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制度愿景与实现路径

如何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新时代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面对的迫切问题,也是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的直接目标。立足于“金融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的各个治理要素之间应当相互支撑、互为关联,最终形成治理合力。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作为一种高阶治理形态,不仅构建了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协同共治”治理模式,而且开辟了博采多元手段、提倡德法双治的治理新路。为了贯彻保障创新与打击犯罪并重的治理理念,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在强化治理对象的网络犯罪属性的同时,也应当秉持对网络金融活动的限缩性规制,方能实现积极治理主义下的合理治理限度。     

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策研究——以成都为例

超大城市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与动力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果的重要体现。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成都市为例,对中国超大城市人口发展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超大城市人口发展呈现出人口规模不再急剧扩张,人口发展动力由"内"而"外",人口地理空间向都市圈方向重塑等趋势,并且存在家庭结构小型化、人口老龄化、教育结构与经济发展不适配等问题,需要采取人口总量调控与结构优化并举等措施,推动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2011~2016年全国25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界定,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对城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测算,并结合地级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从创新驱动的视角,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势赋能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作用存在一定的网络技术门槛;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的非线性影响在大城市中存在“收敛门槛”,而在中小城市中则体现为“加速门槛”;最后,技术创新在这一传导机制中起到中介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激励中小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微观基础。     

人口与发展:上海、东京的比较

本文主要通过对上海、东京两大城市人口与发展的比较研究 ,考察两大城市人口与发展的基本特征、规律及其异同 ,并总结和借鉴东京作为现代化国际大城市人口与发展的经验 ,为促进上海的人口与发展、早日实现建成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的发展目标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发现 ,上海、东京两大城市的人口动态 ,已不适应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两大城市在两国的中心地位 ,也已出现相对下降趋势 ;而且上海与东京之间尚存在“发达城市”与“发展中城市”的明显差距。为了实现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世界城市的宏伟目标 ,借鉴东京人口与发展的经验 ,上海的人口与发展战略及政策 ,应该考虑逐步实现由重对外(人口入迁 )控制向重内部 (人口分布 )开发、由重以控制人口入迁防止人口压力向重以促进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拓展人口容量消解人口压力转变     

数字经济时代的刑事安全风险及其刑法防控体系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数字化形态，呈现平台化、链条化和无区域化等特点。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发展，不仅导致传统犯罪呈现数字化转型，而且会形成庞大的网络黑灰产业，从而带来金融、网络与信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刑事安全风险，给刑法立法、刑事司法带来严重挑战。刑法理论对此需要分别从立法论与解释论上予以积极回应。从立法论上，刑法的积极预防有其界限，应当采取_“刑法治理与多元治理并轨、法律治理与技术治理同步、源头治理与重点治理并重、刑法明确与兜底罪名相融_”的发展模式。从解释论上，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犯罪新形态，对传统刑法理论的管辖论、不法论、归责论、共犯论等均提出新问题，需要提出与建构能动主义解释论。     

大变局下中国式现代化引领全球人口治理革新

当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人口与社会、经济、政治、环境、技术等方面的全球发展潜在风险层叠且加剧。大变局呼唤大调整,亟待重塑应对全球人口问题的治理体系。自1954年第一次世界人口大会以来,世界人口治理格局经过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规制设置、明确主体、细化客体及前瞻成效五个阶段的构建历程。全球范围内人口发展的丰硕成果虽显而易见,却始终在呼唤一种新全球治理的理论转向。中国式现代化“五位一体”的新布局,催生世界人口发展与新全球治理的新动力。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既彰显着崭新的全球担当,统筹人口、社会、经济与制度的协调发展,也兼顾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同源进步,可能是应对世界人口“复合型不确定性”的全球治理策略革新。     

智慧化城市治理：驱动、挑战与进路

在城市场域、数字技术、社会问题和现实需求的驱动下,新时代城市治理为突破现阶段治理之局限、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向智慧化发展。我国智慧化城市治理进程面临着新旧理念冲突、多元主体协作不畅、技术应用风险、数据规则缺失、制度弹性不足等挑战。智慧与治理的深度融合是回应挑战与难题的主要进路,要把握住智慧之“形”和人本之“魂”,从理念、主体、技术、数据和制度等维度进行综合性的智慧化路径设计。     

分析师跟踪、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脱实向虚”

