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史学家評述我國古史分期問題的討論

苏联东方学雜志一九五六年第六期,刊載了謝尔金娜的一篇文章,作者在文中,全面評述了我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爭論。就文章所涉及到的中國書刊以及中國学者的爭論意見的廣泛性來看,表明苏联歷史学界对中國人民的歷史和东方各國人民的歷史十分关心。謝尔金娜把中國学者們的爭論,归納为以下几方面的問題: 1.中國学者在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上的观点; 2.中國学者关于中國階級社会的發生的意見; 3.殷商时代奴隸制特征的定义; 4.中國学者关于西周社会分期的观点; 5.說明古代中國生產力水平的爭論材料; 6.春秋、战國、秦、漢时代末期社会的分期問     

歷史科学的几个理論问题

近年我國史学界对歷史分期問題的爭論,到現在还沒有解决。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我認为歷史学中的一些理论問題,各执一端,是造成这种爭論長期沒有結果的最根本的原因。 現在我对几个史学理論問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謬誤之处,请予批評。     

荀子的思想

一、荀子的时代荀子名况字卿,又叫孙卿。战國末期(公元前4—3世紀)趙国人。他是先秦时代的儒家大师,是集诸子百家之大成的学者,是我國古代有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对于中國封建帝國的統一局面起了理論上的推進作用。荀子处在我國从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变的时期。当时在社会發展上正是新兴的封建地主勢力和沒落的奴隸主贵族势力的斗爭快告結束的时期,在思想發展上正是“百家爭鸣”的局面由分爭轉向总結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由分裂到統一的历史階段中,荀子的思想是非常矛盾和复雜的:他一方面吸取了百家学說的精华,在哲学思想上發揮了一些積极的唯     

略論甘地的历史作用——为紀念印度偉大的爱国者圣雄甘地逝世十周年而作

(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日,是印度伟大的爱国者圣雄甘地逝世十周年紀念日。中国人民和友好的印度人民一样,在这些日子里,怀着崇敬和悼念的心情紀念着这位偉大的爱国者。甘地,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思想和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因而对他的历史作用的評定也是很困难的。过去的許多历史学家、政論家以及論述过甘地的其他作家,一股都发生过兩种偏向:一种是資产阶級的历史学家,他們都过高地估計了甘地的历     

苏联学术界对东方学的研究工作所做的批评

苏联的党和政府遵照列寧关于注重东方各國人民在革命斗爭中所起的作用的指示,从苏維埃政权建立之日起,对东方学的研究便特別重視。苏联科学院設立了东方学研究所,几年來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东方学家和其他國家的進步学者建立了联系。苏联的东方学家对于研究东方各國的歷史、經济、文化和語言作出了不少的貢献。 1950年,苏联科学院为了提高东方学領域內的科学研究工作,改組了东方研究所,使它成为綜合型的研究机構,并以东方各國的現代史作为研究工作的重心。几年來出版了若干專門著作以及各种东方語言辞     

政治課教学整改中的几个問題

一、对过去政治課教学的功过估計过去几年我校政治課教学工作做得究竟怎么样,应如何估計,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問題。一年前,当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时,他們大肆叫嚷說“我校政治課100％是教条主义”其实他們是把馬列主义一概称之为教条主义来加以攻击。他們攻击的不是真正的教条主义,而是馬列主义。如他們污蔑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理論是錯誤的”,“黑格尔的哲学比毛澤东的矛盾论要高明”,“如果沒有馬克思列宁主义出现,世界上就会少死一些人,如果沒有共产主义,就沒有国內战爭,国民党可能还建設得更好些”等等。经过伟大的反右斗爭,人     

由夸大同一性的作用而离开了唯物辯証法——評王琴同志的《略論同一性及其作用》

安徽学术界在二三年前,曾討論过事物发展的动力問題。当时,有一些人,尽力夸大同一性的含意和作用,結果混淆了許多理論界綫,离开了辯証法。王琴同志的《略論同一性及其作用》一文(见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安徽日报》),可以說是一个比較突出的例子。现在,我想来談談該文的若干論点。夸大同一性,抹杀絕对的斗爭性王翠同志說:“統一性……它规定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各方面的联系和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还說,同一性“它一方面表现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另一方面又表明事物发展的不間断性。”这里,他一字不提斗爭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有关岳飛評价的几个問題

