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啯噜”的初兴与语义新考

"啯噜"是清代主要活动在四川的一种游民群体,有学者认为近代的哥老会组织即源于啯噜,然而关于啯噜的含义与起源有着不同的看法。依据新发现的雍正朝湖广总督迈柱奏折,可知贵州有一种"鹘掳子",即啯噜子,其名应起源于川黔汉族对外来抢掳的少数民族的称谓,其活动特点是"多人"抢掠,具有群体性与流动性。乾隆初年署四川巡抚布政使方显、四川巡抚纪山的奏折,补充了《清高宗实录》记载啯噜的简略,可知"啯噜子"是清初官府移民实川中从事"盗窃"的"失业无赖之徒",主要在乡村集市三五成群,进行抢夺窃劫。雍正六年清丈之后,四川地皆有主,以后开荒占地很难,无业游民问题可以说是清丈之后加剧的,防止"啯噜子"实为设防"游民"。     

“啯匪”和“会匪”:哥老会起源的新思考

在中国秘密社会研究中，学者几乎都认为哥老会是由啯噜演化而来。但是从啯噜到哥老会的演变轨迹，很难建立起逻辑的和有说服力的联系。在清朝的档案中，啯噜和哥老会的区分是非常清楚的，啯噜被称为“啯匪”,从乾隆初期便已经存在了；哥老会被称为“会匪”,在同治以后才开始流行。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学者，应该说都是有一定的史料根据的，这些史料主要来自清代官方或者官员对啯噜和哥老会的描述，但是几乎都是只言片语。如此就认为哥老会来自啯噜，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接受了清官方的一种对边缘人群的话语表达。而那些表达不一定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其在很大程度上是歧视、愤恨、污蔑的结果，或者就是为镇压这些反叛者寻找理由。由于对哥老会的镇压无力，而且这个组织还有扩大的趋势，因此污名化或许是一种策略，或者是利用道听途说的信息进行的武断的推测。     

清代巴蜀“咽噜＂性质研究——以《清代巴县档案》与巴蜀古籍为依据

在清代巴蜀“咽噜”这一社会群体中，真正的“咽噜”无疑具有黑社会性质。但是，被官府认为具有“咽噜”嫌疑的，还有诱赌、哄骗的川江水手，形迹可疑、行色匆匆的过路人，乃至偷摸他人钱财的乞丐。而成群结伙的“口国噜”中，又裹挟着乞丐、水手及其他失业者，这就使得“咽噜”这个社会群体的成份变得十分复杂。     

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处理汉奸问题措施研究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之所以能够屡战屡胜,汉奸作用不容小视。清政府对于汉奸活动极为重视,并注意采取多种措施处理汉奸问题,然而因为清朝统治者认识不清及晚清政治腐败等多种原因,尤其是清政府未能妥善处理外敌入侵时各类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剧烈变动的新形势,使得诸多处理汉奸问题的措施沦为具文而无法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为鸦片战争的失败添一注脚。     

清代四川天主教传教史拾遗(二)

清代的四川既是天主教传教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清政府禁教活动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本文通过对常明、韩鼎晋、甘家斌等人的要求和行动解释这一点。长期的民教对抗，影响社会的稳定，无论对那一方都不利。清季，民教双方都表现出愿意融合的愿望，并采取相关的行动，文章通过对法国议会对天主教活动的认识，清政府对外藉传教士编入职官，以及四川大吏对教会的行动，等等，反映这一趋势。     

袍哥民间政治与巴蜀近现代社会

民间政治源自江湖世界,它是对主流社会秩序的对峙、拨离,是对主流社会的挑战与破坏。袍哥民间政治源于巴蜀民间隐秘帮会组织袍哥,它对近现代巴蜀主流社会造成冲击甚至破坏,无论是啯噜、李蓝起义还是打洋教、保路运动,均显示了袍哥民间政治的威力。保路运动后,袍哥公开化、合法化,袍哥民间政治从过去的隐秘公开走向巴蜀现代社会舞台,并逐渐渗透到巴蜀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阶层,成为主宰巴蜀社会的重要力量,对巴蜀现代社会给以控制、影响。对袍哥民间政治的认识,既要看到其正面历史意义,亦要看清其丑恶的反动性存在。     

