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下工商资本下乡的主要风险及防范

工商资本下乡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工商资本下乡的领域在逐步拓展，方式呈多元发展，效益在逐渐显现。然而，工商资本下乡在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引发的土地流转无序混乱、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生态环境恶化、农户财产权益受损等多种风险也不容小觑。全面乡村振兴需要对工商资本下乡从多维度全方位进行规制，通过完善工商资本下乡的制度政策、健全工商资本下乡的投资环境、优化工商资本下乡中政府职能、强化工商资本下乡中生态保护措施与保障工商资本下乡中农民权益五个方面进行风险防范，充分发挥工商资本对推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带动作用。     

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内涵与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引导和鼓励资本有序参与乡村振兴,是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随着农村商业体制改革,资本下乡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到农业产业化经营、建立紧密型的利益联结机制,再到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规模经营水平。基于资本、农户、政府的不同逻辑,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能为长期缺乏资本投入的“三农”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优化农业生产要素结构;能使农业生产、农村管理、农村营商环境面临整体性再造,带动原子化空心村向特色产业村转变;但也让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遭遇土地流转、生产组织、资源环境、经营风险等问题的挑战。乡村振兴要发挥资本积累动力,排除资本的负面影响,应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厘清政府 企业 农户关系,构建差别化的利益协调机制;规范准入和动态监管,构建严格的下乡门槛;通过投资方向、投资模式和投资渠道的科学指引,构建清晰的下乡边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构建可靠的下乡保障,从而激发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更好地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乡村特色产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基于2007—2020年全国24个省1451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倍差法，考察了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政策下，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示范政策对农民收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且这种作用因当地财政收入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和特色产品种类等存在差异。此外，示范政策对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进一步地，从县域层面作用机制来看，示范政策推动了县域经济发展，通过涓滴效应促进农民增收；从企业层面作用机制来看，示范政策促使涉农企业集聚、工商资本下乡以及涉农企业营收增加，进而促进农民增收；从农民层面作用机制来看，示范政策提高了农民非农就业水平、农业技术采用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农民收入增长。     

资本下乡真的能促进“三农”发展吗？

从推进农村社会良性发展的视角分析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的影响机制,资本下乡存在政策推力、农村拉力和内生动力三重生成机制。政府层面对工商资本的角色期待是促进农村发展,但研究发现遭遇资本下乡的村庄却出现阶层再造、农业质变、村庄虚化以及“三农”发展“内卷化”的意外后果。资本下乡的实践运作逻辑背离政策文本愿景的根本原因在于工商资本作为一种外来的组织方式侵入村庄,排斥了结构松散的农民,消解了村庄内生力量,因此要摆脱“三农”发展的结构性困境,必须建立多种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增强农民的自我组织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将工商资本纳入农村发展体系。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资本下乡与农地流转秩序的再造

阐释了资本下乡从事农地规模经营的实践过程.资本下乡前:乡村形成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具有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两方面的特征;初始阶段:对乡村自发的农地流转秩序形成冲击,开始重构农地流转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中期阶段:下乡资本通过与地方政府、乡村精英等多元利益主体结盟,构建复杂的庇护关系网络,掌握制度变迁的方向,从而在农地经营收益和政策补贴收益分配中占据优势地位,成为形塑新地权秩序的主要变量;分化阶段:资本下乡沿着新地权秩序瓦解、地权秩序再调整和新地权秩序确立三个基本方向演化发展.研究探索和完善下乡资本与农民家庭分工合作的农地经营模式,以期引导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的发展轨道,推动农业现代化水平的稳步持续提升,利于留守村庄农民获得一份务农收益,减少城镇化与工业化带来的阵痛,并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提供无限可能.     

