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被动句研究

《晏子春秋》中有三种被动句式：“于”字式、“见”字式、“为”字式,句式较为齐全,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战国时期被动句的使用情况：“于”字式自从在西周金文中产生以来,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见”字式迅速发展直追“于”字式;“为”字式辉煌过后开始衰落,“为……所……”式开始萌芽;没有出现“被”字被动句,“被”全部作动词用。     

《高僧传》被动句研究

对《高僧传》中具有被动结构标志的被动句穷尽整理分析,并从汉语史的角度对其比较研究,认为其文中包含的被动式还是比较全面的,被动句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语言中被动句式的使用情况:先秦的主要被动句式"于"字式已近消亡;"见"字式虽仍占据着21%的用例,但已为"为……所"式和"被"字式超越;"为……所"式仍以46%的比例占据着其自东汉以来的优势地位;"被"字式此时发展迅速并显示出新特点:动词后带补语用例增多,还出现"被……所"式;"被"字式以26%的用例不仅超越了"见"字式,还直追"为……所"式,为其在唐代超越"为……所"式打下坚实基础。     

《吴越春秋》标志被动句研究

被动句是上古时期才出现的一种句式,<吴越春秋>作为成书于东汉的一部著作,其中的被动句全面地反映出了上古时期被动句的各种情况:"于(於)"字式;"见"字式;"为"字式;"为……"式;"为……所"式;"为所"式;"被"字式;"受(于/於)"式等.对<吴越春秋>的标志被动句进行穷尽性的调查分析,对于研究古代汉语被动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水经注》中被动句考察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中古时期的一部重要语料.其中被动句的使用情况很具有代表性.从中可以看到被动句发展到《水经注》时期各类句式的演变情况:"见"字式趋向衰落;"为……所"式占主流;"被"字式有新的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被"字句开始取代"为……所"式早在六朝时期就已经出现,这一现象为连接"被"字式在六朝时期由15%的频度陡变为唐朝初期100%的频度的"断裂"提供重要线索.     

今文《尚书》被动句研究

甲文没有被动句式,西周金文中已出现被动句式,汉语被动句式究竟是如何形成发展的,素无定论。本文首次对今文《尚书》被动句进行穷尽性的全面考察和分析研究,不仅填补了今文《尚书》专书语法研究的空白,而且还系统论述了汉语被动句的形成机制和发展动因,对汉语语法史研究的一些传统结论也提出新的见解。诸如：汉语真正的被动句式不是“春秋以后的事”。最先产生的汉语被动句是语义被动句,然后才出现语法被动句,后来语义被动句和语法被动句并行,语义被动句不断衰减,语法被动句的形态也经过简单—繁化—再简化的发展过程。“于”字句表示被动是汉语语法被动句的最早形式。汉语被动句产生的直接动因可能是基于修辞的需要     

英、汉意念被动句比较研究

被动句是英、汉语中很常见的一种句式结构。意念被动句的使用问题也一直是语法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对英、汉语中的意念被动句在形式、结构和特点等方面进行对比和分析可进一步了解其在实际运用中的异同     

日语被动句刍议

在日语基础教育阶段,被动句始终被当作一项重要的语法内容,尤其是对于被动助动词‘れむ’、‘られる’的接续方法以及活用的讲授更为详尽。因此,让学生从形式上掌握如何将日语的主动句变为被动句并不难。但是对于大多数学习日语的人来说,如何在实际的语言应用中用好被动句仍是难点。     

英汉被动句之比较

英汉语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语系。英汉语被动句之间既存在着差别，又有相似之处。本文从句式结构、语义关系等方面对英汉被动句进行了比较     

《颜氏家训》被动句类型考察

《颜氏家训》里有大量的被动句,这些被动句有不同的类型。从总体上又可分为两类,一是没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一是有形式标志的被动句。其中,有形式标志被动句中,根据标志形式的不同,这类被动句可分为蒙字类被动句、可字类被动句、于字句、见字句、被字句、为字句等。这些被动句基本体现了古汉语被动句的特征,也基本反映了南北朝时汉语被动句的使用情况。     

