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化”与土俗之争背景下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

高丽移植宋代法制的进程较为曲折，首先就存在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关系的问题，因“华化”与土俗的冲突，高丽王权对宋代法制的移植难以得到贵族精英阶层的支持，不得不启用大量的归化中国士人。与此同时，作为法制输出国的宋王朝又实行严格的图书管制措施，使得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缺乏可靠的参照文本，使其对宋制的移植缺乏系统性。     

高丽律对唐律变形之原因探析——以“华化”与“土俗”之关系为视角

法律的移植主要并不是一个法律或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受到移入国社会、政治、传统、风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具体的国情,在高丽,被作为既得利益阶层的贵族集团不加区分地一概称之为"土风"、"土俗",成为其裹挟传统文化,以抵制中国制度的借口,从而形成了"华化"与"土俗"之间的冲突.在这种背景之下,高丽对唐律的移植就不能不扭曲变形.     

论高丽对唐司法制度的“变异”——以刑部为中心的探讨

高丽的司法制度虽移植唐制而来,但由于土俗因素的影响,与唐制仍有较大差距。以刑部而论,高丽刑部是一个审判机关,组织与职能实际上是对唐大理寺与刑部的萃取式综合。在职权与定位上,高丽刑部与唐刑部有重大差别,形成了独特的一元化的权力集中型司法体制。这种体制使得刑部拥有一种整体性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权力的不断行使与运作,这种权力不断膨胀,使得刑部在整个政治体制中逐渐取得了特殊地位,成为制衡王权的重要机构,被认为属于言官。高丽对唐代司法制度的这些"变异",主要是由于法律体系上的不同及权力格局上的差异所致。到了朝鲜王朝时期,全盘移植并适用《大明律》,王权也有了大的提升,因而可以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了,由此基本完成了向唐代制度的回归。     

论从汉四郡到统一新罗时期的中韩法制关系

汉四郡时期当地官府陆续发布了一些单行的成文法令,汉四郡灭亡后,当地的各种习惯法就又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土俗"压倒了"华化"。高句丽在占领汉四郡以后,吸收了一些汉四郡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法的思想。隋唐时期,高句丽文化之"华化"有加速的趋势,但在法制的层面,仍以土俗为主。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了百济习俗的层面,其法制有向中国法接近的趋势,但主体仍是本国固有法。统一新罗时期,唐代法制虽然对其法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华化"程度不高,仍以"土俗"为主。     

朝鲜高丽朝祀孔制研究

朝鲜高丽朝（918—1392）是朝鲜半岛第二个统一王朝,其在儒学与礼治政治思想不断发展深化的背景下,移植中国制度实行了祭孔释奠礼,此为朝鲜半岛祀孔之始。高丽朝祀孔制影响了朝鲜半岛教育观念与形制的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社会文化的发展,促进了朝鲜半岛文化的儒家化转型。     

论查理大帝的教会政策

加洛林王朝是西欧封建制度产生的起点,封建关系发展尚不成熟,继承王位后的查理大帝通过战争和实施基督教化发展封建关系,推行采邑制。基督教化加强了封建王权对地方的统治,巩固了以采邑制为基础的封建关系。另一方面教会的政治职能促进了教会的封建化,教士成为王室的官员,王权对教会的控制也由此加强。在此基础上在法兰克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世俗的和教会的两个并存的封建贵族阶层。这种统治格局对西欧封建统治政权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论都铎王权与贵族

强大的王权与衰弱不堪的贵族,一直是人们对都铎王权与贵族关系的传统看法.实际上,强大的王权并不完全是建立在软弱无能的贵族基础上的.都铎王朝的贵族政策充分反映出王权与贵族休戚与共的关系,王权离不开贵族,贵族也离不开王权,二者在根本利益上的一致,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共生关系,他们之间的合作远远超过冲突.尽管这期间也曾出现过一些波折,但都铎王朝贵族的政治地位依然是稳固的.     

“内地化”:清季民国康藏地区的法律治理

从清初直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康藏地区的治理皆以"内地化"为导向。清初表现在承认"土俗"调整民间细故的效力之同时,扩大了国家权力对康区的介入,即实行所谓"王化"。到了清季民国中国法律近代化时期,中央力图以西方式法律系统治理康区,但仍无法消除"土俗"的强大影响;并且因为近代化与内地化的叠加,形成了一些新问题。     

金代“天眷新制”对高丽王朝司法体系的影响

12世纪初女真族在反抗辽国的战火中建立了金政权,且基于国内各族杂居的现实而承袭了辽国旧制“南北面官”制度.但是到了金熙宗时期,随着女真贵族主张颁行汉法的呼声越来越高,故于1138年八月甲寅“颁行官制”,即“天眷新制”,并通过外交与战争的双重手段,对高丽王朝的司法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高丽亦进入了金国“去辽法而兴汉律”的轨道之中,对其法律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高丽社会、经济、政治及对外关系对女性生活的影响

