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思想对21世纪国民素质结构调整的意义

五四新文化思想从深处震撼了 2 0世纪人们的文化心理层面 ,促进了国民素质观念的转变。在 2 1世纪 ,应充分发挥五四新文化的育人功能 ,调整国民素质结构 ,使国民素质具有开放性、竞争性、适应性、应变性和超前性的现代特征     

五四新文学的形·影·神——以瞿秋白为中心

瞿秋白是亲历和见证了五四新文学发生、发展历史现场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早期的领导人。反思瞿秋白蔚为系统的五四新文学论说,以及他一系列关于五四新文学的回忆与观照,不论从五四新文学史观生成的角度,还是从还原历史的现场感的层面,对于重新认识五四新文学的时空错位、泛文化现象、面相多元与革命史意味的演义与提纯等问题,都相当有反思价值。     

翻译中汉语四字结构的异化与归化分析

异化与归化从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考察译文在源语文化、源语语文规范与目的语文化、目的语语文规范的翻译取向 ,是文学翻译批评的崭新视角。本文从异化与归化的角度 ,分析探讨了在翻译中如何把握汉语四字结构运用的度 ,提出在语言层面上四字结构归化的度可稍大一些 ,在文化层面上四字结构异化的度稍大一些这一论断     

关于五四以来革命文化传统的思考

五四新文化是革命文化的源头；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文化继承五四新文化爱国主义传统，形成独具特色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与革命斗争互相促进，为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但五四时期以启蒙主义为特征的精神文化传统萎缩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文化在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之后，政治文化趋向成熟，物质文化得到重视，但精神文化滞后。重视政治文化、集体主义和传统是革命文化的突出特征，精神文化、个性主义和文化创新有待加强。革命文化是一个大系统，需要三个子系统互相促进方能永葆青春。     

数学文化的四个基本层面

数学文化的四个基本层面数学文化有四个基本层面。第一层面：数学是作为一门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科学体系而出现的。这是数学文化的最高层面。其中数学实体最初是源于经验世界的。其发展的基本过程被认为是对数学真理的无限探索过程。现代数学是其中最活跃的因子。在这一层...     

企业文化的第五层结构——社会责任

企业文化必须融入社会文化的发展,并承担起社会文化赋予的使命和责任。因此,企业文化除了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这四个层面,还应增加第五层结构,那就是企业文化的社会责任层面,企业文化的社会责任属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论赵树理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场的层面研究发现，作为“农民的知识分子”的赵树理，其创作始终高扬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启蒙旗帜，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民间文化立场，力图创作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作品，将新的革命思想、现代民族国家精神播撒到中国最广大的农村基层社会中。     

生命的叩问--张洁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文化反思

张洁的作品承接了“五四”新文学史上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寻，而走向女性精神层面的建构。对家的背叛与守望，对女性自身的寻求，对和谐的伊甸园的追求，构成张洁笔下女性形象的文化特征。     

理性与价值——试论殷海光精神世界中的矛盾、冲突与融合

自视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思想家殷海光是20世纪后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他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和冲突，最后又从冲突走向融合。此一过程尤其反映在理性与价值这两个维度上。首先，殷海光的主要研究旨趣不在自己的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他的思考重心是人类文化普遍性在中国文化中如何实现，但其全部运思进路却又是从逻辑与分析哲学出发的。其次，殷海光的自由主义带有浓厚的道德意识，他认为自由民主观念有特定的道德内涵，包含有普遍性的道德价值，如个人尊严、个人人格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等。在这方面与英美传统的立场不同，保持了五四传统的特色。第三，殷海光生命前期的治学方法严守着逻辑实证论，在晚年时走出了逻辑经验论的限制，开始讨论属于心灵层面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等问题。第四，殷海光早年坚持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西化派激烈反传统的立场，到了晚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这与他的视野主要转向了人的心灵问题及价值问题有关。殷海光内心蕴藏着强烈的价值意识，却以理性的追求为企向，在他的晚年这两个维度走向了融合。     

