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問题”

赵德馨同志在《学术月刊》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問題”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比較全面地概括了当前学术界对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分期問题的各种意見,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赵德馨同志主張将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下限断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主張在同一个社会經济形态內部以国民經济变化的重要表現作为分期标准;在具体分期上主張1895年及1927年应該作为分期的界限。这些見解,我个人認为是可以采取的。但是,正如作     

1919年应作为中国現代經济史的起点——和郭庠林、赵德馨、茅家琦等同志商榷

应当以政治和经济統一的观点来进行经济史的分期赵德馨同志提出: “整个社会經济史应以生产方式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根据(标准)”。“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是一門专史,它的对象是社会經济整体的发展过程,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統一的发展过程,虽然不可能也不应該离开阶級斗爭、民族斗爭和其他社会現象,但是它的主要內容和任务是叙述和分析經济发展过程的。这是它和近代通史的主要区别。从这里我們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标准,应当是国民經济变化的重要表現,和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标准是有区別的。”我基本上同意以上观点,这一分期的基本观     

不能以小农经济需要改造就否认农业的基础作用——再与黄永轼同志商榷

“理論战綫”1960年第四期,刊載了討論“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文章五篇,其中黄永軾同志的文章系答辯性質,其它几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对黄永軾同志在“理論战线”1960年第2期上所发表的文章中的基本論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为了进一步弄清问題,我們再次提出一些意見与黄永軾同志商榷。黄永軾同志第一篇文章的标題是:“农业     

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的分期問題

一問題 馬克思主义的中国国民經济史是一门新建設的科学。几年来,在这門科学的建設上已經取得很大的成就,特別是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部份;随着这門科学的建設,許多有关的基本問題都提到討論的日程上来了。这些問題,有的已經在公开討論,如对象問題;有的虽未公开討論,但不同的意見都以各种方式提出来了,如中国近代經济史的分期等問题。很明显,这些問題的討論是有助于这門科学的发展的。本文企图对后一問題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國民經濟史的對象任务和方法——兼評孫健同志對國民經济史對象的看法

一、怎样確定國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 关于国民經济史的研究,无論是外国的,中国的,我們目前都在摸索前进中,特別是关于中国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困难更多。一方面是由前人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較有成績的作品,即使是资料問題也有待于我們大力搜集整理,从头作起;另一方面,由于我們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有了資料后还不能一时把它变为科学成果。因而,几年来,我們研究进展很慢,短期內恐还不能出現貭量較高的作品。但有一个問题,目前需要得到适当的解决,这就是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問題。对于这一     

学术动态

武汉地区研究經济史的部分同志,最近举行了一次座談会,就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分期等問題交換了意見。一、关于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問题对于这个問题,有两种意見。一种意見認为,国民經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个別国家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它的任务在于揭示个別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規律;它是按严格的历史順序     

經济系科学討論会紀要

經济系于1962年12月27～29日举行了全系科学討論会。这次提交全系討論的論文共6篇,其中政治經济学方面有“关于《資本論》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关夢党)、“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消費品分配規律的研究”(林皇杜)、“略論农、輕、重次序安排国民經济发展的方針与国民經济綜合平衡”(曹明国)等三篇;統計会計、經济思想史、中国經济史方面有“試論社会主义企业經济核算中成本核算的几个問題”(陈冠华)、“魁奈《經济表》对馬克思再生产理論形成的作用”(高貴荣)、“鴉片战爭前后东北官田旗地的經营和民佃以及民地的发展”(孔經緯)各一篇。現仅將部分问題的討論情况簡介如下。     

怎样理解“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理論战线”1960年第2期,登载了黄永軾同志的“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提出“要使农业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必須实現农业的技术改造……”,“作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的农业必須是自給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同时并举的农业”等论点。我們的認識和     

怎样看待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与李冬生、季象图、粱楠等同志商榷

讀了去年《江淮学刊》第三、四、六期上分别发表的李冬生同志的《略論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季象图同志的《关于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一些問題》、梁楠同志的《文艺的題材和性质》等文章后,很有启发。觉得认真弄清楚李、季、梁等三同志所討論的一些問題,是有一定意义的。这里,我們也談談自己的看法,借以就教于各位同志。社会主义性质的文艺,究竟应該按什么标准来判断呢?根据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識”、“經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文艺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就必須反映它所由建立的社会經济基础,同时又能够反过来給予經济基础以积极的影响。毛主席就曾說过:“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客观的经济规律

