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空运行动:决策动因与政治效应

1948-1949年发生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是冷战史上的重要事件,而美国应对危机的空运行动则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特现象。美国采取该行动既是出于自身文化传统中特殊使命观影响下的维护国家声誉的诉求,也是由于受到冷战决策困境的制约。从行动成效上看,空运对美国组建西德国家计划的顺利展开、遏制苏联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软权力的提升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美苏对德政策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缘起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起源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尽管苏联封锁柏林的行动直接挑起了危机对抗,但从战后国际格局转换的整体视角看,危机的缘起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变化和两国对德政策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可以说,这次危机是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从盟友向对手转变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处置德国问题而产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第二次柏林危机后期美国对苏谈判中的联邦德国因素

"柏林墙"事件后,第二次柏林危机开始走向消退阶段。为了尽快在柏林问题上与苏联达成临时协定,肯尼迪政府竭力推动对苏谈判政策。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肯尼迪政府力图排斥联邦德国的影响。然而,没有阿登纳政府的合作,美苏谈判就无法取得进展。在涉及到联邦德国切身利益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不可能绕过联邦德国。     

美国国内政治与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对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决议出台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行政部门提出决议的国内政治动因和国会迅速通过决议的国内政治因素等。《台湾决议案》的迅速出台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有着直接关系,该决议的出台也对此后的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它标志着国会在战争决策权方面对总统的第一次实质性退让,无形中扩大了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致使此后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不断膨胀,并最终导致了帝王式总统的出现和总统与国会在战争决策权问题上的严重冲突。     

试析第二次柏林危机发生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东西方关系缓和并不意味着德国问题的解决。德国问题中最为敏感的是柏林问题,美苏等大国都在此有重大利益。由于柏林地位的特殊性,为苏联以柏林问题向美国施压提供了绝佳的场所。而在美苏核对峙下,联邦德国谋求核武装以及美国对此的支持,则让赫鲁晓夫如坐针毡,感到有必要加以制止。     

因袭与微调：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

探讨了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一政策是对美国传统政策因袭与微调的结果,既没有偏离美国的外交传统,又打上了肯尼迪个人思想的烙印。     

试论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1958-1963)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阿登纳政府与西方盟国特别是与美国和英国之间,在解决危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阿登纳政府主要采取影响西方盟国决策的方式来参与危机的解决,在事实上保留了对西方三大国政策的最终否决权。阿登纳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不能让西方盟国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取得了成效。     

浅析柏林危机中艾德礼政府的政策导向作用

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峙,这种对峙的基本特征是：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双方以不促发战争为基准。在国际关系中,我们通常将美苏对峙的此种格局称为“冷战”格局。然而,1948年,柏林危机的发生却是两大阵营欲突破“冷战”的一次尝试。柏林危机是由苏联在柏林实行封锁引发的,如何处理和对待苏联的行为？怎样保证西方国家在柏林的战略利益？对这些问题如何进行处理,英美两国的态度是不一致的。此间,在联合和坚定西方盟国的政策和行为中,艾德礼工党政府以及外交大臣贝文起了重要的政策引导作用,使美国在柏林危机中与英国合作一致。柏林危机中,艾德礼政府的政策导向对此后美国和英国在德国问题上的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两重困境: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评析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它还使德美关系面临最现实和最严峻的考验。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处于战略困境和同盟困境这两重困境之中。在面临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困境时,美国的决策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开展对苏谈判,面临考验同盟可靠性的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则决定了美国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与步伐。     

联邦德国与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美苏谈判中的德美关系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洲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和柏林问题。为使危机得到缓解,艾森豪威尔政府领导西方阵营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作为危机的利益攸关方,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谈判政策表现出了充分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映了在冷战背景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盟友的不安全感。     

杜勒斯与美国对1958—1959年柏林危机的反应

杜勒斯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决策和实施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柏林危机是他参与处理的最后和最重大的一个事件。从危机发生到最后处理 ,杜勒斯既坚持军事威慑又不放弃谈判但以对抗为主的立场是一贯的 ,从而使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显示出僵硬的特征     

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两次台海危机

战后美国第二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继续推行敌视和遏制中国的政策 ,支持和控制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 ,阻挠中国统一 ,由此引发了两次台海危机。它加剧了远东的紧张局势 ,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 ,使中美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同时也正是由于美国的干涉 ,使台湾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 ,中国人民没有完成统一台湾的任务 ,台湾问题至今仍是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     

美国次债危机原因的深度再分析——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

2007年以来的美国次债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史上一次重大的金融危机,其原因引起了各国经济学家的探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才可以得出更彻底的和有说服力的答案:新自由主义是美国次债危机的思想引导,美元的世界霸权地位是危机伏笔性的铺垫,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危机的集中体现,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根本制度导致的不可回避的必然现象。     

资产证券化与美国次债危机的法律思考

资产证券化作为结构性融资模式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完善其风险隔离机制.然而,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证券化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表明,证券化风险隔离机制并不能有效阻止次债危机的爆发、扩张及向全球的蔓延.细析其中原由可知,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蕴含着立法的欠缺、政策运用的失当、金融机构的贪婪等错综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内在机理,而资产证券化则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和把危机向全球传播的作用.     

生存资源与国际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探析

石油是世界各国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源。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是阿拉伯国家利用西方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资源的有利形势,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国家进行石油制裁而导致的国际危机。石油危机造成了西方联盟的分裂,在外交上孤立了美国。但石油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达到阿拉伯国家的预期目的。美国利用推进中东和平作为反制筹码,最终促成了石油危机的解决。这场生存资源之战对阿以脱离接触问题产生了影响,在客观上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     

第一次论战中现实主义者的误读及其学科意义

通常认为,在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有过数次论战。第一次论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生于理想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之间,这次论战奠定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学科地位,往往被视为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次超越。然而,这一论战实际上是单方面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实主义者主导和构建的。通过对理想主义传统、现实主义传统以及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误读,现实主义理论宣扬了自己的优越性和科学性,形成了在本学科中的身份。对于理论传统和理论对手的误读,并不仅仅局限在第一次论战中,我们在阅读国际关系理论著作时需要更为审慎的思考和甄别。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农民土地问题

在中国,能否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认识到了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国共两党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双方的土地政策有所不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双方在如何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方面时而合作,时而斗争,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是无法弥合的。这就注定了国共两党不可能在合作的条件下完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本文试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的全貌。     

危机决策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

危机决策是危机管理的核心。本文从基本概念入手,分析了危机决策的种类和特征、危机决策的研究取向、危机决策的方法以及当前我国研究危机决策的现实意义;并针对目前我国危机决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优化危机决策的途径,以期对危机决策的科学化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第一次出生高潮人口的中年问题研究

我国大陆第一次出生高潮人口在1990-2005年间的最主要变化是,这一群体为社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中大量的人没有工作.这一群体的命运与他们原先从事的职业和所在的行业有关,同时也与他们自身的受教育程度相关.由于他们的子女比较少,因此他们的养老问题又将成为其命运的新考验.     

蔡和森、高君宇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历史贡献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由5人组成,其中就有蔡和森、高君宇。他们5人与张太雷等率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是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工作的始点。《向导》周报创刊标志着我党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宣传工作的开始。蔡和森、高君宇分任《向导》周报主编、编辑,并以《向导》为阵地,推动国民党改组。从国民党一大到高君宇去世、蔡和森赴苏,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独立批评和对国民党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