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家梧艺术社会学研究对中国艺术史学的贡献

岑家梧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以人类学、考古学、文献学等方面的资料对图腾艺术、史前艺术和中国古代美术进行研究并取得了相当成就,是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对于艺术和艺术史展开研究的先行者。岑家梧在艺术史研究中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将社会学观点和方法应用于艺术和艺术史研究,将艺术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加以考察和研究。在艺术起源的问题上,他指出艺术产生的本质在于其特定的社会意义。在艺术的本质问题上,他反对艺术与社会人生无关的说法,认为应从社会生活来考察艺术的本质。他认为艺术社会学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艺术的起源问题;艺术的本质问题;艺术的进化问题;艺术进化的阶段问题;艺术天才问题。他对于艺术和艺术史展开的研究,在中国艺术史研究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有着独特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18~20世纪西方史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式之互渗

18~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在发展历程中出现了研究范式倾向性变化,史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取向,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历史取向。史学和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这种变化是基于彼此研究思维模式的弊端囿限。通过学科借鉴,社会学研究强化了其历史性维度,史学研究加强了社会学层面的研究力度,进一步促进了史学的跨学科发展。两学科间的畛域突破为彼此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促进了两学科的繁荣。     

前苏联时期新闻媒介受众的社会学调查

当我们排除作为前苏联学术界的这块挡箭牌时,会对它这个领域的发生、发展有全新的认识。前苏联学者不局限于借助西方的经验,在新闻媒介受众调查的实践中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甚至在这方面的视野更宽、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前苏联学者的社会学调查,包括新闻媒介受众社会学调查的经验对于今天在我国蓬勃开展的受众调查会有一些帮助的。     

社会学与章节体:史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晚清民初文明史学理论的构建之一

在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上,文明史学与传统史学的区别在于:用社会学的观点研究历史并在叙述上采用“史论体”,用因果分析法探讨“历史之性质”与“历史之精神”并在叙述上采用章节体;倡导科学的质疑法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其中最重要的使用社会学理论和“章节体”,这可以说是现代史学诞生的主要标志。     

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美国黑色幽默文学的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在美国50年代、6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意识的断裂,也导致了文化价值的模糊和道德标准的破产,并作为美国文化史的＂分水岭＂,带来了黑色幽默文学这一特定文化语境中文学突变式迁移的结果。它既为黑色幽默文学烙下了强烈的时代性胎记,也赋予了美国黑色幽默文学应有的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新疆撒拉族民族社会学调查

文章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运用民族社会学的方法,通过对新疆聚居的撒拉族群体的生活现状、习俗、家庭 结构等方面的调查,较为完整地描述和分析了新疆撒拉族的社会现状,并对导致新疆撒拉族与其他民族之间文化 互动调适的因素作了些思考。     

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律功能问题

法律功能是指法律作为体系或部分,在一定的立法目的指引下,基于其内在结构属性而与社会单位所发生的,能够通过自己的活动造成一定客观后果,并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从而体现自身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的关系。法律功能是法社会学的核心问题,它与法律作用、法律任务、法律目的以及法律效果具有区别。对法律功能从不同角度、依照不同标准可以作出不同分类。按社会学功能理论,法律功能可划分为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以及法律的正功能、反功能与非功能。     

中国社会视野中的环境社会学研究——陈阿江教授访谈录

王婧（简称王）：陈老师当初为什么选择社会学专业？ 陈阿江（简称陈）：或许我是个理想主义者吧,我是学选矿的,当时和我们班另外两个同学一起想换专业。那时我对哲学、心理学、文学之类的领域觉得很新奇。在大学毕业后的几年里,通论性的文科类教科书,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     

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发展的三个里程碑

本文论证中国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从它的实施和方法论演变的意义说可以分为社会调查、社会学调查和新社会学调查三个不同的里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前为第一个里程，其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可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３０年代中期至１９５２年为第二个里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一书；１９７９年社会学恢复至今为第三个里程，代表作当推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一书。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发展，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社会学逐步茁壮成长起来的历程     

一个全盘西化论者的地方视野--读陈序经的社会学、历史学著作

陈序经是一位西化论者.但他提出全盘西化的主旨是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他之所以不改变"全盘"的提法,主要是担心文化复古主义和文化折衷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危害.同时,他又有强烈的地方视野和浓厚的民族意识.不过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培养不是靠对传统文化的维护,相反,他认为民族意识的培养要靠全盘西化,因为全盘西化有助于新的民族意识的产生.只有结合陈序经的地方视野,他的"全盘西化"论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     

