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和类推的适用

我国刑法公布和实施以来,报章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对我国刑法是否采用罪刑法定原则展开了讨论。从已发表的文章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是以罪刑法定为基础,以有严格控制的类推作为补充;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规定了有控制的类推原则,而没有采用罪刑法定主义。这里就涉及到如何看待罪刑法定主义、罪刑法定和类推的关系、以及我国刑法是否采用罪刑法定原则等。下面谈谈笔者的一些看法。     

论我国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

我国原《刑法》在立法和司法中都存在着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之处,实行的是不彻底的罪刑法定主义。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客观需要决定了我国刑法应当实行彻底的罪刑法定主义。多年的立法实践经验和立法技术的完善为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化提供了切实保证。新《刑法》全面贯彻了罪刑法定原则,促进了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和进步,有利于改善和强化司法,有利于提高我国法制的国际威望。     

浅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近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基本准则,是刑事法治的核心理念,它被表述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来自拉丁语的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原则含义最精辟的总结,文章将解析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     

罪刑法定原则置疑

罪行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理论的三大基石，起源于司法擅断时期的法国大革命前夕，理论来源于启蒙思想家的自由意志说、人权学说论、心理强制说。罪刑法定原则因为本身具有丰富的内容、特定的意义，被世界各国广为接收。作者从探求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出发，剖析其内容，并吸收西方先进经验，结合中国传统与现实，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较深刻的置疑。     

罪行法定主义史论

本文从法律史的角度试论传统中国的＂罪刑法定＂,拟从固有的典章律令中,寻出比较具体客观的认识,证明传统旧制中罪刑法定主义是存在的,但由于传统中国法律的根本精神是人治,这决定了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刑法原则就制度层面而言,在封建立法、司法的实务运作中并未落实,只在个别朝代律文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从罪刑法定主义到罪刑法定原则,其间的递颤是有因果脉络可寻的：惟有在法治理念、罪行法定理念深入人心的基础上,罪刑法定原则才能落到实处。     

罪刑法定明确性原则的本土化进路——以域外明确性判断标准考察为基础的展开

作为罪刑法定派生原则的明确性原则是现代刑法实现人权保障和法益保护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域外基于实质的罪刑法定而衍生的明确性原则在合宪性审查机制下有其独特的运作程式与机能,不能直接作为我国刑法罪刑法定明确性的内涵。基于对域外明确性原则的判断标准及其实现刑法明确性路径的考察来思考明确性原则在中国现实语境下的本土化进路:在肯定并完善刑法有权解释的基础上构建以判例模式为范本的刑事司法审判规则指导制度。     

禁止刑法司法解释溯及既往原则之提倡

禁止刑法司法解释溯及既往原则,是罪刑法定主义禁止事后法原则在刑法司法解释领域的自然延伸。该原则意味着刑法司法解释不仅具有独立的时间效力,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刑法司法解释都应坚持刑法溯及力问题所奉行的从旧兼从轻的立场。这既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刑法司法解释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在溯及力的问题上基本采取了从旧兼从轻的原则,但仍存在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予以完善。     

论我国以法律为准绳的量刑原则

本文指出,刑法是我国人民长期同犯罪分子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时必须严格按照刑法条文办事。文章分析了罪刑擅断主义的危害,指出坚持以法律为准绳的量刑原则,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方面。     

民间法融入刑法之障碍破除与实现路径——揭开刑法中常情常理常识之面纱

民间法和刑法并非水火不容的“敌手”,而是在本质、内容和机能方面存在紧密联系的“伙伴”。由于罪刑法定原则已经实现了从绝对到相对的过度,故现代的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不是民间法融入刑法的障碍,反而成为了民间法融入刑法的根据。从近年来日盛的比较研究视角看,民间法也早已以“一般标准”的面貌步入刑法之中。反观我国,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程中必须坚守常情常理常识的底线,而常情、常理、常识的判断也应坚持一般人的标准。     

论正确认识罪刑法定主义

论正确认识罪刑法定主义杜波自１９８０年刑法施行以来，对于罪刑法定究竟是不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①。那么，何以双方争持不下？或许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前副主任陶希晋同志的一个讲话，可以使我们体悟到一些原因。他说：“我...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

罪刑法定作为指导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最高刑法原则 ,必然与刑法司法解释关系密切。罪刑法定原则的历史嬗变影响着刑法司法解释的兴衰 ,其自身的内在机能制约着刑法司法解释的范围和方向 ,同时 ,刑法司法解释又有助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     

“积极罪刑法定”质疑

我国刑法第三条前段规定的“积极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在精神,仍然体现了传统的国家本位的思想;在司法实践中不能够而且也不应当“有罪必罚”,法律缺憾的客观存在要求司法者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刑事政策中的“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展开,更是对“积极罪刑法定”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可以得出结论:刑法对“积极罪刑法定”的规定是不合适的。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略论我国罪刑法定下的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现代刑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以其确立为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从此走上刑事法治文明的轨道.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事法治文明的集中体现,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保障人权与限制司法权的滥用.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包括形式罪刑法定与实质罪刑法定,只有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互为表里,才能真正践行刑法保障人权的功能.     

刑法基本原则新论

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非经法定程序不受起诉、逮捕和监禁,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与罪行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典第一次直接规定的基本原则,它标志着我国刑法向现代刑、民主刑和科学刑方向迈出坚实的一大步     

罪刑法定原则初探

修订后的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为了更好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则,本文拟从罪刑法定原则的释义及历史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类型、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新刑法中的     

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和人权,也就是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刑罚权与公民自由之间给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刑事法律的适用客观上存在一个解释问题,即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在合法性问题上,又存在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就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论述了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并指出刑法适用解释的实际功能。     

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困境及其出路

作为资产阶级反对罪刑擅断的产物,罪刑法定原则适应了现代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迄今已经成为各国刑法典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以下简称新刑法典)第一次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明确规定,开启了刑事法律制度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确立至今已整整十年,我们拟在回顾罪刑法定原则十年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剖析该原则在价值观念、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等层面所面临的困境,并进一步探究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     

论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及体现

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这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一大进步。本文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确立的必要性和意义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具体体现。     

试论刑法的基本原则

刑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刑法所独有或刑法所重申的,对刑法立法、司法,对刑法总则、分则都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准则.是刑法的核心和精髓,体现了法律的根本精神.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有罪刑法定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