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及其影响--《两汉全书》编写过程中的一点感想

汉代文人以其强烈的宗经重史意识从事文学创作 ,遂使宗经重史成为汉代文学的突出特征。汉代文学这一性质既是汉代社会所造成 ,又是儒学传统所规定 ,是时代和学术相结合的共同产物。宗经与重史有密切关联 ,汉代文学的重史导源于其宗经。汉代文学宗经重史特质所形成的文学价值观 ,终封建社会之世 ,一直指导着文学的创作和批评     

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经历了兴起、独立研究领域和深化发展三个阶段。在这期间,研究者集中对何谓中国教育学史、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地位、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内容、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回顾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进展,虽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借鉴了外国教育学史的研究范式,这影响了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自生性和原创性。中国教育学史研究者需在解决中国教育学史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明晰和把握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向,深耕和拓宽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问题领域,明确和规范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书写逻辑。     

关于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几个问题的思考

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要以对文化的深刻认识和文化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为前提条件。在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还要特别注意区域文化的特殊性和本土文化的普适性之间的关系、文化的流变、区域文化的识别等问题。     

论经学对《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影响

刘勰从“通变”和“时序”两方面研究：艾学发展变化的原因及其规律,构成了《文心雕龙》文学通变论的理论框架。“通变”即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此为文学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时序”即时代社会的政治状况,是影响文学发展变化的外部因素。刘勰对文学发展内部规律和外部因素的探索,都受经学的思想影响。     

当代“意识流文学”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

"意识流"的名称是舶来品,意识流技法在中国古已有之,且有着丰富的文学实践.文章初步梳理了当代意识流文学创作实践与中国文学传统的关系,认为后者影响了中国意识流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是中国意识流文学的内在依据和土壤根基.     

试谈“中国现代语言风格学史”的分期问题

本文在作者<语言风格学>有关风格学史概述的基础上,分析归纳了中国现代史上语言风格论的源流和相互影响,提出了"中国现代语言风格学史"分期的初步构想,为编撰此类教材和专著勾画了一个轮廓.     

中国社会学史的新探索

基于几代社会学人的反思,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学不应归结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社会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学科,以先秦荀子创立的群学为根基,在中国发展延绵了两千多年。我们可以将西方社会学传入之前的群学视为中国古典社会学,将传入之后的社会学视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学,这一全新的中国社会学观念由景天魁及其主持撰写的《中国社会学史》所确立。与以往社会学史的写作不同,景天魁版的《中国社会学史》从中国固有的文化资源和学术传统出发,探索出命题式写作范式,使群学成为中国社会学一以贯之的宗旨。这一社会学史观确立了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开辟了社会学研究、社会学本土化的新境界,树立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为走出中国当下的社会学困境探索了出路,为中西社会学对等交流和相互会通提供了基础。     

中国哲学史学史的建构及其意义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哲学思维传统、高明的哲学思想智慧和丰富的哲学理论资源,但直到19世纪末叶都没有＂哲学＂这一名称,当然也就没有专门的哲学学科。近代以来,几代学者参照西方分类学术标准及其哲学观念和体系形式,对中国哲学加以现代转化,在学科建立、教材建设以及以哲学观和方法论为内容的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诸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实绩,为作为一种古老的地方知识的中国哲学打开了普世化的门径。田文军教授近年来在＂中国哲学史学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体呈现了中国哲学现代转化的过程以及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值得学界和社会关注。     

道家哲学精神与中国文学

道家追求个体生命价值，具有自由自觉的精神特征和开拓创新的内在机制，这是道家哲学的真正本质。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巨人的出现、文学风格的创新和文化繁荣都与道家哲学精神有深刻联系。因而应该给予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论《白话文学史》的文学性

本文分别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命名、文学史观、方法论和历史叙事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揭示这部史学著作所具有的文学性特征——指称的模糊性、联想的思维方式、艺术的想象力、文本的多义性、叙事的虚构性，从而为这部开放性的历史名著提供新的解读。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与教学中的伦理维度缺失

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与教学无一例外地忽略了该门课程的伦理学意义,这使得那些在美学层面已然失却当下意义的文本因此遭遇了重新讲授的尴尬。而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从伦理学这一维度入手,就不难发现,这些正在休眠的大量文本里其实处处潜藏着生机。     

中国文学史的历史性与文学性

这篇学术对话主要涉及3个方面的问题:1.深入讨论了中国文学史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历史性与文学性的关系;"2.结合西方世界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最新进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书写情况(如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维克托.梅尔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哈佛大学宇文所安教授和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共同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介绍了西方世界的最新成果和研究信息;3.关于西方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者们的治学心态、学术观念与内在感受。     

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属于当代史的范畴,学术界分别使用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研究、中国现代史等概念.笔者认为,称为中国当代史比较恰当.当代历史是不断延伸的,为了避免当代史研究的时政性缺陷,可以考虑以2001年入世以前为相对稳定的学术范围.综合各种意见,当代史分为1949～1956年、1956～1966年、1966～1976年、1976～1989年、1989～2001年5个阶段是合理的.当代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应该注意用现代化的标准看待当代历史进程,正确处理学术研究与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决议的关系,正确处理领袖人物的评价问题,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正确对待外来学术成果.应该坚持以真实为原则,以事实为基础,以材料为根据的根本学术方法.     

文学史编撰中的经典化和本质化

描述文学史编撰过程中的经典化与本质化,主要分析了经典化与本质化是如何造成文学史真相在文学研究过程中的迷失。     

文理通医道:中国文论与中医的关联性思考

中国文论和中医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有许多共通之处。它们都源于上古社会的巫风巫俗,都是广义上的人学,两个领域有许多共通的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两者把握世界、领悟对象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都重整体观照、富有生生意识,都有重固本、重意会的精神。中医和中国文论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和诗性精神。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日益繁多,但真正自成体系、有价值和特色的只占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要把港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有机融入文学史,而不是硬性地作为板块嵌入。在价值观与历史观上,应该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并以开放现代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人性观念和世界文学的普遍原则作为价值标准。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困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规律与非规律、进化与非进化的关系。     

关于中国文学史"重写"的若干思考——以晚唐五代为中心

中国文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过百年之久。20世纪80年代来,学术界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呼声日高,期望新的突破。作为一种尝试,以编年体的形式来重新撰写中国文学史,或可弥补当今通行纪传体文学史之不足。     

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

文学史的撰写历来是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步入了一个新时期,考察中国早期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可以为新世纪的文学史撰写提供有益的借鉴。早期中国文学史存在几种基本形态,一是以传统的历史著作体例为借鉴的历史形态,一是具有一定哲学意识的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另外,还有文学与其他不同学科对比的比较形态。其撰写方法主要是科学研究法与综合研究法,前者指考据与实证研究法,后者指历史与逻辑结合法、史学与美学结合法以及"历史"和"实验"结合法。     

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

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而进化文学史观则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它承续了我国古文论中之进化思想因素，又自觉借鉴了西方现代进化文学史观，在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文学史观，以胡适、茅盾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尝试运用进化文学史观研究并书写了外国或中国文学史，显示出进化文学史观的主要功能特点与突出缺欠；进化文学史观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与阶级论文学史观相比异大于同得小于失，同现代性文学史观相比同大于异失小于得，惟有现代国家文学史观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方可视为科学的文学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