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就业和收入、生产能力的形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一定程度造成了对我国市场的垄断以及对我国民族企业的挤压.我国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初衷之一,是以市场换技术.30年过去了,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数量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但并没有从中获得先进的技术.可见,外国直接投资可以使东道国得到一般的技术,但不可能得到核心技术.发达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一旦在东道国形成市场垄断,将长期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既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又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如果发达国家的企业在东道国企业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它将对东道国经济稳定造成不利影响.应该指出,我国的经济条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根据30年来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客观评价,重新审视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转让与我国引进技术的策略选择

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种功能资本,它的首要作用就是在国际间转移技术,这是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商业信贷的根本区别之一。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既能弥补本国资金不足,又带来了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等,因此,该种资本流动特别受发展中国家的青睐,满足了发展中国家     

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政府政策

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 ,但东道国政府的作用是近来外国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中亟待填补的一个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 ,各东道国政府对外国直接投资实施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 ,如果从博弈论角度进行分析的话 ,这种各东道国政府政策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整体不理性。为此 ,必须从国际多层次的角度对各东道国政府的政策加以协调     

FDI对东道国工资效应的实证分析--以张家港市为例

在对外国直接投资(FD I)对东道国工资外溢研究作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对张家港市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认为,FD I的出现通常会影响东道国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但在张家港这类引进外资居全国前列的县级市,内外资企业之间劳动力成本已经没有多大差异,因此目前应该注重提高外资引进的质量,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应尽早改变对内外资不同的所得税法。     

WTO体系下外国银行商业存在规模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银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影响东道国境内外资银行商业存在规模的各类因素进行归纳和分析，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33个WTO成员国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通过对研究对象国外资银行商业存在规模影响因素的数据收集、处理、分析和检验，发现外国银行在东道国设立商业存在的规模，和东道国与外国银行母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和东道国的盈利机会相关性强但并不明确，和东道国的制度设置相关性很强。     

论资本市场的证券化

一、资本市场证券化的动态资本市场的证券化是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的必然产物,也是筹资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资本市场上筹资主要通过国际信贷和发行国际债券。国际信贷包括外国信贷和欧洲信贷。国际债券包括外国债券和欧洲债券。所谓外国信贷是指外国借款者在外国金融市场上借取以东道国货币为面额的中长期贷款。外国债券是在外国金融市场上发行以东道国货币为面额的债券。而欧洲信贷是指外国借款者在各金融市场上通过欧洲银行借取以任何境外货币为面额的境外贷款。欧洲债券是外国借款者在非居民之间发行境外的货币为面额的债券。     

法人投资者功能性国籍的确定——以ICSID仲裁制度及实践为中心

选择ICSID仲裁已经成为通行的国际投资争议解决方式。ICSID公约第25条(2)(b)为扩大公约的属人效力范围,赋予具有外国控制因素的东道国法人投资者以另一缔约国国籍,但公约本身对法人东道国国籍的认定、外国控制的形式和程度,以及功能性国籍协议的具体表现形式等付之阙如,学者学说和ICSID仲裁实践歧异纷呈。法人投资者的东道国国籍应当依据东道国国内法及相关国际条约予以认定,而其功能性国籍则需满足ICSID公约的客观标准,功能性国籍协议并不限于明示的书面形式。     

论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

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是当今世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出现的一种新形式,这种方式已广为发展中国家所接受,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然而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形式,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投资的收益和安全。因此,外国投资者往往极为关注东道国投资的政治、社会等环境。这就是国际投资保护中常说的政治风险。它常发生在投资之后,难以被投资者事先预料,而且事故一旦发生,往往涉及到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全部利益,因此,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和契约权利能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受到保护,以及     

论我国引进外商投资的目标偏差与对策

论我国引进外商投资的目标偏差与对策张宏我国引进外商投资的目标是为了弥补建设资金不足、完善产业结构、学习外国先进管理经验、以及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与增强国内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等。从实践来看，到１９９３年全国累计外商投资企业为１６７，５０...     