英汉被动句的对比研究

从英汉被动句的界定、表示法及其基本用法三个方面对英语和汉语中的被动句进行对比分析,阐释英汉被动句之间的差异,并介绍了英语被动句在汉语中的相应表达法.通过对比分析,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明确英汉被动句的异同,对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吕氏春秋校释》质疑

《吕氏春秋校释》是陈奇献先生历４０余年辛苦研究写成的迄今最为完备的《吕氏春秋》集解本。但智者千虑，亦偶有一失。本文即试从校勘、训沽的角度，对《校释》“斫斩”、“少选”等则提出质疑，以向先生及诸大家求正。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从《春秋》不书条例看春秋时期的社会观念

<春秋>述史条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它的书和不书.不告、不赴是不书的重要原因.卿以上级别的人才有被记入史册的资格.对实际意义不大的行动、在运作过程中没起重要作用的诸侯、卿,一般不书.涉及鲁国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远较记载他国丰富.     

《吕氏春秋》的思想统一性问题述论

《吕氏春秋》的思想统一性问题,同时关涉到思想主旨和文本结构问题的讨论。《史记》所载《八览》《六论》《十二纪》的次序反映了吕氏门客编定《吕氏春秋》的次序,三个部分功能不同。《八览》重在集览先秦政治与思想资源,并批评秦政得失,《六论》则进一步抽绎理想政治的基本原则,《十二纪》才是最终目标所在,即为新的秦王朝设计一部治国纲纪,并论述其思想基础。《十二纪》的编制,依托于秦汉之际流行的统于太一的元气宇宙论,其思想有统一性,但这种元气宇宙论,其内容主要是对战国中晚期思想成就的继承与整合。     

《晏子春秋》文体辨正

关于《晏子春秋》的文体性质,古往今来主要有四类观点。《晏子春秋》创作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萌芽期,其文体性质不是单一的。立足文本的具体特征考察,《晏子春秋》既有人物传记的记人属性,又有小说文体的虚构因素;既有诸子散文的思想性,又有叙事文学的故事性,是一部体制特殊的古典文学作品。     

崔子方的《春秋》学

崔子方是北宋苏氏蜀学派的重要人物,以《春秋》学显名。他在认可《春秋》最大程度保留“鲁史”成分的基础上,极大强调了经文所含王道大义。为此,他发明了独特的经义表述和经文解读方法,并在解释中表露出独具特色的思想认识。     

论黄震的《春秋》学思想

黄震是南宋末年一位博学通儒,其为学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躬行实践。其主张体现在治《春秋》上,即将《春秋》视作史书,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之说,力图以史事为根据来注解《春秋》,反对没有根据的臆度和猜测;在《春秋》经传关系上,绝对信经疑传,但又反对时人将"三传"束之高阁,而是有所取舍,并且尤重《左传》;重视训诂之学,反对空言《春秋》大义,尤其注重结合社会现实阐发《春秋》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论毛奇龄对《春秋》经文的考订

《左传》《公羊》《谷梁》三传记载的《春秋》经文互有异同,毛奇龄所著《春秋简书刊误》以《左传》记载的《春秋》经文为依据,对其中的人名、地名、文字不同之处做出了考正,订正了《公羊》《谷梁》所记载《春秋》经文不少失误之处。毛奇龄使用的考据学方法在《春秋》经传的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临川王刘义庆招集文士活动考辨

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爱好文义,以其宗室令望,致力于文学人才之招集活动。刘义庆所招文士,入于义庆府者共八人,另有三人辟而不就;所形成的文学群体在人员的出入流动中保持了相对一定的规模。刘义庆招集文士的活动,自刘宋开国之始一直持续到其晚年,在江州会聚文士只是其整个招集文士活动中的一点。除开江州以外,京师建康、荆州、南兖州也是刘义庆招集文士的重要地点,尤以荆州最为突出。因此,所谓"江州中心论"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荆州时期才是刘义庆招集文士活动最为重要的一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