几年以前,关于岳飛是否应当算做民族英雄,曾經有过一場爭論。这个問題自然早已解决了。但是,从近來發表的文章及教学中看,有几个关于岳飛評价的具体問题也还值得進一步加以討論。這就是:鎮压湖湘地区的農民起义問題,岳飛在抗金斗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紹兴十年(1140年)反攻开封之役后撤兵及岳飛被害的分析。(一)鎮压湖湘地区的農民起义問题过去,曾有人片面誇大岳飛鎮压以楊么为首的湖湘地区農民起义这件事,从而基本上否定岳飛,这是不对的。目前,有些人又好象怕損害岳飛的民     

为什么发展农业生产要依靠貧农下中农——农村干部和貧农下中农座談紀要

依靠貧农下中农,团結其他中农,是我們党在农村中需要长期实行的阶級路綫。过去,我們对农业战綫上的阶級斗爭,要依靠貧农下中农,大家思想上是比較明确的。对生产斗爭是不是要依靠貧农下中农?为什么一定要依靠他們?則往往不容易說出个道理来,在实际工作中也就做得較差。經过几年来党的不断教育,在生产实践中慢慢地体会得比較深了。尤其是参加了市、县的貧农下中农代表会議之后,更清楚地看到了貧农下中农在生产斗爭中的骨干作用,认識有了很大的提高。逐步明确了:只有紧紧地依靠貧农下中农,才     

評金景芳教授“论孔子思想”一文中哲学部分的观点和方法

金景芳教授在古文献、經学的知識方面有很深的造詣。近几年来也能够积极的学习馬克思主义,并且試图以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古代历史問題,特別是古代思想史方面的問題,也写了一些文章,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作者还沒有切实掌握住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旧的資产阶級学术思想的影响还沒有摆脫,在学术研究中便不能很好的应用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而发生了或多或少的缺点和錯誤。“論孔子思想”     

试论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

工人階級的革命,不僅要消减一切剝削制度,而且要把全体人民永远从剝削階級的精神罗網下解放出来。社会主义乃至共產主义的經济和政治,必須要求有与之相適应的道德规范。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虽已基本勝利,但封建制度曾在我國統治过几千年,我国淪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也有上百年的歷史,因而封建的、資產階級的乃至小资產階級的伦理和道德,在人們思想中还留下深远的影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现在才不过七年多,新的社会制度使人与人之間的关系起了很大变化,社会風气随之丕变,但从理論上来系統地論述共產主义的倫理和道德,却还顯得非常貧乏。要与封建的、資產階級的乃至小資產階級的倫理道德作斗爭,不僅要揭發它們的丑惡,更重要的是要从正面来進行共產主义倫理和道德理論的建設。本文不准备全面地論述共產主义道德,更不想旁征博引地去批判中外倫理学說,只是正面地对共產主义道德的基礎提出自己的看法。如果它也能成为共產主义道德理論建設中的一磚一瓦,已經是作者的奢望。关于共產主义道德的基礎,是共產主义道德理論中的基本問题之一,研究它和闡明它,可以澄清若干混乱思想,所以我才选择了这个題目。     

充分展开学术讨论

这一期,我們除了繼續发表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規律的討論文章外,又发表了关于計件工資問題,关于“两个过渡”問题,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規律問題,两条腿走路与对立統一法則問題,教育上的理論与实践问题,以及心理学和文学的阶级性等問題的文章多篇。这些問題都值得学术界研究和进一步展开討論。关于“两个过渡”問题,实貭上是对不断革命論和革命发展阶段論的理解問题,而这个問題,又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規律問題,两条腿走路問題,理論与实踐問题,都属于唯物辯証法在实踐中的运用和发展的問题,过去一年在社会主义建設大跃进中,生动地发展了唯物辯証法,有待于理論工作者加以总結和闡明,以便进一步指导当前的实踐。这些文章,都是属于探討性、研究性的,可能正确,也可能錯誤。我們发表出来,目的在于經过討論,集思广益,以加深对問題的理解和培养追求真理     

一九六五年若干学术問题討論综述(下)

