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命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及其它——兼论鲁迅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

一、“遵命文学”是鲁迅肯定过的文学口号吗? 多年来,在鲁迅研究中,有不少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说鲁迅的小说是“遵命文学”,还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这样“遵命文学”一旦和鲁迅的名字相联系,就变成了“神物”,被宣传得震天响。什么鲁迅因“高歌”“遵命文学”而成了“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什么写“遵命文学”是“鲁迅的战斗传统”,而“鲁迅这个传统也就成了‘五四’以来的最可宝贵的传统。”什么这种“‘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转嫁到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     

南社与“左联”——鲁迅的历史选择与政治价值取向

南社与“左联”是晚清以来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政治文化社团。前者,鲁迅与之发生过联系而未参加。后者,鲁迅被推举为盟主。从鲁迅对这两个社团的历史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同中存异的政治价值取向。     

鲁迅与茅盾间的默契和影响

共同的早年经历 ,使得茅盾对鲁迅的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种天然的默契。他们的一系列创作表明 ,对于被人群摧残的个人的移情 ,正是他们灵感的泉源之一。茅盾与鲁迅屡屡地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徘徊 ,绝望与希望的对抗在鲁迅与茅盾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组巨大的张力。把“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观联系到他们对小品文的思考上 ,茅盾欣然表示了对鲁迅的赞同。在“直译”的问题上 ,茅盾不仅与鲁迅的立场完全一致 ,而且还对“直译”的内涵做出了颇精辟的解释     

魔幻现实主义与鲁迅的"荒诞"手法

鲁迅运用荒诞性的手法进行创作 ,可以说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早期的萌芽。首先提出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手法 ,通过对鲁迅的“荒诞”手法特点的分析 ,得出其与魔幻现实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并通过这种联系 ,进而总结了“荒诞”手法的意义。在探究了“荒诞”渗透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后 ,更意在揭示鲁迅创作中的荒诞感及荒诞手法与魔幻现实主义的联系 ,以期有助于更好地了解鲁迅的创作手法、文学观念 ,更深地解读其作品。     

探讨鲁迅与外国文学的关系

象任何一个伟大作家一样,鲁迅都不仅仅属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而是属于全世界、全人类。他不仅是沟通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重要桥梁。站在中外古今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充分阐发鲁迅两个“桥梁”的不朽价值,是九十年代鲁迅研究的当务之急。这里勾勒的,是八十年代鲁迅与外国文学联系的大致面貌和主要成果。     

"鲁迅与浙东文化"论纲(一)

“鲁迅与浙东文化”这一研究课题,是着眼于鲁迅一生与故乡文化的联系来探讨他与中国民族文化及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的整体关系。近十余年的“传统文化热”(或称“国学热”),带来我们对鲁迅愈益严重的隔膜、疏离以致对立,在这种对立情绪中所从事的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他的故乡文化联系的研究,是有悖于鲁迅的精神世界与民族文化在整体上特有的联系方式和内涵的。鲁迅对中国固有文化的批判表现出对民族“固有之血脉”的追寻和发展,建立在他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刻联系之上——“鲁迅与浙东文化”的研究,就是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思考。笔者梳理了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衍变,在此基础上,阐释了鲁迅对此的体认和追寻建立在他与故乡文化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之上,是在他主体意识参与下通过“复活—认同”、“深化—辨异”、“升华—消解”实现的。     

“孔乙己”一个“半懂不懂”灵魂的载体

一、从孔乙己的命名,领略鲁迅的“大家风度”鲁迅生前的挚友孙伏园先生曾经说过:“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呐喊》)哪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成了外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风度。”(《关于鲁迅先生》)这可视为把握本篇美学价值的肯綮。《孔乙己》堪称鲁迅的得意之作;     

“重新认识鲁迅”“必然”论——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及其同调

一“重新认识鲁迅先生是历史的必然。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这样做,下一代人也会这样做的,何况我们这一代人现在才开始这样做,客观上,为时已经过晚了。”这是一九八五年第八期《青海湖》《论鲁迅的剖作生涯》(以下简称(《生涯》,未注明出处者,皆引自该文)的结束语。为什么要“重新认识鲁迅”?据说,“长期以来,……没有人明确地说出过鲁迅先生的创作究竟好在哪里,坏在哪里。”“好”“坏”不分,“说”而不“明”,如此认识,能不     

鲁迅与祖国的东北

鲁迅一生,并没有到过祖国的东北。但是他在思想上、精神上,却与这片遥远而又亲近的国土,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种联系始自他的青年时代,一直继续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祖国东北政局的演变和鲁迅思想的发展,这种联系愈来愈密切和具有新的内容。鲁迅曾说他自己“心事浩茫连广宇”。确实,鲁迅的心与祖国大地、革命群众紧密相连。仅从他对祖国的东北以及那里的人民的深切和一贯的关注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窥见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的宽阔襟怀。     

鲁迅“形象”印象综论

鲁迅是中国人文世界一个巨大存在,关于鲁迅的形象和印象,接触过鲁迅的作家及文化人有过不计其数的回忆和记述,比如“矮”、“黑”、“瘦”、“老”、“穷”、“病弱”、“邋遢”、“冷”、“酷”、“有时很爱笑”等,打捞历史深处外人对于鲁迅形象的印象描绘,可以探察出鲁迅内在、深在的人文精神和价值。     

论鲁迅杂文的“隐”

