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能够发挥监督效应、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从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境下,连锁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积极效应更显著;相较于国有连锁股东,机构和外资连锁股东更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虽然连锁股东持股有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但连锁股东委派董事的过度监督效应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经济后果检验发现,连锁股东通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进而提升了企业价值。     

营商环境优化、人力资本效应与企业劳动生产率

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本文以2015～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优化通过改善宏观层面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法制环境及商业信用环境，促进微观层面人力资本升级、员工权益保护和提升员工信任度，从而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拓展性检验发现，营商环境优化对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正向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重点关注了宏观制度软环境优化产生的正向人力资本效应，进而改善微观企业生产经营。这不仅丰富了相关研究文献，拓展了宏微观整合的研究视角，也对提升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董事网络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破解企业“不能转”“不会转”和“不敢转”的难题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本文以2015—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董事网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的影响效应、内在机制及其异质性表现。研究发现：董事网络显著提高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且经多项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董事网络通过资源效应、学习效应以及治理效应缓解企业“不能转”“不会转”以及“不敢转”的难题。异质性分析表明,外部情境机制和企业内部特征的差异会导致董事网络作用效果的非对称性。进一步,本文还发现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同一董事网络内部存在同群效应。本研究丰富了董事网络的经济后果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研究,为当前数字化背景下提升数字化转型水平、破解数字化转型困境提供了可能的路径和切入点。     

财政纵向失衡、地方激励异化与企业投资

在“收入集权，支出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财政纵向失衡可能引发地方激励异化，进而对辖区内企业的投融资决策产生影响。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表明地方政府财政纵向失衡会显著提升区域内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机制检验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增强和土地价格上升是财政纵向失衡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正向渠道；而财政纵向失衡带来的政府投资增加是影响企业投资支出的负向渠道。异质性检验发现，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市场化程度地区和高经济竞争地区更加明显。此外，财政纵向失衡对企业投资的促进效应是偏离最优效率水平的，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本文的研究发现揭示了各层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影响辖区内企业决策的微观机制，将有助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助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风险效应”还是“协同效应”？

供应商关系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重要前置性关系,不仅影响企业运营资金的分配,也影响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本文基于产业竞争理论和关系契约理论,提出供应商集中度的“风险效应”假说,基于供应链管理理论提出供应商集中度的“协同效应”假说,实证检验供应商集中度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以2010-2018年A股非金融企业为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发现,在拐点左侧,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表现为“协同效应”,即供应商集中度越高,营业成本率越低、存货周转速度越快、采购中支付更少的现金,产生的这种协同效应促使企业自有资金增多而增持金融资产。在拐点右侧,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表现为“风险效应”,即供应商集中度越高,企业被占用的资源越多、利润率被侵蚀越严重、盈余波动更大,产生的这种风险效应导致企业无力再承担金融化叠加的风险,因此减持金融资产。研究表明供应商集中度在我国企业中表现为风险效应和协同效应并存,企业应谨慎对待供应商关系,与供应商建立健康的合作关系。     

股票流动性与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问题之一.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视角，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经检验发现，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将2013年大宗股票交易规则修订作为准自然实验，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经进一步检验后发现，股票流动性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正向影响是由股票流动性的信息效应路径和治理效应路径决定的，且信息效应路径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检验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旨在提升股票流动性的大宗股票交易规则改革对优化包括承担社会责任在内的企业行为产生了积极作用.总之，股票流动性通过信息效应和治理效应两个路径而对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产生了重要的反馈作用.     

