学,经历了老庄的自然朴真论,《吕氏春秋》的自然情欲论,《淮南子》的恬愉为主、情欲为次论,玄学新道家的圣人有情论等演变阶段,而以郭象的宿命主义人性论告终。这种演变轨迹说明:一方面,道家对生命本性的理解从忽视情感因素到正视情感的存在,其理论越来越成熟与理性;另一方面,道家的生命本性论由自然主义最终演变为宿命主义,是玄学新道家在特定背景下对现实的无奈与妥协。     

《新唯识论》之思想史背景论略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会通儒佛,集东方心性论之大成。唯其如此,关于《新唯识论》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儒学与佛学的各大流派。本文走马观花,进行一次轻松的旅行,由东方思想史的源头顺流而下,沿途浏览岸上的景致,从而进入熊十力思想的独特情境之中。     

马一浮对熊十力《尊闻录》之异议及其影响

经考证,《尊闻录》是熊十力在其"新唯识论"体系成型之前的最后一部探索性著作,体现了一种非现成性本体论思路,熊十力本是据此思路来建构其哲学体系,但马一浮对《尊闻录》的异议却最终导致了熊十力在建构"新唯识论"体系时基本放弃了此一思路,而接受了马氏的现成性本体论思路。     

杜光庭的重玄学思想初探

杜光庭在义疏《道德经》时,自觉地运用重玄学“有无双遣”的理论与方法来沟通宇宙论和心性论,从而追随中国哲学由宇宙本体论转向心性论的发展趋势,促进了唐代道教宇宙本体论向以道性论为核心的心性论的转型,并为宋元道教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杜光庭以重玄学为中介将心性论与修道论结合起来,并运用重玄学的方法来说明道体具有超越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从而深化了道教的道体论。     

熊十力“断染成净”说与牟宗三“良知坎陷”说的比较

儒家传统的内圣如何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理论之一,从熊十力到牟宗三,都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两人的致思进路并不相同。熊十力"断染成净"说借鉴了佛教唯识宗的理论,以性智为体、量智为用,经过纯理智的修养过程,达致"性智全显"的境地,儒家传统的内圣由此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体现了体用相即的致思进路,这一理论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是比较圆融的。而牟宗三则另辟蹊径,提出了"良知的自我坎陷"说,认为良知本体需要经过自我的坎陷,才能开显出"纯粹知性",也即是科学和民主,牟宗三的这一理论引起学界较大的争议,多认为这一理论存在着缺陷,其原因就在于牟宗三没有完全继承熊十力的体用相即的方法。     

“自然”的两种涵义与《文心雕龙》的“自然”文学论

自然是道家和玄学基本的思想概念,魏晋以来在玄学的影响下,自然被用于文学艺术批评中,成为重要的文学理论范畴。但是由于道家和玄学的自然观存在歧义,因此,以之为思想基础的文学范畴之自然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涵,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从《文心雕龙》的理论结构来看,自然具有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与自然雕饰的艺术论两种基本内涵,对这两种自然之间关系的处理是刘勰文学理论建构的一个基本课题。以自然之道的文学本源论为基础,而使雕缛成体的文学艺术具有自然之本质,是《文心雕龙》建构自然文学理论的基本思路,刘勰以体用结合的思想方法实现了文学的自然与雕饰之间的整合,深化了传统的自然文学论的内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