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训精神论纲

一百多年来,对武训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今天,我们应当用全面的科学的观点,认真总结对武训评价中的历史教训,还武训以本来面目,挖掘武训精神的科学内涵,理直气壮地弘扬武训精神。     

“千古奇丐”武训与西方“教圣”裴斯泰洛齐

武训“兴学于未废科举之时”,实属近代教育之先驱。他兴义学的实质是让学校的大门向城乡社会低层子弟开放,其对兴义学事业的执着的原动力来自于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化精神;裴斯泰洛齐是略早于武训的“近代教育理论和近代义务初等教育的奠基之父”,其终生献身于平民教育的无私精神源于自幼受新教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对人类的虔诚的爱。裴斯泰洛齐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的事业有着较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武训毕竟不能超越时代而不受其文盲农民的主观条件和清末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然而,恰恰因为这一点,更衬托出武训的高大,展现出他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勇敢、耐劳、刻苦的精神。     

重评武训

武训是我国十九世纪传奇式的教育家。他出身贫苦,目不识丁,却行乞兴学,颇有成效,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比较深远的影响。解放初期,曾发动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给死去半个多世纪的武训戴上了“封建奴才”的帽子,进而全盘否定武训的义学及其人品。我们认为,当时对武训的批判是粗暴的。为了客观地评价武训其人其事,我们想就其中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重新探讨。     

武训评价一百年

<正> 武训是清朝末年活动在鲁西北乎原的一位奇丐.他目不识丁,却立志办义学,行乞三十余年,积钱万余串,终于在堂邑、馆陶、临清建起了三处义学.光绪十四年(1888年)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被当地官府肯定并上奏朝廷,武训很快扬名海内,对武训的评论也随之而起,延续至今已有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以对武训的评价来说,忽而把他抬向巅峰,忽而把他打入谷底,大起大落;从对武训精神的阐释来看,有的把它和儒家思想紧紧相连,有的把它和教育救国挂勾,有的则全盘否定,观点迥异.武训生前本是个下层小人物,但他的影响却比历史上一般的帝王将相大得多.对这种罕见的"武训现象",很值得总结和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引起有关同志的注目.从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封武训为"义学正"算起,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今天,正好一百年.这一百年来,对武训的评价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     

一部系统完整的《武训评传》

武训,以乞丐之身而积资万缗,兴建义学两处,另参予筹建一处,被后人誉为“千古奇丐”。但由于他地位低下,生前影响仅局限于其家乡一隅,不为文人关注;死后虽身显名著,却相对失去了直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契机,所以清末民初关于武训生平的材料虽然不少,但零散粗略,且搀有不少道听途说,以致一些资料互相抵牾。解放前出版的冯玉祥的《千古奇丐武训先生的生平》、张默生的《义丐武训传》以及段承泽、李士钊先后编写的《武训画传》等武训传记,虽然提供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史料,但囿于条件限制,考证不严密,有的事迹     

宋江和武训是一丘之貉

在《水浒》和《武训传》这两部歌颂投降主义的姊妹篇里,主人公宋江和武训,一个号称“呼保义,”一个号称“义学正”,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无耻奴才。 武训讲“良心”,宋江讲“忠义”。何为“良心”?武训用自己的行动做了恰到好处的注脚。在大地主张举人家,他象一条百依百顺的狗,总是拣“顶苦顶脏的活”干。扛麦子,“别人扛一袋,他却扛三袋”。狗腿子有意“戏弄他”,给他再加上一袋,弄个     

广东经济发展战略模式——走向中等发达经济之路

<正> 0·1本研究报告主要是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战略模式——广东走向中等发达经济之路的问题。这项研究以1986年为起点,2010年为暂终点,为期二十五年。 0·2选择二十五年期限进行研究的主要依据是:大体从八十年代起,广东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从1981年到1985年五年,是广东经济复苏阶段,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第二个历史阶段,从1986年到1995年十年,是广东经济大发展的准备阶段,重点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理顺经济关系,实现新旧经济体制模式转换,形成对外开放的“大气候”,实现小康经济水平,进行经济实力的积累、积聚,作好起飞的前提条件准备;第三个阶段,从1996年到2000年五年,是广东经济大发展的起飞阶段,     