关于党在农村中的阶級路綫和集体化后两条道路的斗爭問題 去年經济学界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发表了一些文章,对如何正确貫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級路綫,以及集体化后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爭,提出了一些看法。关于正确貫彻党在农村中的阶級路綫問题依靠貧、下中农,团結其它中农,是我們党在农村中长期实行的阶級路綫。农业集体化后为什么仍須依靠貧、下中农呢?郭方忠、姚秉楠、許舒、蔣学模、汪旭庄等提出如下几点理由: 1.貧、下中农是农村入口的大多数。他們占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依靠了貧、下中农,就是依靠了农民群众的大多数,就是坚持了党的群众路綫。 2.貧、下中农原来是农村的无产者和半无产     

对于价值规律作用的体会——“八大”文件的学习笔记

一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經济問題”中提出了价值規律的“影响”这个概念,借以和价值規律的調節作用相区別。但他并沒有对“調節”和“影响”这兩个概念加以明确的解釋。目前我國学術界在討論价值規律的作用問題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兩个概念的含义;而若干論点的不一致和这兩个概念的不明确是有关的。研究价值規律在我國國民經济中的作用,必須从实际出發,对实际的經济生活作全面深入的考察,然后才能对价值規律的作用做出比較全面的結論。在自由市場的方針的貫徹还剛开始,对价值規律的作用做深入具体的分析还有困难。     

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的阶級斗爭与社会思想領域中是一个有着长期影响的人物。他自从1895年“公車上書”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活,到1929年死去为止,經历了一个充滿着波动与变化的时代。梁启超一生的政治活动是横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两个时期之間的。这段时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是阶級斗爭极为复杂尖銳,社会变化空前剧烈的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梁启超从他的地主資产阶級的阶級利益出发,随着时代的波动与变化,开展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和宣傳活动,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开展关于梁启超的討論,以馬列主义观点正确地分析和評价梁启超这个历史人物,无疑会有助于我們对于中国近代阶级斗爭規律的掌握,有助于培养我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則来分析具体历史事件和評价历史人物的能力。关于对梁启超的評价,解放前很多历史学者和評論家們,往往惊叹于梁启超的“博学”和“才能”,孤立地从某个方面夸大他的影响和作用;或者拿他初期的进步性来概括他的一生;或者脫离他的政治生活和他的改良主义的企图来抽象地論述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这显然是錯誤的。这一点,胡繩同志在“梁启超及其保皇党思想”(发表于1948年出版的《讀書与出版》第三、四期)一文中已经指出来了。解放后不少同志进一步开展了对梁启超的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績。但值得提出的是有些評論梁启超的文章,仍然有脫离他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与企图来研究他的倾向,因之,在某些問題上得出了不正确的結論。为了有助于討論的开展,我們特就下列两个方面的問題,发表自己的意見,以便进一步引起討論。     

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问题驳梁漱溟

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这一問題的重要性,毛澤东主席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已經作了經典性的闡述。毛澤东主席写道:“誰是我們的敌人?誰是我们的朋友?这个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結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响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結我們的真正朋友,以攻击我們的真正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在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进行全面深刻的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灵活的运用了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国家的資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問題的学說,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問題,并創立了关于这一問題的科学理論。但是,作为封建地主阶級、官僚資产阶級和外国帝国主义忠实代言人的梁漱溟,却根据他极端腐朽反动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問題的科学理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和誣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偉大胜利。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設,也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一事实,无可辯駁地証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与对象問題的理論的正确性。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已經給梁漱溟作了結論。梁漱溟的全部“理論”和实践都完全破产了。但是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在我国社会上和文化学术領域中、还有着一定的恶劣影响。因此,我們必須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以及它在我国社会上和文化学术領域中的影响继续进行彻底的批判。     

关于统治阶级道德的性质和作用问题

关于统治阶级道德的性质和作用,是伦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涉及到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的性质和作用、道德的历史发展、道德的批判继承以及今天在道德上应当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等问题;而过去不少文章和小册子中,往往把统治阶级中一般成员的生活实践与统治阶级统治的社会中通行的道德原则混为一谈,因而对上述问题难于给以科学的说明。     