鲁迅曾这样说过:“自己呢,又做惯了晦涩的文章,一时改不过来,初做时立志要显豁,而后来往往仍以晦涩结尾”。鲁迅评价自己的一些杂文时,还用过“弯弯曲曲”、“吞吞吐吐”、“隐晦”、“曲笔”等词。一些研究鲁迅杂文的文章,偶尔也会谈到鲁迅杂文隐晦与曲笔的妙用,但似乎并没有探根溯源:揭示它在鲁迅杂文中的不容忽     

鲁迅与工人述论

三十多年前,冯雪峰同志针对某些人的“鲁迅只是属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和工人没有关系”的观点,曾严肃地指出,“鲁迅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人”,他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是“密切的”,他“是工人阶级英勇伟大的战士”(《鲁迅的文学道路》,第112页)。是的,鲁迅在他的毕生经历中,始终与工人群众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和战斗风格对鲁迅思想的发展和成熟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鲁迅更加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工人阶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与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艰苦     

鲁迅何以姓过"唐"?--从《琐忆》的一则注释谈起

高中语文课文《琐忆》曾经写到文章作者(唐 )第一次与鲁迅见面的情景。唐 当时是署名作文以抨击时弊,因而累及鲁迅,所以见面时内心疑虑重重,惴惴不安,非常矛盾。互通姓名之后,鲁迅一句“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哩”更添作者的窘态。此时,鲁迅却话题一转,故意重问姓氏,然后不无幽默地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一解作者窘状。 鲁迅所言姓过“唐”,这是指其发表于1918年5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之新诗《梦》的首用笔名“唐俟”,同时发表的还有新诗《爱之神》和《桃花》,杂文《我之节烈观》。 鲁迅用“唐俟”为笔名,其…     

我们不能再“上当”了——关于鲁迅的讽刺理论及其他

<正> 在鲁迅研究中很多人常常谈到鲁迅的讽刺理论,并据此认为,鲁迅是一个善于讽刺的作家,讽刺是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例如,王瑶说:“鲁迅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讽刺;特别是对一些否定人物的形象,他是常常给以无情的狙击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文艺报》1956年20号)何家槐说:“第三,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鲁迅小说中,也表现了他特有的讽刺天才和幽默风趣。象《彷徨》中的《肥皂》和《高老夫子》则简直可以称为讽刺作品。”(《鲁迅作品讲话》,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吴中杰、高云说:“沉郁的幽默和深刻的讽刺,是鲁迅小说艺术风     

鲁迅先生和《初次见鲁迅先生》的作者

在《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0月版)中,收有一篇《初次见鲁迅先生》的文章。文末注明的写作日期是“1926.3”。这是一篇鲁迅先生在世时就已发表过的文章,同时,也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一篇中学生写出的鲁迅“印象记”,不失为一份珍贵的文献资料。下面,就这篇文章的有关问题,提供几点新材料。一、文章的作者及文章发表的经过。《初见鲁迅先生》的作者马玨,当时是北平     

论鲁迅小说中黑色语码的修辞性表达

鲁迅对颜色词语的使用非常娴熟,他的小说文本中大量关于“黑色”的描写及所产生的修辞效果是值得关注的。黑色在鲁迅小说中的修辞运用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空间维度、形象维度、心理维度,并与“铁屋子”“高墙”“黑圆圈”等意象相联系,表现出鲁迅是如何通过对黑色的修辞表达以挖掘黑色语码背后的隐喻意义。     

对目前鲁迅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目前鲁迅研究出现“鲁迅热”与“吃鲁迅”之争。包括如何认识领袖人物的“鲁迅论”及有关鲁迅“远去”与“永存”、“修理鲁迅”与“捍卫鲁迅”、对鲁迅的“个人理解”与“经典理解”、“鲁迅现象”与“鲁迅资源”等热点问题 ,都值得探讨。     

鲁迅与三个青年图书馆员

鲁迅一生有很多青年朋友,有些当时是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在“文沙扑面,狼虎成群”的岁月里,他们曾默默地给鲁迅的战斗事业以有力的帮助。鲁迅说过:“和我们的文艺有一段姻缘的人,我们是要纪念的!”(《集外集拾遗·〈城与年〉插图本小引》)下面就是值得人们“纪念”的一些史实:     

鲁迅杂文的思想与艺术特点

时代性与战斗性学习鲁迅先生的杂文,我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一贯表现在先生伟大的全部文学遗产中的现实主义精神,而在杂文这一特殊形式的写作上,那种精神,也更为鲜明突出的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与战斗性。鲁迅先生在一九三三年写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南腔北调集),曾指出散文小品应在“挣扎和战斗”的基础上生存及发展。所以他本人的写作,即是以“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杂文,给“五四”以来新散文“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关于鲁迅杂文的时代性和战斗性,一九三三年革命文艺的伟大理论家瞿秋白,在所编“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上,有过正确的阐明。瞿秋白就鲁迅杂文产生的时代原因和战斗使命,作出极卓越和全面的论断:     

论鲁迅的道德理想追求

与中国近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演变相一致,以批判旧道德为鹄的,早年的鲁迅就开始了“自由与人道”即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一致的道德理想追求。然而囿于进化论世界观的局限,鲁迅早期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两因素呈对立之势,表现为互相“消长起伏”:个人与社会、先觉者与国民大众的脱节乃至对立构成其特定的思想内涵。随着鲁迅逐渐确立科学的人性论和辨证的群已观念,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首先在“觉悟的智识者”——鲁迅的理想人格身上达到了内在统一,并进而将道德理想的追求与科学的社会理想(“平民的世界”)的实现相联系,从而将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道德理想建筑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