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着”的平行虚化及成因

“在”和“着”演变轨迹大体上是平行的，都经历了动词-介词-动态助词-语气词不断虚化的语法化过程，句法位置和语用影响为它们的平行虚化提供了条件，而两者之间出现的差异是“在”和“着”原始意义的制约造成的。“在”和“着”的兴衰更替是语言系统自我调整的结果。     

论20年代“文学革命”口号力量的衰竭

20世纪20年代初，政治思潮对新文化运动的介入、教育状况的落后、学术界的内在思想贫困、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封建思想与虚无主义情绪的弥漫等因素，导致“文学革命”口号的力量日趋衰竭。为此，左翼文艺界对“文学革命”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倡“革命文学”等运动，意图谋求新文学发展的新路向。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王维“歌诗化”自觉之考论

王维有其卓绝的歌诗地位。王维诗歌的歌诗化程度高，这也是王维诗歌有别于初盛唐其他诗人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王维不仅仅歌诗创作的起步早，数量多，而且其歌诗艺术的形式全，质量高。王维诗歌“歌诗化”的基本要素和特征，具有“情绪的大众化”、“题材的民俗化”和“语言的简约化”三个特点。而其“歌诗化”的特殊自觉，则建筑在“特殊的歌诗风气”、“特殊的歌诗效应”、“特殊的歌诗条件”之上。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论康德的“物自身”与“自由”的关系

考察康德的物自身概念，可以分析得出康德规定了物自身的双重蕴含是“不可知”和“可思”，并依此区分和稳定物自身与现象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物自身为自由提供存在的根据并使自由与自然规律得以共存：正是这种“根据”的关系与意义，使物自身概念有资格随同自由概念进入实践领域；从而共同成为整个理性大厦的拱顶石。     

论郭嵩焘“人心风俗”思想的时代特征及其历史地位

郭嵩焘针对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内忧外患，社会道德沦丧，提出了“人心风俗为立国之本”的社会道德思想，具有鲜明的道德主义色彩、近代色彩和实践色彩。尽管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并不是真正的近代思想。     

“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民族主义充满了理性的色彩，少于种族和情绪的冲动，更多的是对国民性的深层思考和重新建构，通过对具有理想人格的“新民”的设计，而使中国终达至“新国”的目标，即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它为最上之团体，具有优先性。“新民”与“新国”及其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构成他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这一思想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流。     

“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论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与台湾共产党“左”倾错误

共产国际六大形成的“第三时期”理论，认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经到来，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世界性的革命高潮，是实现世界革命的有利时期。在这一理论直接指导和影响下，台共党内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结果招来日本殖民者疯狂地镇压，酿成了台共覆灭的悲剧，作为“第三时期”理论制定者和指导者的共产国际对此应负主要责任。     

现代性视域中的公民及其公民意识

文章在对公民概念分析的基础上,对公民意识的内涵及其作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文章认为,公民意识包含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平等意识、参与意识与理性精神。同时,公民意识对于现代性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道德能力

现代化的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指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自主决定公共政策的议题、程序,通过国家的力量实现对公民社会的自治,这种参与要求公民具有理性的自我认识能力、基本的正义感能力以及形成合理的善的观念的能力作为前提.公民的这些道德能力的形成的保证是公民拥有参与公共活动的基本财富与公民社会和法治秩序基本形成.     

改善民生重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进一步增加辽宁城乡居民收入政策和措施的建议

为加速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针对辽宁地区实际,从以下几个角度提出了进一步增加辽宁城乡居民收入政策和措施的建议:加快经济发展;落实积极就业政策;完善各类工资和薪酬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和救助政策与制度;优化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提高居民基本福利水平。旨在为改善辽宁民生问题提供决策借鉴。     

论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市民社区教育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城市化进程中必须重视新市民社区教育,这是提高新市民素质、构建和谐城市和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开展新市民社区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属地化"定位、系统运作和外部配套等。     

论民主价值视阈下的公民社会

民主价值视角为解读公民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价值为出发点,阐述公民社会的蕴涵及其对民主价值实现的助推作用。在此基础上,剖析中国公民社会现状,探究完善中国公民社会的路径,为实现中国特色民主价值奠定基础。     

“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

本文针对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分析了阻碍农民身份转换的因素,提出促进农民身份转变的办法和措施。     

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关系

为了深层次地认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形成压制的历史原因和摩擦冲突的现实状况,认为在二者各自的伸展空间内,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应该和谐相处,重点在国家机关要依法行政,同时要不断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     

社会转型与公民道德建设

公民道德建设是维持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道德建设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客观要求。社会主义的公民道德建设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 ;坚持从我国目前客观现实出发 ;坚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未来等基本原则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现实中的全球化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 ,但资本全球化具有历史性 ,不是永恒的 ,其中包含着不断发展着的否定性因素 ,即构成新的全球化形态的因素。从经济必然性的角度上看 ,一旦这种否定性因素和资本全球化的内在矛盾的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 ,现实中的全球化将会发生质的变化 ,即资本全球化转变为社会主义全球化。因此 ,资本全球化既有给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因素的一面 ,又有为其发展造就有利的条件和机遇的一面。对于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来说 ,关键在于要在实践中正确把握机遇和风险的辩证法 ,从而不失时机地推进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的发展     

大力培育公民意识,塑造成熟的社会主义公民

培育人民群众良好的公民意识,塑造成熟的社会主义公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分析了我国公民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提出从开展公民主体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公民责任义务意识、公民法治意识、公民道德意识的宣传教育入手,加强公民意识的培育,以适应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