論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中国古史分期問題探討之一

上海史学界最近开始集体編写中国通史,在討論编写大綱的过程中,对中国古史分期問題又展开了热烈的討論。爭論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問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問題有三种不同主張,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西周典型奴隶制論。作者最近写了“論中国古史分期问題討論中的三种不同主張”一文,对这三种主張作了簡要的比較和分析,認为三說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貢献,但都存在着问題。我們認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論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說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謝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証明当时剝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貭,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認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論者过分强調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們主張当时只有家內权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說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內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認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認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論者过分把社会結构看得单纯化了,他們把“庶民”和“庶人”解釋为下等奴隶,否認“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認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記述“井田”制的內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釋;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釋为人身完全被占有的奴隶。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們就提出了一种新看法,認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貴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殘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剝削的单位,使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張,請大家討論和指教。     

对形式逻辑体系的一些意见

要探讨和解决形式逻辑的体系问题,就必须首先从解决形式逻辑的对象、性质、内容等方面着手,否则是很难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写的这篇文章,是在肯定一般传统的(密勒的逻辑体系)形式逻辑体系的前提下,对其中一些章节或题目的前后顺序和排列提出自己的几点意见。 1.关于形式逻辑思维规律在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在国内外出版的形式逻辑教科书中,有三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如苏联斯多罗果维契教授把它放在全书的第二章(新出版的逻辑教学大纲也是如此);维诺格拉多夫、库兹明合着的逻辑学(中学教本),则把思维规律一章放在判断之后进行讲授;而东北人民大学的逻辑学讲义(大学交流教材),则把思维规律一章放在全书的最后一     

关于商品生产的几个理论问题

这一期我們发表了姜鐸、曉亮、苏杏元、兩田、徐日清、胡梯云等同志論述关于商品生产的文章,他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的原因、商品的概念、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和国营企业工人購买的消費品是否商品、以及商品的消亡等問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关于我国当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姜鐸認为主要是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他認为在两种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分工和按劳分配制度同样是商品生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而生产力水平是通过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起作用,不是商品生产存在的直接原因。曉亮認为社会分工和不同的所有者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按劳分配則不是,胡梯云認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是生产力水平,而不能仅归結为两种所有制,他也反对把按劳分配和社会分工作为商品生产的原因。关于国营企业生产的生产资料是否商品的問題,徐日清認为要解决这个問題,首先要看这些生产资料是否进入交換。他認为国营企业内部調撥的生产资料是一种計划性更高的交换、在交換过程中,这些生产资料没有改变所有权,仅是商品特性上局部的质变,而不是全都质变,因此就其整体来說,仍是商品。姜鐸則認为国营企业内部調撥的产品虽然要計价甚至撥款,但本质上已不是商品,仅仅是保持了商品的形式。蹺亮認为国营企业之間的“商品貨币关系”已不是真正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換关系,国营企业之間的产品調撥,因为不改換所有权,只改变管理者和使用者,因而不是普通所指的商品了。关于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的工人用貨币工資購买的消費品是否商品的問題,雨田提出了与駱耕漠(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問题》一書)不同的看法,認为工人用貨币工资購买消費品,是等量劳动的交換,消費品在交換中轉化为价值,因此仍是商品。曉亮認为不但国营企业的职工購买消費品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换关系,而且国营企业、人民公社(合作社)通过社会主义商业机构和职工、社員之間所发生的商品貨币关系,都不是真正的商品交换关系。关于商品生产的消亡問题,姜鐸認为我国商品的縮小和消亡,是和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紧密結合着的,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实現,将成为我国商品生产从发展到消亡的轉折点。同时,我国商品的縮小和消亡,也将与按劳分配的逐步缩小、按需分配的逐步扩大紧密地結合着。此外,他还認为在共产主义初期,一部分高級消費品和新产品保留商品形式是可以允許的。曉亮認为在实現全面的全民所有制以后,国营企业内部的产品調撥和消費品的分配这种不完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会保留和发展一个时期;而真正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会随着全面的全民所有制的形成而逐渐消亡。雨田則認为只有到了不仅生产資料完全公有,而且消費品也完全公有,不仅劳动是集体,而且消費也集体时,才能使个人劳动完全社会化,才能完全消除商品生产。我們認为,对于上述問题,既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看法,就有展开討論的必要,以便取得正确的認識。我們欢迎对这些問题有兴趣的同志,积极参加爭論。关于价值規律問題,我們亦希望能同时展开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