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行贿犯罪档案查询机制

建立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是检察机关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严厉打击行贿、受贿犯罪,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运用技术预防的手段打击和控制行贿犯罪的创新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作为一项新的工作制度,当前仍存在诸多缺陷,还需要不断的实践与探索。     

行贿罪立法新动向之思考——兼议行贿罪废除论

2015年8月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力度,我国对行贿犯罪"立法从严""司法从宽"的悖论更加凸显。从立法因果论出发应当严惩行贿犯罪,从司法效果论出发则应宽宥行贿犯罪,解决这一悖论,不应作"非宽即严"的简单取舍,而应"宽严相济",既坚持严惩行贿犯罪的立场,又采取措施走出受贿犯罪难以查处的困境。要从刑事实体法上调整行贿罪的刑罚结构,严密行贿罪法网,同时在刑事程序法中构建腐败犯罪"污点证人豁免"制度。对于反腐败而言,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体系才是治本之策。     

行贿犯罪不可宽容

行贿与受贿是一种犯罪行为，我国极为严重的受贿现象是与十分猖獗的行贿行为互为因果的。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处罚十分宽容，这是我国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要充分认识行贿犯罪的危害性、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严惩行贿犯罪，净化政治空气，为国家工作人员营造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杜绝行贿、才能遏制受贿，从而在源头上控制腐败现象的蔓延。     

权力依赖型企业生存模式与腐败犯罪治理——以民营企业行贿犯罪为中心

统计表明,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数额大、持续性强、频度高、危害大,是腐败犯罪治理的重点,对国家反腐败斗争全局意义重大。仅靠加大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刑事规制力度,难以达到遏制腐败犯罪的社会效果,相关治理必须着眼于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促成机制展开。民营企业家向谁行贿、行贿多少,取决于行贿对象手中权力的性质及大小,权力依赖型的企业生存模式是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内在动因。与腐败权力的深度绑定能为此类企业带来资源和商机,但也成为这类企业最大的刑事风险。向以合规为保障、以创新为驱动的市场导向型企业转型,是消弭权力依赖型民营企业家刑事风险的关键。不过,这一转变还有赖于政府简政放权、规范权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浅议当前行贿现象及其综合治理

一、新形势下行贿犯罪的特点及其规律 第一,当前行贿现象出现了两个新变化,其一是行贿的时间和物品发生了变化.过去行贿多是节日送物,现在多是送钱,也不单是节日送,每逢"喜庆"就贿赂,一方面是在每年重大节日里给有关领导和实权人物送上"红包",另一方面是利用工业、庆典等机会行贿.     

民营企业行贿犯罪的特征与成因分析

行贿犯罪是现代社会久治不愈的顽疾,也是现阶段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的主要形态,并呈现出刑罚处罚相对较轻、案发环节分布广泛与犯罪潜伏期较长等典型特征。立于宏观、中观和微观多元视角解释民营企业家行贿犯罪的典型特征,不仅有助于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民营企业行贿犯罪多发频发的诱因,而且更是寻求科学治理对策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传统反腐败理论与实践,主要聚焦于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腐败治理成为被遗忘的角落。深入研究民营企业行贿犯罪的特征与成因,无论是基于保障民营企业健康发展,还是出于推动全面反腐的深入开展都势在必行。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视角下的刑事犯罪记录

刑事犯罪记录是专门国家机关制作和保存的对公民犯罪和处刑信息的记录.我国在一些单行实体法中存在着对犯罪信息进行查询、了解的要求和规定,但一直欠缺程序方面的制度跟进.实践中普遍采取要求特定人员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方式来实现法律要求,这一做法既无具体法律根据,又与刑法规定的内容不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之后,可以此为程序依托进行刑事犯罪记录制度的构建.免除求职人员的证明义务,保证信息的真实可靠,完善相关制度.     

"隐性腐败"的治理与刑法跟进

治理"隐性腐败"迫在眉睫,而现行刑法对治理"隐性腐败"出现失调,应及时修正予以跟进规制:调整我国对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方式;将贿赂的内容由"财物"修改为"不正当好处";改变行贿行为的单一性规定,增加行贿行为的方式;调整我国刑法在贿赂犯罪侵害法益的保护方向和主次地住,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增设罚金刑、资格刑.     