遏制企业“脱实向虚”趋势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所在。本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分析师跟踪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资本市场的分析师跟踪能够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进而降低“脱实向虚”风险,机构投资者持股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分析师跟踪的作用效果系通过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监督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实现;拓展性研究显示,机构投资者外部治理作用在一定程度弥补了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不足,相较于被动型机构投资者,主动型机构投资者发挥了更为显著的调节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研究,对于我国大力发展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队伍,积极引导金融服务回归实体经济具有一定政策含义。     

火村社区的全周期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在赴湖北省武汉市考察疫情防控时表示,要着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正如人有生命周期,城乡社区的发展也有其生命周期。     

区块链技术驱动下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风险与系统治理

在区块链技术驱动下,私人数字货币登上历史舞台并蓬勃发展。从演进历史来看,货币历经了“商品货币—金属货币—法定货币—数字货币”的发展阶段。其中,从法定货币到数字货币是一次“惊险跳跃”。作为数字货币的重要构成,私人数字货币具有超越非数字货币的优势,即它以区块链技术为架构核心、以分布式账本为交易前提、有利于推进货币的国际化。虽然私人数字货币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金融创新,但是其衍生的金融风险、技术风险与法律风险等难题也应当引起重视。域外国家私人数字货币的风险治理经验为我国加强私人数字货币的系统治理、促进私人数字货币稳健发展提供了参考。具体而言,应加强私人数字货币的金融治理,防范货币政策风险;统一金融监管机构,夯实私人数字货币的关键基础设施;警惕“技术中心化”,强化私人数字货币风险防范;加大反逃税监管力度,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货币反逃税协作;健全私人数字货币的反洗钱与反恐怖融资法律机制,严防私人数字货币犯罪。     

“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创新人才培养的风险预警与规避策略研究

创新人才培养是“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教育教学的应尽职责,也是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必由路径。以“卡脖子”“缺芯”等事件为标志,“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科创新人才培养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教育风险。基于风险社会理论,从专家系统“人为性风险”增加、传统教学方式潜藏原发型教育风险、制度性风险演化为组织管理危机、工具理性异化诱发评价风险等角度出发,揭示“双一流”建设高校本科创新人才培养的课程知识建构、高阶思维培养、创新实践能力培育和创新精神品质激发四方面的风险预警。基于风险的可预测性和可控性提出四点策略：围绕自反性主体建构改进课程设置,聚焦学生创新知识建构;明确创新人才培养的因果链条,借助数字技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建构人本主义制度关照下的纯粹关系,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破解功利化评价导向,建立发展性和过程化的创新品质评价机制。     

我国区域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测度、聚类、演进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基于此,文章构建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指数评价模型,对我国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进行测度,并对其进行系统聚类与演进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不足,虽然我国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相较于以往有所提升,但是仍然有较大的发展及优化空间。当前我国中心城市综合承载力主要分为5大类,呈现出“两超”“六强”“多发展”“普遍承载不足”的态势。除了上海、北京两个超大城市外,当前我国各区域中心城市总体承载力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同时,区域间城市发展不平衡现像依然存在。     

北京建立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劣势探析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金融活动已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金融的核心地位与作用日益突出.目前,国内一些大城市构建金融中心的竞争势头日显激烈,建设金融中心已成为我国大都市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建立全国性的金融中心看,北京和上海更具比较优势.长期以来,北京对金融的定位很模糊,金融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详细分析北京建立金融中心的优势与劣势,说明北京目前已初步具备建立金融中心的条件,应尽快树立"金融立市"的指导思想,抓住机遇,进一步促进北京经济的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初探

在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风险态势的科学分析后,习近平总书记建构起了整体风险治理思想。这一思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风险是系统性的,包括但不限于经济发展新常态风险、党内政治腐败风险、国家意识形态风险、社会公共安全风险、自然生态环境风险等方面。全面提升防范应对各类风险挑战的水平,必须增强主体责任自觉、恪守底线思维、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风险治理“命运共同体”等。习近平新时代风险治理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是实现“四个伟大”的实践指引。     