清太祖朝“窃盗罪”探析

清太祖朝"窃盗罪"在法律方面规定:对真正"微贱者"主要采取肉体刑,并呈现逐渐严苛化趋势;对于非真正"微贱者"的官员主要采取财产刑。在实际施刑方面:因受到军功、身份地位,民族成分,政策规定,尤其是努尔哈赤个人情绪化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在实际量刑时也经常发生逾越法律规定、变更其惩罚力度的情况,造成"窃盗"之法的公正性权威受到了严重侵蚀。这迫使努尔哈赤晚年不得不采取通过关闭当铺、禁止放债和限制买卖活动等"经济法"的间接举措,来解决窃盗案件频发的社会问题。     

"叫魂"背后的思考:精神控制的危机与应对——从《叫魂》看清政府的社会控制

孔飞力先生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不是研究中国历史上某种习俗(或称之为"迷信")的著作,它带来的思考很多。其中就有清政府的社会控制问题,尤其是遇到大事要事时清政府的官僚系统的应变和最高统治者的认识思路,都是围绕社会控制的角度去运行,只可惜的是他们对叫魂认识的错误升级,却带来社会的更大动荡。作为政府对于有可能影响正常秩序的任何行为有高度的警惕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采取"堵而不疏"的简单方式不能解决好社会的有效控制。     

同治年间陕西回民移民的原因和特点

晚清同治元年,陕西关中发生了汉回冲突,史学界称之为陕西回民起义。回民军在陕西遭到清政府优势兵力的进攻后撤离陕西,直至最终向清政府投诚。因复杂的社会原因,陕西回民没有能返回原籍,被清政府就地安插在甘肃平凉、会宁、清水等地,此即是陕西回民的移民活动。笔者以为此次陕西回民移民的原因有三：第一,清代同治年间年间陕西汉回冲突严重,民族问题复杂和某些汉族士绅的反对是回民不能返回陕西的一个因素;第二,陕西回民军遭到清军的进攻被迫撤离陕西是形成回民移民的原因之一;第三,清政府对陕西回民就地安置的政策最终促成了陕西回民的移民。此外,本文还归纳了陕西回民移民的几个特点。     

巴尔福《远东漫游》中的中国(下)

正3、清朝军备和清政府及其官吏的形象巴尔福对清政府与它的官吏的印象显然是糟透了。在《远东漫游》一书的很多章节中,巴尔福对清政府与它的官吏的形象多有刻画,但少有正面之评语。在第五章"中国的军备"中,巴尔福通过论述和描写刻画出的清政府形象的特征是愚蠢、保守、腐朽和无能。在介绍清朝的军备时,巴尔福说,"清朝官吏十分愚蠢地使用欧洲的教官……所有受雇的外国军官后来都证实,士兵从来不被准许在营地呆足够长的时间"2,因此士兵们无法彻底地掌握现代的操练方式,所学的都是皮毛。巴尔福指出,当时中国军队的数量虽然巨大,但军纪松弛,军需匮乏,但是,"中国人从未真正地意识到他们的军     

清末法制改革的历史意义

清朝末年,清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了大规模的法制改革,它是20世纪中国法律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虽然清末法制改革是清政府为了解决当时社会中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应对措施,但其客观上却促使了中国由传统法制向现代法制的转型,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     

论罗蒂的反讽自由主义理论

柏拉图哲学传统试图用一种共通的人性理论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合而为一,而反柏拉图传统的尼采、哈贝马斯等人也没有能真正摆脱这一窠臼.罗蒂通过论证柏拉图传统的虚妄,揭示了"偶然"的无处不在,从而提出了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加以切割的主张.由此出发,罗蒂提出了反讽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社会,应该允许、鼓励私人的创造性;一个真正的反讽自由主义者,应该一方面尽其所能地对已有的一切进行再描述,另一方面,应该同情地理解他人的终极语汇,扩大"我们"的范围,将"他人"接纳为"我们"中的一员,最大可能地减少残酷.     

资本主义萌芽概念分析

资本主义社会诞生的历程可以依次归结为四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的诞生"。一个社会只要出现有钱财者为了更多钱财而雇人劳动的活动,并且这种活动的数量之多可以形成一种经济形态或经济制度时,就诞生了资本主义;而当这种活动零星地、稀疏地或微乎其微而不能形成一种经济形态或经济制度时,则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第三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萌芽的诞生",亦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开始向全社会主导地位转化——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部分质变阶段,也就是工场手工业普及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阶段。第四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诞生",亦即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向全社会主导地位转化完成的质变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终于居于全社会主导地位,资本主义社会最终真正建立,说到底,也就是达到机器大工业水平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或经济制度阶段。     