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探析——以查询存款、汇款相关问题为视角

查询存款、汇款作为一种侦查措施,是检察机关获取犯罪线索、证实犯罪、追缴赃款的主要手段,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由于现行立法对于查询的规定尚不完善,加之查询工作的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应从立法、查询工作机制等方面加以规范与完善,尤其应建立符合中国侦查现状的银行账户查询制度,这对于检察机关开展各项工作具有积极意义。     

行贿犯罪与民事赠与的认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经济犯罪领域中的行贿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然而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案件处理较少 ,主要是因为没能分清行贿与赠与的界限 ,往往把行贿罪按赠与来处理。本文从行贿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赠与的主要特征、行贿与赠与的联系区别及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罪和赠与的认定等四个方面对行贿和赠与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做好档案保密工作提升档案管理水平

要做好档案保密和监督工作,规范档案管理,健全借阅制度,提高效率和质量,加强档案创新管理机制和服务方法.笔者认为要做好如下方面工作.     

行贿罪若干问题的探讨

根据《刑法》第 389条规定 ,行贿罪的客观表现有两种 :一是典型行贿 ,即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行为。二是经济行贿 ,即在经济往来中 ,违反国家规定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随着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腐败官员、腐败分子纷纷落马 ,但是 ,那些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分子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1999年 3月 ,两高联合发布通知 ,再次提出要严厉打击行贿犯罪。尽管如此 ,我们对贿赂犯罪的打击仍然存在“一手硬 ,一手软”的现象 ,其中《刑法》对该罪构成要素…     

关于法人犯罪几个问题的探讨

法人犯罪是指在法人意志支配下，法人的法定代表人、代理人或其他法人成员，为了法人利益，以法人名义实施的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它具有整体性、组织性、隐蔽性和高度损害性等特点。目前我国法人犯罪的主要形式有法人行贿、受贿，法人走私，法人偷漏税，骗取国家出口退税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对法人犯罪的刑罚处罚制度有“代罚制”与“两罚制”之分。惩治和预防法人犯罪要认真执行“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方针。     

公款行贿问题研究

公款行贿已成为诱使贿赂犯罪高发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刑法典中关于单位行贿罪的法律规定,不利于对此类犯罪的认定与处理.一方面,谋取不正当利益是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不确定,罪状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内容不确定.另一方面,单位行贿罪的配置不合理.因此,改进<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和三百九十三条的罪状和刑的设定就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环境犯罪罚金刑制度检视

环境犯罪是一种新型犯罪,其在产生原因、危害性、犯罪构成等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犯罪,对这种犯罪进行处罚的最现实、最有效的措施应当是罚金刑.我国环境犯罪罚金刑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应当设立环境犯罪倍比罚金制度、环境犯罪罚金刑易科制度、环境犯罪罚金刑执行移送制度等予以完善.     

论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我国知识产权犯罪现行刑事立法存在着名实不符、侵犯著作权犯罪范围过窄、规范依据严重不协调、概念内涵模糊、罪名规定不科学和定罪标准不严密等弊病.立法应当在完善罪名、协调不同法律的规定和厘清用语含义等方面加以修改完善.在知识产权犯罪领域中引入告诉才处理制度,建立告诉才处理案件的监督审判制度,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法院审理的自诉案件有决定参加庭审权和书面审查权,增加对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具体程序规定.     

行贿罪理论与司法适用完善新探——兼论犯罪意思理论的发生与价值

行贿罪的保护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本罪的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具有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或便利的犯罪意思,这是区分此罪与彼罪以及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应从二元行为无价值的观点出发,探讨犯罪意思作为一种主观的违法要素在犯罪论中的地位和价值,即特定的犯罪意思应当在犯罪目的和故意之外限制解释构成要件,发挥补充定罪的功能,应当完善行贿犯罪的相关立法,使犯罪意思理论和司法实践相协调。     

中西贪污贿赂犯罪及其立法比较

本文通过对中西方贪污贿赂犯罪主体、惩治犯罪的法律机构设置及财产登记申报制度、监督方式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分析其不同特点,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经验,提出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中国贪污贿赂犯罪立法体系的对策建议。     

论日本经济犯罪国际化问题

日本经济犯罪随着经济向世界规模方向发展产生了新的犯罪国际化问题,主要表现为向政府高级官员进行行贿犯罪、计算机犯罪、金融诈欺、违反关税法、外汇汇兑法犯罪。基于保护主义原则,日本国刑法采取属地主义、旗国主义和积极的属人主义原则,作为其惩治经济犯罪国际化的国内准则。为适应国际犯罪的需要,1988年日本对刑法作了部分修改,引入了普遍主义,即对应当处罚的国外犯罪如果相当于刑法典上的犯罪,就适用本国刑法。     

开发基层公安档案信息资源顺应信息时代公安工作要求

档案作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信息时代发挥其应有的效用.本文通过对基层公安档案多方面的研究和分析,旨在研究开发其信息资源,及时为公安现实斗争提供社情动态和犯罪变化发展最新趋势和特点等信息,为公安机关打击敌人,预防和惩治犯罪的现实斗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