资本下乡的政治逻辑与治理逻辑

鼓励资本下乡发展规模农业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调查发现,大量资本下乡并非遵循经济逻辑,而是遵循政治逻辑和治理逻辑。政府无法通过与弱质性和高度分散的农民有效对接实现政治任务和治理目标,资本下乡的规模效应形式上完成了地方政府的政治任务,化解了农业治理困境。但资本下乡并没有推动农业发展,其非生产性再分配活动反而进一步阻碍了农业现代化。依靠资本下乡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前景并不明朗。     

资本下乡：农民的视角——基于全国214个村3 203位农户的调查

通过对大样本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认为,资本下乡既有利于农民增收就业,但也可能"伤农害农";农民认为资本下乡比较好,也愿意出租土地给下乡企业并到下乡企业打工,特别是在自主权和收益权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农民对资本下乡的评价以及出租土地的意愿都非常高。可见,资本下乡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农民权益没有保障的资本下乡。因此,资本下乡要从建立收益分享与增长机制、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程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监管等方面着手,真正把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权益作为推进资本下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农户/农场主资源禀赋结构与投资方向研究

农业投资是当前一般农户和各类新型主体的投资方向。采用国际贸易领域的绝对优势理论和资源禀赋结构理论,分析各类农业部门产业的成本结构和一般农户与工商资本的资源禀赋,根据两者匹配关系确定一般农户和工商资本在农业领域的投资方向。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是现阶段农民增收的有效选择,资金密集型农业产业是工商资本的可行选择。对于工商资本不适合的农业产业,交易成本较高的用工要转变为交易成本低的用工,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要转化为资金密集型的生产方式。     

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振兴模式选择

资本下乡具有现实的实践需求、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资本下乡不仅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还必然受到诸如政府动员逻辑、村社自治逻辑以及农民自主逻辑等非市场逻辑的影响.在国家政策关照和政府指导下,城市资本与乡村社会开展了自主经营型、内外合作型和项目运作型等村企合作实践.然而,资本下乡始终脱离不了农民权益保障这一核心主题.借助"理想类型"研究范式,构建出政府归位、市场到位、组织补位和农民主位的"四维一体"乡村振兴模型,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民组织化、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完善村企合作治理机制,进而实现村级自治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城市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     

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研究——基于就业与保障视角

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要引入新的收入流,积极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而这一过程中,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与土地流转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是值得思考的。本文从就业与保障视角进行研究,指出非农就业的增加会导致农民的分化,进而使农民对土地功能诉求发生改变,产生土地流转意愿。而工商资本进入农业会增加农民非农就业机会,提升农民非农就业稳定性以及社会保障水平。为此,本文建议：第一,在引入工商资本进入的地区,可以鼓励其进入农村职业教育与技术教育领域;第二,政府应该积极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法规以形成成熟土地流转市场,并完善农村基本养老制度。     

土地确权与市民下乡的创新性机制分析

推进乡村振兴,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紧紧围绕农民与土地关系的主线不断深化。土地确权作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形式的重要保障,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市民下乡作为一个尚在实践中的概念,它脱离了资本下乡以资本为核心的发展逻辑,并且与农业发展4.0的模式高度结合,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在系统梳理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的逻辑的基础上,指出土地确权为主导的产权清晰化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结合市民下乡的宏观背景与转变分析,对土地确权和市民下乡之间的创新性机制进行探讨,认为随着土地确权的完成,在农村土地产权清晰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农民和市民之间的交易,并会带来交易主体变化、交易价格差显化以及交易方式多样化的效应。     

从适应到自主：资本下乡背景下农业雇工管理模式变迁

下乡资本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经营主体,破解资本化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雇工管理困境对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与传统的小农农业生产体系之间存在张力,使得资本主体在下乡初期会遭遇雇工管理困境,此时资本主体必须通过适应性自我改造才能实现入场。但当资本深度参与农业经营后,会从生产者属性、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外部社会结构等多个方面改造农业生产体系,使之适配资本化的农业经营方式,进而化解资本主体的雇工管理困境。研究认为,随着资本下乡参与农业经营的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农业生产领域将逐渐适应资本化的经营方式。     