智能化舆情嵌入意识形态安全的风险、逻辑与治理路径——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新型数字社会形态的构建及其持续崛起,为智能化舆情资源的流通提供了庞大市场。同时,智能化舆情因其对政治系统的作用力、对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力而与意识形态安全息息相关,可能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增加不良意识形态的社会显示度并可能诱发数字殖民风险、在微舆论场中导致群体情感的极化效应并容易冲击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等风险。然而,智能化舆情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过程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情感逻辑,且基本贯穿于智能化舆情和意识形态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因此,应在对智能化舆情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逻辑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采取优化“元治理”格局并以制度完善抑制不良资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力度、强化社会心态治理效能并提升用户群体负面情绪的疏导效果等治理策略,将有助于探索有效治理智能化舆情风险并提升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水平的善治良方。     

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三维释读:逻辑理路、总体方略与关键问题

元宇宙的形成标志着社会数字化发展进入高级阶段,也势必会引致对当前政府数字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创制。技术叙事中有关未来治理的想象,以及现实中基于商业资本运作下的“游戏”超域效应揭示了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可能性以及前景。以顶层设计与底层创新的上下衔接为基础,提出了以“原理-模式-载体-效能”为线索的逻辑理路。其中,元宇宙支撑构建的数字技术—经济混合规律体系作为治理原理为政府数字治理创新提供了原动力,而发展出的新型数字情境治理模式以“置换”和“仿拟”逻辑赋予了主体“在场”能力,并构建“自由人联合体空间”作为载体强化数字治理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最终实现以秩序正义为核心的治理效能。从当前政府数字治理的现实困境出发,构筑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总体方略:包括锚定真实治理需求、优化政府组织结构以及耦合数字平台建设3条赋能路径,并形成以重点项目牵引、多元主体联动、多样智能治理连接、复杂智慧体系融入为特征的行动策略。未来,元宇宙赋能政府数字治理的关键还在于重视“脱域”视界下政府数字治理制度的逻辑转换,强化“游戏”情境下政务平台公共性的保障,以及警惕“超真实”符号世界的内生风险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反思并追问元宇宙如何在可预见的未来延续和复兴技术治理的辉煌。     

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与经济发展--以近代上海与曼彻斯特为例

近代上海和曼彻斯特在海洋时代迅速从蕞尔小镇发展为大城市,上海是外部“人为地”强力推动的结果,曼彻斯特则是自然发展的产物。上海城区依黄浦江边的外滩为基地呈“摊饼式”向陆地推进,而曼彻斯特以放射状联结多中心的方式扩展;在经济功能上,它们分别以“多功能”与“单打一、专业化”出名。比较这两个城市的空间扩展和经济功能的变迁,探讨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对目前我国城市建设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经济全球化重构与“一带一路”新征程：目标及方案

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平台。当前,百年大变局下经济全球化正在加速重构,发达国家保护主义抬头并伴随经贸阵营化和武器化的上升风险,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但全球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进一步扩大。引领新型全球化是共建“一带一路”新征程的重要使命,主要体现在倡导普惠包容的新型价值理念,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治理规则,培育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新型发展动能,这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展望下一个十年,中国要坚持“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相结合,聚焦“硬联通、软联通、心联通”和新领域、防风险等层面,更加高效安全地配置全球优质资源,为塑造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作出积极贡献,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广阔的战略空间。     

网络主权视域下当前互联网治理的主要问题、成因及监管对策

随着互联网移动化、平台化、社交化的发展,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与之融合并进,不断挑战原有的网络治理模式。对“网络主权”概念、网络治理方法论争及网络治理现实路径进行梳理和思考,提出网络治理应在国家主权视域下,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运用法律、行政和技术手段,对互联网新问题进行有效应对。对内容进行穿透式监管、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沙箱监管、对数据共享进行脱敏跨平台监管,对网络黑产进行风险隔离监管,形成互联网治理的“中国方案”。     

超大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建设研究

社区党组织是超大城市基层“微治理”的领导力量,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危机应对能力关乎社区的平安稳定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从近期一系列危机考验来看,社区党组织的危机应对能力建设需要着眼于：强化组织渗透力,实现党组织的机构覆盖与功能延伸;形成多元互动力,搭建社区协同共治空间与关系网络;增强惯习塑造力,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与居民行为调适;提高资源整合力,推动社区资源生成调动与内外交互;优化舆论引导力,有效实施心理干预与情绪疏导。总之,亟待在党组织引领下建立和完善社区抗风险综合系统,不断增强我国超大城市社区的弹性和韧性,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能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