古典阶段的政治社会学--一个学科史的考察

政治社会学的古典阶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直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古希腊时期的知识传统是在哲学意义的伦理范畴上来分析和探讨社会政治现象的,但这为学科后来的发展提供了路径和方向。在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文明在对古典哲学、政治学等各种思想渐次吸收和接纳过程的中形成了人类思想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即基督教神学政治观。文艺复兴重新肯定了人的尊严,思想家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来研究人类事务,开始关注现实政治生活。马基雅维利将政治学从哲学的范畴中拉了出来,第一次在学术史上将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和以道德为主体的社会区分了开来,使得从学科意义上研究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具有了可能性。启蒙运动时期的政治思想家更为突显国家的作用和地位,将政治和社会联系了起来,为政治社会学学科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德国基本法稳定性和适应性之探究

德国基本法是德国有过的最稳定的宪法;其良好的适应性不亚于美国1787年宪法。主要原因在于其独特的产生背景和制定意图、富于科学性的特色内容以及关于修改内容的严格限制性规定。基本法的经验对我们进行宪政建设有积极的启示性意义。     

“活法”是什么

美国现实主义法学针对传统法学独尊“纸面上的法律”提出了“活法”概念。卢埃林认为:法律是官员关于纠纷的行为;弗兰克认为:法律并不是“书本上的法律”,而是“行动中的法律”;“活法”概念向人们揭示了:影响人们行为、决定司法审判的不仅只有国家立法机关创制的成文法和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官所创之法(判例法),社会现实的其他事物,如政治、经济、道德、习俗、甚至人们的感觉情绪都对法律生活发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活法”将“法律”概念泛化,与其他社会规范混同;法律的“意义”并非必须期待“活法”来填充,现行法(实体法)已具有“先决强制力”;官员行动并不等于法律规则本身,而只是适用法律的行为。     

中国社会学说史研究的方法论

中国社会学说史更经常地被人们称作"中国社会思想史",但这种称谓是不准确的。研究中国社会学说史不能用机械的唯物主义或阶级标签法,科学的方法应是全面、客观、公正地解读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学说,去除一切非历史的东西,通过符合历史真实以及逻辑推论的系统分析,来建构中国社会学说史体系。     

科学社会学视野中的科学与社会的关系

默顿于20世纪30年代末发表的博士论文成为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并开创了传统的科学社会学学派,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科学.到60、70年代,社会建构主义学派在西欧兴起,科学知识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科尔试图在默顿学派和社会建构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提出了一种新的科学观.     

当社会学遇上历史学：历史社会学的兴起

19世纪的社会学关注长时期社会进程的动态研究,而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学研究却转向了非历史研究的静态社会现象分析,此种转向造成当时主流社会学研究中的历史维度缺失。20世纪60年代以后,社会学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关系并加以重新定位,社会学家们越来越重视比较性的历史研究。社会学的历史转向直接促使了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为社会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打开了新的视角,这种迈向历时性的叙述方式将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等是如何发生及存在的。     

从“历史社会学”到“问题与主义”

通过对二战后,再次兴起于西方的社会学分支--历史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研讨了西方学术界,把思想探索和学理研究,现实和书本相结合的治学传统和努力.同时,也由此启发,展开了对当今中国理论学术界在学术研究上,"问题与主义"这两种取向的检讨.通过对以顾准、吴敬琏为代表的中国(改革)经济学的历史实践的考察,和对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经典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今日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已要求我们的理论学术界做更多的思想突破与创新,做更多"主义"取向的问题研究.     

启蒙理性批判的伦理意蕴

启蒙理性的宗旨是摆脱恐惧、获得自由;然而,人们不仅没有实现真正的解放,反而又陷入新的奴役之中.而导致这一悖论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古希腊以来的理性传统在启蒙时代发生了自我变异,启蒙理性蜕变为以数学化与实用化为主要特征的工具理性,并一跃成为理性崇拜的全部内容.工具理性的自我膨胀必然暗示出价值理性的失落,从而导致严重的伦理后果,即终极实体的缺位、伦理价值的虚无及伦理精神的媚俗.对启蒙理性的不断追问和质疑,凸现现代社会时工具理性权威崇拜的批判和拒斥,从而为彰显和确立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和意义世界而不懈努力.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