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现代化与和谐农村的建构

农村宗族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从功能上呈现出负向、中性、正向的级态分布。它们对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意义也大致呈现出从消极意义居多到积极意义居多的变化。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宗族之维关键是发展好农村经济,促进宗族的不断自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拓展宗族在政治稳定、文化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我国历史上宗族组织的政权化倾向

在我国历史上 ,宗族组织不仅是个血缘单位 ,还是个准经济单位和准政治单位 ,其内部的结构与功能和当时的政权组织有很大的类似性。如宗族组织内部存在着与阶级关系相对应的身分等级秩序 ;与官僚机构相对应的宗族机构 ;与国法相对应的宗族法 ;与政权一脉相承的族权 ,呈现出明显的政权化倾向 ,而这正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宗法性的具体体现     

党项宗族与封建化进程探析

封建,是一种社会性质,是由经济关系来决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政治的成熟和发展,表现在权力的高度集中、行政机构中严格的隶属和等级关系、礼乐的制度化;也促进了文化的成熟与发展,表现在佛教和儒教广泛传播及其在上层建筑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政治和文化上的封建化成为党项封建化过程中与经济封建化同样重要的社会封建化的内容。而在党项的历史上,是以姓别为部落,因而宗族就成了构成党项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本文就是在部落宗族的层面上论述党项的封建化过程。     

略论宗族在近代桂东南社会中的影响

桂东南是一个移民地区,人们有很强的宗族观念,并制定了种种措施维护宗族。由于国家权力对桂东南管理的相对弱化和近代社会的数次大动荡,宗族成为近代桂东南社会中最现实、最直接、最突出的乡村力量。宗族在近代桂东南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组织乡村政治权力、对经济渗入、控制乡村教育等方面。     

宗族文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宗族是中国传统宗法文化的重要因子,新中国成立之初被革除,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复兴。宗族复兴根源于传统宗族观念的不可断裂性和国家权力对宗族的弱控制。宗族复兴对当今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一系列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对此我们要辩证分析,区别对待,让宗族文化的变迁有利于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     

当代中国宗族文化与乡村民主化建设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宗族文化复萌对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虽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它对乡村民主化建设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宗族文化容易强化宗族意识、纠结宗族矛盾、妨碍法制建设、抑制独创精神、操纵乡政等,影响乡村民主制度的建设和农民的政治参与,延缓乡村民主化进程。     

宗族现代化初探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 ,无论我们对宗族这一带有较强封建色彩的组织持什么样的态度 ,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宗族组织都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很快消失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宗族不断对自身进行调整 ,使之与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相适应 ,从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     

论社会转型期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在经济领域的自由选择和独立地位日益增强,以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为主要方式的农民政治参与有了新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强、质量不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组织化程度较低,非制度化参与有扩大的危险,农民的政治参与受到宗族组织和地方黑恶势力的干扰等问题。要真正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促进农村政治民主化进程,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政治教育,完善村民自治制度,严厉打击地方黑恶势力,限制宗族组织对农村政治的干预。     

宗族在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其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因此.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在现代农村改革时期,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出和家庭承包制改革的推行,家庭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而在家庭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宗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在城市,由于人口层次、政治环境、经济改革以及思想变化等方面的影响,城市也可能出现宗族组织.     

没收族田与封建宗族制度的解体——以建国初期的苏南土改为中心的考察

建国初期中共在苏南新区土改时面临的新情况是:南方各省农村不仅封建宗族制度和宗法势力普遍存在,并在乡村社会政治活动中有很大影响力,而且在土地占有方式上存在着大量“公田”。这些带有浓厚封建性的“公田”,为宗族中的有权有势者把持,成为他们变相的“私田”,以此构成了封建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在新区土改运动中,中共以强大的政治威慑力为后盾,不仅没收了宗族势力占有的土地,摧毁了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而且打倒了把持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族长,没收了祠堂,焚毁了家谱,彻底摧毁了宗族制度,瓦解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势力。     

宗族对近代社会的影响

宗族对近代社会的影响邓河宗族是中国乡土社会中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它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曾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作为一种血缘性和地缘性相结合的群体组织，在广大的乡村中也曾产生过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深入探讨宗族组织在近代...     