在社会制度方面,高丽实施科举制、荫叙制、身份制和田柴科等制度,这些制度非常重视家族、亲族等血缘关系,女性作为形成姻戚的媒介受到重视。在经济方面,由于数次遭受外国的入侵,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高丽经济始终没有停止持续发展的势头,女性的劳动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女性在财产关系中处于较高地位。在政治与对外关系方面,高丽政治局势不稳,始终没能建立强有力的王权．女性生活处于动荡和不安之中,但混乱的国内政治局势和频繁的外国入侵使高丽社会有所松动,统治者较少限制女性的生活,因此,女性享有较多的自由和权利。     

丽元通婚外交研究

13世纪60年代,丽元和平关系建立后,元朝意欲不战而得高丽一国,致使丽元外交交锋不断.1269年,高丽向蒙古提出王室联姻的请求.元朝联姻王室之余,又向高丽提出贡女要求.高丽遂以尚公主与贡女为主要方式,与元朝皇亲国戚及政要显贵互通婚姻.丽元之间的通婚关系具有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历时悠久、意义重大等特点.丽元皆试图利用通婚之举,影响甚至左右两国关系,使其具备外交性质.事实上,引人瞩目的丽元通婚外交的确对两国政治关系和平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高丽诗学范畴初探

朝鲜高丽时期的诗学范畴基本上承袭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思维方式与表述方式,但这种承袭决不是原封不动的抄袭,而是将中国古典诗学与自我的诗学创造性地"调和"在一起。从根本上讲,高丽诗学范畴的样态与中国古典诗学大体一致,也是在人类学意义上的"气"、艺术学意义上的"象"及哲学意义上的"道(风流)"所构成的三维动态的人文结构体系中展开与演绎的。三者之间的矛盾和相互运动,就幻化出高丽诗学范畴的不同样态。     

论前燕的法制

前燕是十六国前期影响较大且较为强盛的一个政权。前燕统治者都具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前燕的法制原则:前期法简刑慎;中后期法峻刑严。前燕除承用晋制外还制定了一些法律制度:选官方面,多途径罗致人才;经济制度方面,开园苑,定税制,罢荫户;刑事法规重点打击危害君主专制、破坏经济制度的行为。前燕的司法机构相对健全,注重司法官的选派。     

试析明末清初的民权思想

明末清初思想家在批判君主专制合法性,反对君权任意侵害民众利益的基础上,提出了他们的民权思想,阐释了民众利益符合天理,肯定人民利益追求的正当性;论证所主张民权思想的合理性,并设想通过改革封建专制制度,限制君权,来保障民权的实现。     

韩国高丽文学对苏轼及其诗文的接受

尽管苏轼对高丽持雅拒态度，然而顺应高丽与北宋的文化交流，韩国高丽文学全盘接受苏轼及其诗文，形成“苏轼热”。其原因在于高丽重儒崇文的政治体制，苏轼敢于直谏、豁达入世的品格，苏诗的气质与文人的推动等。高丽文学着重是从苏轼诗文的题材、禅宗思想、化用典故、借用诗韵、活用诗句、摘用词语等视角入手接受苏轼及其诗文的。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的起始时间——兼论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形成的社会条件

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先秦与秦汉以后君主制存在重要区别。君主专制政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涵义:(1)君位的终身制和世袭制;(2)君主地位至高无上;(3)君主独揽国家权力。从这个概念出发,综合考察先秦君权的实际状况、政治制度的构成要件、社会条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与社会流动情况)以及行政管理的技术条件等综合因素,可以断定先秦时代不可能产生君主专制政体。因此,君主专制政体应始于秦汉     

论高丽在刑罚适用上对唐制的变通

以刑罚的适用而论,高丽和唐两朝的重大不同,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种情况:唐的刑罚重而高丽轻;唐的刑罚适用标准严而高丽松;高丽对唐的刑罚进行了改造并和其固有的刑罚同时适用;高丽在实践中有一套广泛适用的耻辱刑系统.这些差异的形成首先与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因此而制定的相关政策有关;其次,和两国的权力格局及相应的制度安排有关;第三,还和两国的社会结构与身份制度有关;第四,和两国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有关.     

从"贵族民主制"到"等级君主制"的英国

英国是在外族入侵不列颠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在其"等级君主制"形成前的1700多年里大致经历了公元前5世纪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入侵不列颠;公元10世纪统一国家的形成;1066年位于欧洲大陆诺曼底的公爵威廉率军入侵;从威廉二世到亨利二世统治时期的社会改革;1295年英国议会形成等历史阶段,从而使英国政体从"贵族民主制"演变为"等级君主制"。     

立宪君主制与《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的选择

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是最为典型的,其建立与发展对近代中国宪政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末各种立宪思潮风起云涌,在资产阶级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双重压力下,清廷以英国议会君主制政体为模式制定了《宪法重大信条十九信条》。这是中国第一个议会君主制宪法文件,是中国宪政发展的巨大进步。但其还没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十九信条》命运的背后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