薪酬监管对央企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基于《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尽管精确地评估薪酬监管政策对企业激励机制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政策价值,但囿于数据以及识别策略,当前研究还存在诸多争议和不足.本研究利用2015年初中央政府针对央企实施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这一国家治理机制对高管薪酬构成的外生冲击,考察薪酬激励对央企风险承担行为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高管薪酬不受该改革方案影响的央企而言,受到影响的央企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降低;并且企业竞争程度越小、控制链层级越长、高管晋升预期越大,该薪酬改革方案对央企风险承担水平的负向影响越小,可见薪酬管制作为公司外部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三个因素呈现替代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该改革方案还改变了央企的高风险投、融资行为.具体表现为债务融资率更低,创新投入规模更大但创新产出却更低.上述检验结果意味着与企业发展相适应的激励机制是提升央企风险承担水平的必要前提.因此,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央企高管薪酬契约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对推动和深化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国企综合性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风险资本在支持创新创业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风险资本利益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并不完全一致。风险资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会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监督和影响企业管理层行为决策。已有研究较多关注风险资本对并购决策、员工管理和代理成本等方面的影响,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仍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基于逐名假说,从利益冲突的视角分析风险资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状况的影响,并从资本来源和声誉异质性的角度,深入分析不同特征风险资本的调节作用。为了验证影响机制,进一步分析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以及风险资本退出的经济后果。选取2010年至2016年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结合和讯网公布的企业社会责任评分,使用OLS回归、调节效应检验和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研究风险资本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风险资本降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而外资风险资本促进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高声誉的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更大。进一步的,风险资本主要抑制企业的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并通过参与公司治理的方式影响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资本退出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显著增加,除股东责任外,还提升企业在其他维度上的企业社会责任承担水平;良好的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环境能够降低风险资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负面影响。通过处理效应模型、倾向匹配得分法以及重新测量研究变量等方法,在克服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从社会责任角度考察风险资本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深入分析影响的动机和机制,支持风险资本逐名假说和利益冲突假说。从金融中介层面拓展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补充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经验证据。实践意义上,研究结果有助于增强大众对风险资本作用的认知,为企业选择风险资本以及国家完善风险资本经营管理办法提供经验证据。     

不道德行为在组织管理中的“涓滴”效应

基于“涓滴”效应框架和社会学习理论,本文构建一个“高层领导者—中层领导者—基层员工”逐级影响的多层次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不道德行为的“涓滴”效应。针对某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企业,收集了87个团队共450名员工的多时点上下级追踪配对数据。研究表明：高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对中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对基层员工工作场所偏离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中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在高层领导者不道德行为影响基层员工工作场所偏离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上下级社会交换正向调节了下属的学习效果。本文丰富了不道德行为在组织中的传播机制研究,同时也启示领导者“以身作则”式管理的重要性。最后,讨论了贡献、局限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企业多元化战略、研发投入与抗风险能力研究——基于中美贸易摩擦视角

以中美“贸易摩擦”为研究视角,通过事件研究法得到科技板块企业在贸易制裁事件窗下的累计异常收益率衡量企业抗风险能力。以研发投入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研究企业多元化战略对抗风险能力的作用机理,采用Heckman两阶段方法检验其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多元化与企业抗风险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研发投入与多元化之间存在替代关系,选择二者之间的最优组合才能最大效率地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     

员工持股计划、内部薪酬差异与创新绩效

利用2011—2019年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创业板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研究了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内部薪酬差异在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能够通过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推动企业创新。第二,企业内部薪酬差异在员工持股计划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路径中起到增强型调节效应。     

进口竞争、产品差异化与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

本文借鉴De Loecker等(2016)的方法,测度了企业—产品层面的生产要素投入,度量了我国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并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实证研究产品层面关税降低导致的进口竞争对于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总体上,进口竞争显著提升了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区分产品差异化程度后,发现其对异质性产品出口加成率有显著促进效应,而对同质性产品出口加成率的影响效应不明显;改变关键变量测算方法、样本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进口竞争对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价格效应"不明显,但"成本效应"和"质量效应"的作用显著,特别是通过提高异质性产品质量、降低同质性产品边际成本影响出口加成率。相对而言,进口竞争对出口中的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口企业、高市场竞争程度产品企业,以及一般贸易产品和资本品的出口加成率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文识别了进口竞争影响出口加成率的差异化机制,发现了进口竞争影响我国企业产品出口加成率的质量升级效应,表明进口竞争有利于提升我国企业产品的国际市场势力。     