村治中的宗族政治表达——以大理周城白族村为例

近年来,一些以汉族宗族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认为,在宗族势力复兴的今天,多数农村的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有着正面的影响、或负面的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影响。然而,通过笔者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研表明,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于汉族宗族的特点,即宗族在政治表达上的“不介入”和“无诉求”。     

封建迷信、封建宗族活动的新特点及治理对策

文章论述了封建迷信及封建宗族活动的新特点。封建迷信活动的新特点是:带有现代的“科学”色彩,带有一定的群体性,同旧的风俗习惯融合在一起,少数党员干部参与其中。封建宗族活动的新特点:操纵民主选举,渗入企业文化,抵触宪法和法律。治理的对策: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大思想政治工作的科技含量;提高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促进公民素质提高;加强村民自治和村规民约建设。     

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宗族

两汉宗族以九族为限,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宗法共同体。强宗大姓是乡村社会的支配力量,他们把持乡里政治,影响州县行政,成为相对独立的集政治、经济、武装于一体的社会单位。宗族问题对两汉王朝而言,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也是导致东汉王朝分崩离析的重要原因。     

从清代宗族的社会控制看会党的发展动因

有清一代,秘密会党的滋长与基层社会的控制效率关系密切。作为维持基层社会秩序的宗族,当清政府政治廉明、社会经济稳定时,其在国家政权的督导下,能配合地方政府镇压、捉拿或搜捕起事者,这对秘密会党起到了一定的控制作用。但在晚清,由于国内外局势的重大变化,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宗族的凝聚功能减退,而各种非传统社会势力的乘机兴起和发展,则进一步分化了宗族组织,使得它在控制秘密会党时难有作为。     

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社会作用

中国古代宗法社会渊源深长,宗规族法生成发展衍至清代渐臻完善,它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宗族法的一个典型形态,其社会作用究竟如何?朱勇同志撰文《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社会作用》,以清代江南地区的宗族法为考察对象,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对其作了有益的探讨。     

当代中国农村汉族宗族复兴原因探析——以重庆永川松溉罗氏宗族为例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在国家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传统文化获得了新生，这为宗族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重庆松溉罗氏宗族以元末明初入川的罗祥胜为始祖，于1992年开始新修族谱，1995年开始举办清明会，2006年开始重修祠堂，上述活动预示着罗氏宗族已经开始复兴。松溉罗氏宗族复兴历程表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是当代中国农村宗族复兴的文化机制，农村社会的意义危机是宗族复兴的外在社会动因，农村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宗族复兴的经济基础，服从当前政治的总体要求是农村宗族复兴的生存策略，族内精英的文化实践是宗族复兴的中坚力量。     

利益分化、宗族式微下的农村和谐公民政治发展

工业文明诸要素对中国农村日益的渗透引起了村民们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转变,在村民自治的小政治共同体内,村民的利益开始多元化,传统宗族力量影响开始下降,经济力量影响逐渐凸现。调查显示,村干部政治能力全面性和系统性的提升是我国村民自治和现代公民政治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村治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和谐互动机制绩效的优劣与否是农村综合治理和发展成败的关键。     

试论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

民国时期农村宗族的变迁是一个缓慢而复杂的过程。一方面 ,农村的宗族制度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的冲击 ,而呈现出逐渐衰落的趋势 ;另一方面 ,由于这一时期宗族制度的经济基础并未被动摇 ,国民政府无力也无意于摧毁宗族制度 ,加之宗族制度本身发展的惯性 ,使得民国时期宗族在缓慢衰落的同时 ,又呈现出一些发展和变异的新特征。     

试论唐代宗族的转型

唐代宗族处在中国古代宗族的转型期,是中古宗族与近古宗族的交会之处:它在南北朝时代中古宗族衰变的基础上,基于隋唐社会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继续着南北朝以来以世家大族为核心的中古宗族的衰变,同时又开启着宋元以后近古宗族的历史。其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城乡宗族的分野日渐清晰;二是其居住形态从"聚族而居"发展为"宗族聚居";三是宗族政治、军事功能的消褪;四是近古宗族的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