从两起社会性恐慌事件透视西汉晚期的社会危机

成帝建始三年的"闹洪水"和哀帝建平四年的"传行诏筹",是两起典型的群体性恐慌事件。"闹洪水"发生在京城,一天之内从社会下层一直闹到皇宫里。"传行诏筹"从春天闹腾到秋天,波及全国四分之一的地方,是一起经过精心组织、妖言不断放大而制造出来的群体性事件。两个事件清楚地表明,无论社会下层还是上流社会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社会缺乏安全感,一有风吹草动就恐慌起来。事件发生后,很快有人拿它来指责政敌,而不是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实际问题、化解社会矛盾、消弭民怨。面对此起彼伏的群体性事件,西汉各级衙门直至朝廷都得过且过、搪塞应付,采取欺下瞒上、不报、漏报、少报等办法来敷衍塞责,直到乱局不可收拾。这说明,经过二百年的运转,西汉王朝这架专制机器已经彻底腐朽,小修小补不被允许,改弦更张更不可能,王朝政治陷进了死局。体制内的变革实在行不通时,有人就在体制外另辟蹊径,社会危机最终由绿林、赤眉起义集中表达出来,为西汉王朝和新莽时代的彻底终结划上了句号。     

晚清政府与商民在粤汉路事上的合作与纷争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决定赶造贯通内地的粤汉铁路,以杜绝列强觊觎利权.为弥补铁路建设技术和资金的缺乏以及制约俄法势力在华扩张,清政府不惜接受苛刻条件而将美国势力延入粤汉路建设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承筑粤汉铁路的美国公司不但拖延工程,而且违约将公司股票售给以俄法两强为靠山的比利时."速成干线"和"以夷制夷"策略的落空使中国朝野为之哗然,鄂湘粤三省商民自发支持清政府赎回粤汉铁路修筑权.稍后,无法独力筹办路事的清政府又不得不顺应商民的要求而同意干线商办.但是,干线商办同样因为资金、技术、经验和材料的欠缺而陷入了举步维艰的困境,远远不能达到清政府速成干线的预想.清政府权衡利弊后决定收回三省铁路商办权,由官方统筹规划、举借外债以速成干线.但是,国库的严重亏空以及政府威信的急剧下跌使得清政府无法完成"干线国有"的艰巨任务,相反还激起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活动,加速了清政府的垮台.     

清道光朝吏治腐败探源

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而道光朝吏治的腐败,又是清政府失败最为重要的原因。在那场反侵略战争中,“文官爱钱而惜死,武官惜死而又爱钱”。那时的地方官,“实心任事者,仅止寥寥数人,而惟顾一己之私者,比比皆是”。这种文武官吏的怯懦昏聩,玩忽职守,上下欺蒙,贪盗受贿,使社会经济残破,人民生活痛苦,阶级矛盾尖锐,清廷财政拮据,最终导致了反鸦片战争的失败.由此可见,吏治与国计民生关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

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诸如"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盗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危及当权者的统治。为消弭匪乱,稳定社会,清政府当局推行严厉清乡政策,以军事手段打击盗匪,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清末广东匪患的严重化以及政府于治理上的疲软处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末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的视角。     

关于"平均主义"问题的反思

自改革始,平均主义在我国被痛打十几年了.结果如何?不仅旧的平均主义未从根本上打破,而且还出现了较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和效率低下的双重陷井.这似乎在提醒人们,我们所打的平均主义是否是个假东西,而真正的"元凶"是否被放过了呢?基于这样的思索,笔者冒昧地作些探讨.支持平均主义观点的代表性理由有三:一是反映我国社会收入分配平均程度的基尼系数偏低.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基尼系数小于0.2表示收入分配完全平均,在0.2-0.4之间表示收入分配相对平均或者说比较合理,在0.4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而我国居民     

浅析李鸿章督粤剿匪动因——以晚清政府与内外势力博弈为考察基准

"盗匪"问题为清朝中后期两广地区的严重社会问题,影响清政府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这一问题在当时的两广地区尤为严重,成为历任地方督抚的重要治事。1899年底至1900年初,李鸿章在两广总督任内,采取了大规模的剿匪运动,考其动因,首先是两广地区传统盗风日炽;其次是会党和维新势力在两广的兴起;再者,这也是协调、缓和与英关系的战略需要。     

论小说《等待野蛮人》中的他者化过程及其意义

库切的小说<等待野蛮人>讲述了帝国边境小镇附近异族部落被指称为野蛮人的他者化的过程,以及随之出现的边境恐慌和骚乱.实际上,真正的野蛮存在于帝国内部.这一故事具有寓言性,成为种族以及国家等冲突的历史缩影.同时,这部小说也表现了库切超越于社会话语迷思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