试论女子高校校园文化的基本内涵

在女子高校校园这一特定的空间中，女子高校师生通过长期的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创造出了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校园文化。女子高校校园文化的内涵包含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四个层面。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较强的持续性，是中国道路的固态化呈现、中国理论的制度化表达、中国文化的正式化沉淀，因而成为辨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标志和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方向层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结构”实现对一切工作的有效领导；二是在立场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在方略层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四是结构层次层面的延展性。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以及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与五四文化重建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转型与重建，说到底都是民族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五四时期经历了以摧毁作为民族文化主流的儒家为前提的文化重建过程，这在世界文化史中是极为特殊的。五四文化先驱们不自觉地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激烈地批判了儒家传统，但没有阻止儒家传统以深层文化结构参与现代文化的重建过程。由于五四文化重建主体处于西方文化与民族传统的两难境地，使得文化重建的正负价值都很显明。     

从大学文化建设层面探析隐性德育效能

大学文化建设不仅是高校德育运行的新载体,也成为隐性德育效能发挥的主要平台。在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行为文化这四个主要层面中,德育中的隐性教育通过多种渠道的隐性德育课程发挥出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五四”新诗雅俗契合的审美取向

中国新诗是在历史性冲突与文化变迁中成长起来的,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同诞生的,中国新诗的发展道路也和“五四”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曲折、复杂、多变。“从要把诗做得‘不象’到把诗做得‘象诗’,这一思路画出了中国新诗从孕育到成长的轨迹。”从历史和审美的视角去研究“五四”新诗,从“不象诗”到“象诗”正是经历了“文化回流”到“雅俗契合”的审美过程:“五四”新诗的审美追求有着它自己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有它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由审美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     

试论文化重建时代的“西俗东渐”的原因及其影响

本文针对近年来西方的传统节日和其倡导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兴起,以及与之相对中国本土文化逐渐式微的“西俗东渐”现象,从全球化背景下的自我殖民、消费主义时代与资本主义文明、知识分子的普遍失落与城市新贵族的兴起、“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中所包含殖民因素的后遗症四个方面分析了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并主要分析了其消极影响和提出了通过西方文明反观自身传统文化的反思。     

论作为总体性文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生产力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出现了新的要素和革命性变革，在生产关系层面生产关系的创新已经使中国与西方形成了原则性的区别，在政治上层建筑层面已经显现出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更高的活力，在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层面也展现出与西方现代性之间的原则性区分。虽然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四个层面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环节间的不适应和不协调，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之处，还需要不断推进改革，但是从总体上看，四个层面在基本原则方面是相互适应和相互推动的，正在走向成熟和定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与此同时，西方现代性却不断显示出它自身的限度，在西方文化的范围内，找不到克服这种限度的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总体性文明刚好为在全世界范围内超越西方现代性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可能性，这不仅对于中国、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西方国家也具有新文明定向的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全盘反传统问题——兼与林毓生先生商榷

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戊戌以来文化演进的延续，又在历史内容、社会主体和实践效果方面具有文化复兴的更高价值。对袁世凯政权的批判、文化革新的远大目标、道德现代化的趋向和五四新传统的形成，是五四启蒙的根本意义之所在。八十年代以来之低估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论点，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五四学人的思想实际上，都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证明     

五四“西化”的探析

本文首先阐释"西化"字面上含义,进而说明其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过程,然后阐明五四"西化"是中国近现代学习西方逐渐深入发展到精神文化层面的结果,最后论及五四"西化"的内容和三个重要特征。     

论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

作为五四现实主义的重要支脉,赵树理的农村题材小说与20年代的“乡土小说”不同。在文艺大众化进程中,一方面,歌颂了新社会、新农村、新农民,另一方面,又从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层面剖析了中国农村、中国农民的历史沉疴。     

文化对峙与融合：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

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文学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文学存在不可或缺的背景和条件。从鸳鸯蝴蝶派到通俗小说新类型，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变迁在文化对峙与融合中发生。清末民初，市民文化占据主流位置，因此鸳鸯蝴蝶派一枝独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到来，旧有的市民文化与五四启蒙文化、战争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对峙，由此引起章回体小说的改良和国难小说的诞生；伴随五四启蒙文化和战争文化的淡出，雅文化和俗文化即新文化和传统文化逐渐走向融合，于是出现了通俗小说的新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