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針,是我們党指导經济建設的一个根本方針。加速农业的发展,是高速度、按比例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經济的中心环节。党的这一方針是依据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这一客观規律而制定的,所以“理論战綫”就党的这一方針的理論基础展开討論,显然是必要的,富有意义的。这个問題涉及的面很广,在一篇短文中很难面面俱到。这里,我們仅針对黄永軾先生的基本論点,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以供討論和参考。黄永軾先生在“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中,一开始就提出了他所研究的主題,卽“是不是随便一种农业都可以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呢?”他解釋說,在封     

农业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最近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明确地指出了我国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貫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指出了我們的經济工作必須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的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軌道上来。这个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的理論根据,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的观点。我們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三四年《我們的經济政策》的論文中就指出:“农业生产是我們經济建設工作的第一位”。他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所作的《論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地、更全面地闡述了农业在国民經济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了工业的发展必須要有一个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指出了我国工业必須以本国农业市场为主体,只有     

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产生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1963年7月5日在吉林省经济学会首届年会闭幕会上的发言)

在討論中,許多同志都認为: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經济的总方針,不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的理論相独立的,而是再生产理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中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它反映了农业是国民經济的基础和工业是国民經济的主导这两个客观經济規律的要求,是以这两个客观經济规律为依据的。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经济实质——对“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第二讲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湖北大学政治經济学教研室編的“中国近代国民經济史講义”。該书第二講对清政府实行閉关政策的經济实質作了不正确的解釋。作者認为,英国自十八世紀末叶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基本完成产业革命以后,由于資本     

小农经济不经改造能作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吗?——与陈道源同志商榷

三月十四日的光明日报刊出了陈道源同志的“农业就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对拙作“农业怎样成为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一文提出了一些意見,使我得到很大的教益。为了便于討論,深感拙作原文某些不够明确的地方,有加以明确的必要。首先,拙作“农业怎样成     

广东經济学界就生产价格論問題举行討論会

最近,广东經济学界連續举行三次討論会,討論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关于平均利潤、生产价格时观点。討論中,在如下几个问题上,就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的錯誤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一、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的“生产价格論”的实质是什么?发言者指出,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提出的关于生产价格论的观点是錯誤的,因为杨坚白何建章等同志离开了一定的生产关系来研究經济問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一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經济中两个重要的物質生产部門,是国民經济的两条腿,它們本来是相互依賴、相互促进的。在我們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国家里,农业更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没有农业的高速度发展,就不可能有工业和整个国民經济的高速度发展。     

发扬革命精神 厉行增产节約

一增产节約的重大意义和主要内容上海的工业生产和国民經济各条战綫,經过了第二个五年計划前三年的大发展和近几年的調整、充实、巩固、提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推动下,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群众性的增产节約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工业产值、产量大幅度墳长,品种、质量以及各項技术經济指标全面跃进,生产技术水平大大提高,經济效果十分显著。现在已經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就在这样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下,我們滿怀信心地迎接发展国民經济第三个五年計划的新任务。第三个五年計划期間,上海这个工业基地必须大力支援全国各地工农业建設;全面     

关于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問題的討論

最近以来,安徽省的第一次經济理論討論会、武汉的《理論战綫》杂志,对“农业是国民經济发展的基础”問題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經济研究》、《新疆紅旗》、《財經科学》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也先后发表了許多有关該問題的文章。山东省直属机关、經济研究所、以及高等学校更进一步討論了“以农业为基础,农輕重为序,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問題,展开了热烈     

广东經济学界討論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問題

四月下旬,广东經济学界就社会主义再生产理論問題举行討論会。会上以卓炯同志的《关于簡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問题》,张仲深同志的《关于馬克思再生产理論核心问题的探讨》等論文为基础进行討論,着重探討了如下的几个問題: 关于馬克思再生产理論的核心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在商品經济条件下,再生产一旦离开了社会产品的实现是无法进行的,以两大部类对     

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为实现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更大跃进而奋斗

吉林大学經济系和中国科学院吉林分院經济研究所,于2月21日至26日,在中共吉林省委和長春市委的領导和关怀下,联合举行了1960年度第一次經济理論討論会。討論的主題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經济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討論我国国民經济高速度按比例发展問題,人民公社經济問題,批判馬寅初的反动的“新”人口論。提交大会的著作、論文和調查报告共36項。参加討論会的除吉林省、長春市各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和业务部門外,还有辽宁、黑龙江两省一些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共40多个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