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低碳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向实”发展,而对企业“脱虚”的影响不明显。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绿色低碳转型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资金扶持效应助推实体企业“向实”发展,其中,创新补偿效应体现在绿色低碳转型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增加了企业绿色节能发明专利和替代能源发明专利申请量;资金扶持效应体现在绿色低碳转型增加了企业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现金流量,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异质性分析发现,绿色低碳转型对企业实业投资的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碳行业以及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更为明显。     

自我牺牲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创造过程投入与团队信任的跨层次作用

如何提升员工创新行为成为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领导行为是推动员工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整合社会信息处理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本研究关注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次影响及作用机制。通过对84个研发团队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自我牺牲型领导对团队信任、创造过程投入和员工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果;(2)团队信任与创造过程投入在自我牺牲型领导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之间起到跨层次的中介作用;(3)团队信任在创造过程投入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跨层次调节效应,团队信任越高,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     

地勘类企业薪酬优化研究

地勘类企业属于智力密集、知识密集且技术密集型服务型组织。企业内部实施的薪酬机制不但直接和员工自身利益挂钩,还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成本与市场核心竞争力。本文主要分析现阶段地勘类企业在薪酬优化方面存在的问题现状,探讨深化企业内部薪酬优化的举措,以期能够强化薪酬的激励功能,提升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     

企业人力资源薪酬管理创新路径研究

薪酬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模块之一,企业通过有效的薪酬管理能够进一步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在提升企业内部凝聚力与竞争力的同时,也能做好服务与管理工作。企业通过人力资源薪酬管理创新,为员工提供更适合的福利保障,既能满足员工实际需求,又能通过激励鼓励的方式增强员工主动创造性,在员工个人能力提升的同时也为企业经济效益提升创造条件。同时,企业也要明确新形势下人力资源薪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制订相应的解决方案,以期可以为完善薪酬制度提供依据,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外部经济效应与政府研发补贴的效率

为提高政府研发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率,使政府在科技创新领域发挥更大的杠杆促进作用,从外部经济视角出发,在对政府研发补贴促进技术创新的内在作用机制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4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等内在机制分析方法,对企业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和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进行定量分析,实证研究中国研发补贴有多大比例促进企业吸收能力的培养以及产业集聚对提高政府研发补贴利用效率的程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研发补贴主要通过低效率的无外部经济效应的渠道发挥作用,而高效率的有外部经济效应的渠道作用偏小,低产业集聚水平会制约政府研发补贴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明确政府在科研领域的职能分工、完善补贴资金的配置机制并促进技术的良好扩散对提高中国公共补贴资金的利用效率至关重要.     

碳排放权交易、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围绕碳排放权交易、政府补贴和企业技术创新3个关键点,以政府补贴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以201 5—201 9年碳交易试点地区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建立了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与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显著成立且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政府补贴具有门槛效应,在政府补贴水平较低的区间,碳排放权交易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提升的作用并不显著,在政府补贴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碳排放权交易强度显著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在政府补贴水平较高时,碳排放权交易强度才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具有风险传导特征的信息加工业务薪酬激励研究

企业员工通过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得到支持企业决策的信息产品，然而由于业务本身的风险传导性，前序环节的错误会随着业务流程向后传递，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风险。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建立企业与员工之间产出相关的多代理人薪酬激励模型，得到9种情形下的薪酬激励方案及员工的最优决策。研究表明，有效的薪酬激励方法可以促使员工选择使企业净收益最大的努力水平，从而达到降低企业风险的目的，并通过算例得到部分因素对员工及企业决策的影响。     

企业薪酬绩效体系优化研究

薪酬是企业员工工作的原动力,绩效是企业员工工作能力和对企业贡献的验证。科学合理的薪酬绩效体系不仅是员工工作能动性的驱动因素,更是促进企业经营效率提升的基本条件,同时对于维系团队内部凝聚力、夯实企业人力资源战略、持续提升企业竞争力也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如何保证企业薪酬绩效体系科学合理,一直是企业管理领域的难点问题。只有充分把握薪酬绩效体系内涵,从企业现有薪酬绩效体系入手,探究其不足之处,才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优化方案,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文章对企业薪酬绩效体系的内涵和优化原则进行阐述,分析企业薪酬绩效体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