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朝赋才学化倾向的成因

才学化是六朝赋创作中的一种普遍追求,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人的觉醒与赋兼才学是南朝赋形成才学化倾向的根本原因。六朝时期新兴的社会思潮人的觉醒与传统的赋学观念赋兼才学叠加在一起,使六朝赋的才学化特征比汉赋突出;人的觉醒促使六朝士人努力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个性才情,促使赋家在赋的创作中运用种种艺术手段来表现出超人(包括前人)一等的才学,故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比魏晋赋典型。     

汉代京都赋的城市文化意蕴

作为汉代大赋的主要门类之一,京都赋是汉代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恢弘的宇宙意蕴、深刻的伦理意义,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     

韦孟韦玄成诗之雅颂余风与赋化倾向

就西汉四言诗而言 ,从韦孟到韦玄成 ,《诗》《骚》时代最广泛的以叙先烈、述祖德而讽谏的诗 ,已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 ,汉儒强调“美刺”的《诗经》批评与当时的实际创作完全脱节。四言诗的赋化倾向是诗人力图消解这一矛盾的努力。西汉四言诗的发展历程证明不是遵循“美刺”的原则而是回到传统的“言志”的主旨上来 ,四言诗才有可能找到新生之路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汉代京都赋天文类名物探析

汉代京都赋名物品类繁盛,其中对天文类名物有极多地铺写,且表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星宿类名物及其铺写与都城选址、宫室建筑和军事游猎等紧密结合,其气象类名物瑰伟富丽,驳杂万象,或异名同物,或多物一属,或形似实异,如此广博宏丽的辞藻,描绘和营造了瑰丽奇特的梦幻景观。汉代京都赋中天文类名物的铺写,宣扬了帝王顺天行事的懿德,彰显了帝王的权威,反映了汉代天文学在政治军事、建筑设计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广泛应用和重要影响,亦可窥见汉人的天文观念、心理崇尚以及知识结构等。     

试论苑猎京都大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

作为一代文学之主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苑猎京都大赋无疑最能够代表和反映汉代雄壮堂皇的时代风气与精神面貌,其主要写作内容则是苑猎与京都。由于国力昌盛,帝王需要宣扬盛世伟业,于是自上而下"命赋"成为苑猎大赋的写作方式,而京都大赋则在"迁都"争议的影响下,以"献赋"为其写作方式,并在宫廷中诵读传播。所以,"命赋"和"献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使得苑猎京都大赋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帝王喜好、舆论风潮以及时代精神的承载体,达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汉代京都大赋审美内涵的文化缺失

作为中国古代城市文学成形之作的汉代京都大赋,审美内涵存在明显的文化缺失.作家将城市之美物体化,普遍显示出重物轻人的审美取向,堪称城市灵魂的城市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多被忽略.同时,作家外在于对象、物我分离的现象十分突出.而导致这种缺失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农耕文化精神的影响,汉代作家普遍缺少自觉的城市审美意识.     

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论汉代京都赋与亚欧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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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理论嬗变

北朝赋的创作倾向及赋论基本上沿续汉代重政教的赋用论传统,但在不同的时期又有向南朝赋论靠拢的倾向。不过,其倾向与嬗变不像南朝赋论那样,沿着赋文学特质的方向,变动迅速的发展,而是变动缓慢且曲折回旋。不过,北朝赋风与南朝赋风在不同时期的互相渗透以及南、北朝赋论的双向浸润、补正,又最终在南北融合的大趋势中产生了符合赋文学发展的拓新赋论。     

汉魏六朝文人笔下的京都遗韵

大汉帝国的都城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昌盛的国际都会,也是历来文人们关注的写作题材。本文选取汉魏六朝时期的小说、赋、诗歌、地理书籍等文学作品中的京都题材作品,展现当时文人对京都的追忆与向往之情。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南朝文之赋化倾向探析

南朝时期盛行骈文,文士在创作骈文的过程中往往借鉴辞赋的创作手法,致使骈文呈现出明显的赋化倾向.具体来说,这种赋化倾向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将辞赋的典型创作手法运用到骈文创作中;二是讲究工整的排偶,推动骈文走向成熟.此外,文中用韵以及文末杂用骚体句式也是受辞赋创作影响所致.     

赋论历史考辨

文体批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础之一,而作为文体之一的赋学批评,因赋创作的特有体制,具有相对的独立意义。“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为赋之体,“不歌而诵谓之赋”为赋之用。然深入古代赋论的历史与体系,其间隆替、交叉等复杂现象又非前引之句可以概括,所以欲明赋学体用,必先对赋的理论批评历史轨迹进行梳理。     

文学批评表扬化倾向批判

文学批评的表扬化倾向是当下文学批评积弊中的突出病象之一。本文对该现象的实质和严重危害进行了分析批判,并从政治、历史、道德、文化的角度对其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挖掘,指出弘扬批判精神是拯救与振兴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论诗学流变中鲍照诗歌的赋化实践

鲍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强烈创新品质的诗人,他不仅把文人乐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还奠定了七言诗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鲍照同时又是诗赋兼工的南朝文学大家,他以赋法写诗,丰富了诗歌的表达技巧。本文主要从诗体流变、艺术构思、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鲍照诗歌的赋化问题,为鲍照诗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论七月诗派的史诗化倾向

七月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后一个十年里最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它不仅促进了现实主义诗歌改革与开放的伟大进程,而且当年那种标领风骚、充满主观战斗精神的崇高精神已构筑了20世纪中国现代诗坛上一道波澜壮阔的人文景观。七月诗派在总体创作上明显地呈现出了颇具力感之美的史诗化倾向。这种史诗化倾向所展示出的审美流向,就是对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追求与呼唤,是以力的美感和美的力度的高扬为核心所凝现出来的情感与意象的崇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