资本下乡与乡村治理重构

资本下乡成为普遍趋势,下乡资本不仅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也开始进入农村建设用地领域。在逐利动机下,资本下乡旨在“经营村庄”。资本采用公司化的方式对村庄外生项目资源、内生土地资源和村级组织本身进行资本化运作,使得村庄公共资源私人化、村级组织公司化。在此过程中,通过与乡村各级主体的互动,资本重构了乡村治理秩序：“权力—利益网络”的垄断秩序,由此导致村庄公共性的丧失。这一秩序产生的内在逻辑在于乡村组织的强制性政治权力与协调性治理权力的失衡,日益弱化的乡村治理权力使得独立运作的乡村政治权力与下乡资本形成利益共谋,建构乡村治理的“权力—利益网络”。     

资本下乡背景下“中农”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

下乡资本的商业逻辑与农村社会的乡土逻辑存在张力,资本下乡过程中面临土地成本、生产秩序、劳动监督等困境。中农借助国家农业政策防止“非粮化非农化”倾向以及资本悬浮性特征,遵循乡土本位和市场理性双重行动逻辑,通过内生性优势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密切联合小农以增强发展根基,争取与资本优势互补、分工合作获得共存发展空间,充分体现出中农群体在强势资本挤压下的生存智慧与应对策略。实现中农与资本长效合作,可以有效衔接资本要素和乡村本土资源,健全资本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促进乡村产业平稳、可持续发展。     

资本下乡与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发展

资本下乡在新世纪乡村已成为一种常见现象。从目前来看,绝大部分乡土书写者都有意无意地忽视、排斥、批判资本下乡的现实,甚至认为资本下乡是乡村的终结,这使得乡村新经验并没有被及时处理和吸纳,不利于乡土小说的发展。不能仅仅将资本下乡当作一个事件,如果放置到乡土小说现代性进程中来看待,它也为我们理解新世纪乡土小说的症候及发展提供了一种新路径。资本下乡使得乡土书写和乡土社会结构之间形成了较难处理的紧张关系,也很容易将作为思想传统的乡村问题脱域化、现实化,带来乡村书写边界、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等的调整,并弱化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资本下乡是乡土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对于我们重新检视乡土小说的发展、转换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写作视点和方向、营造个性化的乡土写作等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资本下乡与乡村精英再造

在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背景下,回流人才及村庄内的部分精英农户抓住时机、响应机会并采取行动,在公司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乡村场域中另一部分拥有相对话语权的群体,完成了乡村精英的重塑。乡村新精英的产生是政策驱动、资本推动、精英回流的共同结果。新精英通过和资本同盟积极响应经济机会,与基层政府结成“权力—利益”共同体谋求政治嵌入,凭借熟人网络带动和俘获普通农户以强化社会关联。乡村精英再造具有双重效应,对乡村治理产生深远影响。新精英的兴起激发了乡村内源发展动力,有利于实现乡村振兴,但也由于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加剧了乡村阶层分化。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农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形态,数字经济向农业农村渗透将产生产业发展、生态优化、文化整合、治理规范和增收致富五大效应,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存在乡村数字化转型能力弱、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数字化素养偏低、数字化人才匮乏四方面的因素制约,应从加快提升乡村数字经济能级,筑牢乡村振兴产业基础;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推动资源要素下乡聚集;培育乡村数字人才,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打造数字经济平台,拓展乡村数字应用场景等方面,持续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依靠完善的支持保障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以市场力量作支撑,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为此,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发展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多主体协同发展,打造了以农业生产与休闲度假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政府政策支持撬动了村庄沉睡资源,促进资源化资产;市场力量下乡经营村庄资源促进经营市场化,带动了更多资本下乡;政府支持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了收益均衡化,从而推动了农民生活富裕。进一步分析鲁家村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是村庄发展的根本遵循,发达的县域经济是资本下乡与人才回流的经济基础,而农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发挥需要领导者的带动与引导。     

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耦合分析——基于河南省18市农业生产效率的DEA实证分析

粮食主产区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是当前的一个热点问题.正确地认识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探寻粮食主产区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之间的耦合,本文以粮食主产区河南省18市农业要素生产效率为例,分析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之间的耦合性,通过要素配置与利用效力角度,寻找二者之间合理的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