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国民待遇问题研究

跨国投资企业对东道国发挥的经济效应 ,与东道国对跨国投资企业给予的待遇密切相关。介绍外国对其外资企业所采取的待遇标准 ,论述我国对来华投资企业的待遇安排及其产生的效果 ,认为我国当前对来华投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不切实际 ,只能逐步向有限制的国民待遇方向发展。     

论多边投资担保的必要

一、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和投资担保的意义私人向海外投资会遇到种种风险,有诸如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也有决策失误,经营不善,货币贬值等商业风险。但最令投资者忧虑是政治风险(也称“非商业风险”)。这种风险是指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有关的,人为的,投资者无法控制的风险。外国一些学者将其广义地定义为:商业环境中,政治因素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私人企业的影响。这些风险主要包括:征收险,东道国基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转移险,东道国因国际收支困难,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将原本,利     

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I技术溢出的关系:一个文献综述

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与FD I技术溢出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FD I流入东道国后,通过研发当地化、技能培训和对正规教育系统的支持,可直接对提升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产生推动作用;另一方面,FD I企业进入东道国的不同动机、对东道国市场的争夺、技术溢出的条件制约性以及东道国对FD I技术溢出的吸收程度,则会以间接作用激励东道国自主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中国角度而言,当前应注意提高FD I的引进质量,加大教育投入力度,促进FD I与人力资本在技术溢出的最大化释放和吸收方面实现良性互动,以有效借助外力助推技术进步和内生经济增长。     

国际投资视角下东道国环境管制与间接征收之冲突与协调

投资东道国为保护本国环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果对外国投资者造成了相当于征收的效果则可能被提起间接征收的申诉而面临补偿,这引起了东道国环境管制权力与私人财产权之间的激烈冲突。然而合理、善意的环境管制措施应当远离征收之诉的藩篱,为此,WTO及一些区域协议等的做法值得借鉴。     

市场主导的高等院校引进外国智力：属性、机制和取向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院校引进外国智力包含了供求关系、贸易关系和资源配置的要素，形成了市场主导的引进外国智力运行机制，高等院校引进外国智力的市场主导性改变了人员国际流动的方式，也深刻影响了高等院校引进外国智力的价值观取向。市场主导的引进外国智力的价值取向应遵循利益驱动原则、互利双赢原则、自由流动原则和战略规划原则。     

FDI甄别、东道国福利及引资启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

FDI的流入为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带来各种效应。通过对FDI各种效应的分析,可以将FDI划分为数量型FDI和质量型FDI。在此分类的基础之上,东道国通过委托外企公司吸引不同类型的外资流入,为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加服务。根据委托——代理模型对两种不同类型FDI的分析显示:(1)数量型FDI的极端偏好会恶化本国的福利水平,只有同时引进质量型FDI才可能使本国的福利得到改进;(2)针对外资企业引进“数量型”FDI努力的边际成本和引进“质量型”FDI努力的边际成本之间的不同关系,东道国应分别采用不同的引资激励政策以使得FDI的引进符合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所需。     

试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仲裁机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首次引入的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的投资仲裁机制,对完善投资保护制度及促进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其设置的磋商程序有利于争端的协商解决以及东道国利益的维护。但是,其弊端表现在全面接受ICSID管辖权以及宽泛定义＂投资＂、准据法难以确定、对仲裁裁决监督等方面。投资仲裁机制有必要在实践中得到逐步的改进和完善。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投资间接转股的外资法风险

针对海外投资者的转股行为会导致投资者在该东道国外资法中所定义的投资者身份发生变化、带来投资风险的问题,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选取了13个国家的外资基本法、单行法或外资相关法律法规等,分析其在境外投资转股处理中的不同模式,以及投资者进行配合检查与登记申报、规定该类转股等行为,并对13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投资协定进行研究。研究认为,大多数投资协定尊重东道国国内法对于外国投资者身份变化问题的认定,投资者在境外间接转股或海外投资时应注重满足东道国法律对于外资股权变动的批准和登记要求,对于间接转股可能带来的外资法使用变化保持敏感,注意避免被认定为法律规避或对东道国国家安全存在威胁;中国投资者应注重对于东道国内相关法律在身份转股方面的合规工作,配合中国其他相关规定和辅助保险类措施,遵守双边投资协定中不同的待遇和争议解决规定,降低或防范外资转股身份变动问题为海外投资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     

国际投资法下东道国监管权的改革——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分析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可持续发展改革的核心要素是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平衡,强调保护和鼓励投资的目标不应影响东道国公共利益的监管权。近年来,东道国监管权通过限缩投资及投资者定义、细化间接征收标准、引入禁止性履行要求的例外情形与矫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机制等在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ⅡAs）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得到全面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友好型改革,最有效的途径是单列监管权条款并引入比例原则确保监管权的有序实施。对中国而言,在结合本国需要修订相关条款的同时,应积极参与ⅡAs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增强国际话语权。     

浅析外来直接投资对华经济的负面影响

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资本的流入在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给其以负面影响.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与我国引进外资初衷的差异.     

试论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对东道国产业安全的影响

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引资政策都做了相应调整。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对东道国产业安全影响日益突出,既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一面,也有抑制其战略产业发展和控制产业的一面。国际直接投资自由化对东道国产业安全的作用机制取决于东道国国内市场机制的完善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