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与世俗之间--从宗教世俗化趋势看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作为始终关注着神圣的彼岸世界的宗教,最终难以摆脱世俗的现实社会。中国宗教始终继承着其入世的传统,通过世俗化的方式,不断地调整自身以适应社会变迁的需求,积极寻求着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有效途径。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中国宗教发展的内在要求。处理好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达到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们的重大社会课题,将宗教纳入社会系统,从世俗的层面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有利于宗教按照自身规律正常发展。     

科学·信仰·宗教替代——20世纪初中国的“科学信仰”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根本态度,是信仰一个超越的本原,但对宇宙及历史是否体现一种确定不移的神圣计划,却没有一种确认的信仰,仅仅是一种未知或不可知的敬畏之心。因此,中国人经常使用的"信仰"一词,似与宗教有关,亦可与宗教无关,在对超越界的信仰上,它独具中国民族性格。其特点是,并不确信或深究神圣意志的结构,却常以权力形式来表达人与神圣的交通,倾向于以权力形式来反复加强对某些神圣意志的确认和信仰。20世纪初叶呈现的"科学信仰",即是这一信仰传统在"赛先生"的刺激下新信仰的建构,并以科学建构信仰的模式,给此后中国社会以巨大影响,以至于出现了"替代宗教"的思潮。     

作为一种神圣诠释系统的宗教:伯格论世界世俗化进程反思

在揭示作为一种存在之意义和秩序的宗教之基础上,伯格区分了神圣与世俗:即秩序的合理性诠释若诉诸宗教则被视作神圣,反之被视作世俗。究其根本而言,伯格所谓神圣与世俗之间的划分,乃源于其将宗教理解成宗教之功能。对此,从涵盖“个体信仰”与“传统累积”两个互为表里的宗教定义着眼,反思以伯格为代表的宗教世俗化理论。     

宗教神学的断裂,世俗哲学的突破——"轴心时期"中国文化转折探源

在雅斯贝斯所说的＂轴心时期＂,希腊、印度、以色列、中国的文化都开始出现转型,印度选择更为完备的宗教神学,希腊选择了纯粹的哲学,中国则抛弃了宗教神学,选择了世俗哲学。这一文化转折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精神层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复杂的影响。文章从哲学发生的母体——宗教着手,通过分析中国宗教与血缘、宗法、政治的关系的变迁,分析了＂轴心时期＂中国世俗哲学产生的渊源和过程。     

重思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利维坦之死为视角

目前学界主要从世俗主义与公民宗教的进路来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但这两种理解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霍布斯称利维坦为“必死的上帝”。相反,我们必须在霍布斯基督教神学描绘的历史图景中理解利维坦之死。霍布斯本质上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在他的理论图景中,宗教神学并非隶属世俗政治,世俗政治却是其神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霍布斯对世俗政治与神学关系的处理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儒教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其中即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儒教”,也包括具有哲学性的“儒学”。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是社会的象征,它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让人们去追求。儒教以实现王道为己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功能,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儒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不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官方宗教、一种工具性宗教、一种宗法伦理宗教。     

耶稣形象在西方美术史上的变迁

宗教与艺术的关系至为密切。耶稣形象在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最初的表意符号到神圣的代言者,再到饱含人性的光辉形象,进而到颠覆与超越的组合体,这一系列变化是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而不断演变的,这也与人类艺术精神由神圣到世俗、再由世俗到理想的发展方向是相一致的。本文通过梳理分析西方美术史上的耶稣形象,以期实现艺术、宗教和文化的互文性研究。     

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天师道"佐国扶命"政道观的特点和意义研究

南北朝时期,天师道提出了＂佐国扶命＂的政道观,形成了＂神圣即世俗,世俗即神圣＂的＂道俗合一＂政道价值取向,主张以＂尊王＂＂尊礼＂来解决天下＂长治久安＂与个人＂长生久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承认王权在＂神圣＂和＂世俗＂两个领域中的至上性,这一主张适应了王权的政治和儒家的伦理道德要求,标志着道教从此摒弃了原始道教那种试图建立自己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为天师道获得合法性社会地位及道教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文化与政治正统开辟了道路,并为中国传统文化最终形成以君权至上为基础儒释道三足鼎立的社会文化模式奠定了基础。     

宗教神秘与世俗神秘——当代中西生态小说自然神性书写探论

中西生态小说对自然神性进行歌颂与重蹈的不计其数.鉴于中西民族文化与宗教的差异性,西方作者与生俱有的民族宗教情怀,往往赋予自然神性以宗教虔诚与批判思辨性,其自然神性书写的意义和价值在于通过宗教神秘叙事进行比较清晰的、明确的宗教反思,以宗教层面的反思,深度思考人、自然之间的关系,通过宗教进行人的自然伦理乃至道德伦理的驯化与自我规约.相比之下,中国生态小说的自然神性书写更为复杂.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将少数民族独特宗教意识与生态自然意识交织阐述,从而成为叙事焦点和特征性标识.同时,在中国传统实用理性文化浸濡下,巫觋、鬼神等神秘叙事大量充斥文本,自然神性常常被世俗化、功利化,直接从精神形而上层面下滑到民间世俗生活层面.不论宗教神秘还是世俗神秘,自然神性书写在中西生态文本中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其往往被赋予审美和文化意义,促进审美纬度的扩展,加大对自然的敬畏感,辅助生态文本主题意义的完成.     

新疆宗教极端主义之辨析——兼论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的关系

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人-神"关系方面是矛盾对立的,两者的结合也是情境性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诉诸神权价值,鼓吹建立超越民族与国界的极端神权国家,而民族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在世俗价值导向下建立民族国家或获取世俗民族权利,其极端形式的民族分裂主义虽歪曲滥用民族自决权进而企图实现"一族一国"分裂目标,但其总体价值取向仍属于世俗范畴。在新疆,宗教极端主义是一种神权价值与世俗民族分裂主义相结合的矛盾混合体,在这一混合体中,民族分裂主义居于主导地位且是宗教极端化的主要推手。因此,当前新疆宗教"去极端化"问题的核心在于价值认同,其关键突破口在于合理利用宗教极端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之间的矛盾,抵制民族分裂主义的重点在于增强和培育中华文化的同质性,抵制宗教极端主义的重点在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推进和坚持宗教中国化的进程,构建和培育有助于增强少数民族"五个认同"的中国价值。     

原始儒学与儒学的宗教化

原始儒学创立的初衷并不是为建立一种超越世俗而具有神学性质的宗教信仰。即使有宗教化倾向的汉代儒学和宋明理学也和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不同。儒学虽在中国历史上起过某些宗教的作用或几度被宗教化,也曾被其它宗教文化冲击和影响过,但儒学本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其关注现实社会、注重人文理性的本质和传统。因此儒学不等于宗教。     

中西宗教精神的不同及其文化内涵

本文从文化角度对中西方宗教进行比较,指出西方宗教中的神是由超人类的终极之神所赋予,其宗教的原始动力是"罪感",故而其人神关系是单向的皈依,其宗教态度是膜拜,其价值张力是远离世俗;中国宗教中的神则是由现实中的杰出人物经过修炼而成的,其宗教的原始动力是"畏感",故而其人神关系是双向的交换,其宗教态度是恭敬,其价值张力是固着世俗.文中还以此解释了中西宗教中其他一些方面(如对异教的态度、宗教的地位、屋顶造型以及不朽观等)的不同.     

宗教的神圣与世俗

神圣是宗教的核心,没有这种东西,宗教就不再成其为宗教。神圣是超经验、超世俗的存在,它是超越了有限的语言和形象的无限。但人们还是力图通过有限的、世俗的方式作为中介来体验神圣,认识神圣,甚至达到神圣,这些中介也就是神圣的自我表证。如果没有神圣的这种自我表证,人们对神圣将会一无所知。神圣与世俗的内在张力,决定了人们不可能通过世俗的中介认识真实的神圣,这就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律背反。     

池莉价值立场转变的文学史意义

池莉因“影响的焦虑”逃遁由名著构筑的人文传统 ,其解读生活的立场归依了与之对立的世俗文化价值系统 ,从而形成了对文学史主流传统的反动性书写倾向。该倾向在当时的文学史意义 :一是为当代文学找到了一种新的现实 ;二是创造了一种世俗纯文学 ;三是提出了日常生活的神圣性的命题。     

当代中国宗教关系研究刍议——基于国内外研讨现状的理论与政策探讨

如何妥善处理宗教关系,不但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目前关注的重大问题,而且是国内外宗教学界的前沿课题。本文基于考察国内外的四种新近理论倾向,即宗教市场论、宗教生态论、宗教兼容论和宗教实践论,提出了宗教关系积极引导论,以期探索一条更契合宗教关系的中国国情的理论与政策思路。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刍议

宗教与政治都是对人类生产与生活影响深远的重要社会现象。在原始社会,二者是水乳相容,合二为一的。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政教分离成为大多数国家处理政教关系的基本准则。不过,政教分离并不意味世俗与神圣关系的完全解体,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扯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历史镶嵌”：宗教权威分析的新视角

本文以中国佛教为例,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历史文化如何影响宗教权威的建构及形成?本文尝试以"历史镶嵌"作为新的分析视角,对宗教权威进行研究。通过"历史镶嵌"视角,可以发现,在历史上,中国化的佛教权威基本上没有出现过与世俗权威平等的地位,需要在世俗权威的庇护下,才能获得合法性和神圣性。佛教的宗教权威除了受到特定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影响外,其背后的历史文化的镶嵌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宗教鸦片论”,还是“宗教社会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新论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为当代中国人理解宗教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方法。如果我们把人们习以为常的＂宗教鸦片论＂进行一番重新的认识与讨论,我们则可以发现,马克思提出的＂宗教是鸦片＂的观点,其真实的意义则是在于强调宗教问题就是社会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宗教社会论＂。它说明,宗教问题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发生变迁,随着社会问题的改变而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当代中国得以科学实践的基本主题,其目的应是把宗教信仰转换为宗教的社会服务和信仰的社会实践问题。     

论杨庆堃先生的中国宗教观

杨庆堃先生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强调的是对其结构与功能的分析和解释。依此他把中国宗教分成独立宗教和混合宗教两种类型,在历史纵伸和经验实证的基础上,肯定了中国宗教的存在,认为超自然因素是中国宗教生活的显著标志。由于中国宗教缺乏独立的组织系统,无法游离于世俗制度之外,因此与国家的政治权威相比,宗教只能在吸纳世俗道德以图生存发展的同时,又为政治统治提供超自然的依据。这种与儒家道德之间的文化格局,决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持续效力。杨先生四十年前对宗教基于实证的阐释,至今依然是我们认识中国、研究中国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