试析毛泽东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原因

批判武训和电影《武训传》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亲自发动的一场政治文化运动。笔者在分析新中国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从意识形态的需要,阶级斗争的需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需要以及对知识分子思想“混乱”状况的估计等方面客观而深入地分析毛泽东发起这场批判运动的原因。     

论武训精神的复合结构

<正> 武训,是中国近代史、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一个多世纪以来,伴随着对这个人物的肯定、赞扬和否定、批判,人们巳经赋予了“武训精神”以较确定的涵义。什么是“武训精神”?它包括哪些层次和方面?其意义何在?探讨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正确评价武训其人及电影《武训传》,是有意义的。     

关于我如何编导电影《武训传》的一些真实情况

<正> 一九四四年,我在重庆北碚时,陶行知先生送给我一本线装土纸印制的《武训画传》(段承泽编著,孙之僬作画),其中形象地述说了山东省堂邑县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我读过之后很受感动!陶行知先生希望我把它改写成舞台剧或电影脚本,以使武训的感人事迹得到更加广泛的宣传。后来我就试图写成电影剧本,直到一九四七年我回上海后才完成了。可是,次年在上海中国电影制片厂只拍了三分之一,就因当时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而中止了,《武训传》的拍制权随之也就被昆仑影业公司买去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后,昆仑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郭沫若的重大影响——谈郭沫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格的转变

郭沫若原来对武训的评价是持论公允的,兼顾了武训其人,把握了历史但又没有全部把握历史的两个侧面。经过文艺上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发生了两种转变:由原来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代表者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转变;由人民本位的陈述立场向官本位的陈述立场转变。这是"左倾"政治对文化、学术的挟持和强制性要求的极不正常的产物。因此,我们探讨《武训传》批判对郭沫若学术品格、学术风格转变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郭沫若,而且有利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论武训批判对新中国史学领域的影响

对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源于文艺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史学界虽然投入批判的时间较晚，规模不大，但对正在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新中国史学界来说，却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史学领域阶级斗争观念泛滥，严重背离了历史主义原则，开启了通过曲解历史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先河。     

论康有为与吴佩孚之交往

民国时期,吴佩孚和康有为这两个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名人,在张勋复辟事件中由对立而相知。康之所以对吴极力拉拢、借重,一是希望借助其军事力量实现他君主立宪的美梦,二是由于两人都对儒家文化情有独钟,三是康认为与吴有一些相投之诉求。吴对康若即若离的原因,一是对当时局势有着清醒认识,二是对康的政治主张不敢苟同,三是借康＂文圣人＂的名望装点门面。康、吴二人冲破文人、军人之界域践行理想,尽管均以失败告终,然其中所昭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如吴佩孚的一统主张、康有为的军权认知等等,都在历史演化之中成为隐含的积淀,合力铸就民国进程。     

从文化启蒙到社会革命——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及其思想转向

＂现代评论派＂在20世纪20年代与鲁迅之间的论争,实际上是东、西方留学生之间的思想分歧与论争,是当时不同的文化流派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不同想象导致的必然结果。他们一方坚持欧美自由主义的社会政治理想,另一方则主张效仿法俄的社会暴力革命方式。虽然文化启蒙曾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但是由于鲁迅对文化启蒙的巨大失望,所以在＂呐喊＂之后已经＂彷徨＂。这场论争既是鲁迅思想转向的标志,也是其思想转向完成的象征。它意味着鲁迅已经放弃文化启蒙的理想,而主张立竿见影的社会革命。其实,鲁迅并不是一个坚定的文化启蒙主义者,其文化启蒙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     

论鲁迅对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传承

士大夫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独有的社会现象,这一群体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使中国精神命脉得以传承。士大夫用手中的笔去记录事件,还历史一个公正清白,以其刚正不阿的性格去监督限制皇权的滥用。鲁迅凭借犀利之笔,直指社会病灶痛处,对中国人的劣根性进行了无情批判。在鲁迅身上折射出的社会责任感正是鲁迅对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传承。     

出入象牙塔：鲁迅先生与高校的数度因缘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先后在北京、厦门、广州等地的高校任教。在京期间,鲁迅先生对教学尽职尽责,为学生仗义执言而险遭缧绁之灾。迫于经济环境、家庭环境的恶化,鲁迅先生离京南下。在厦门大学,鲁迅先生因与顾颉刚、林文庆之间的矛盾激化而再次选择出走,另谋它就。在广州中山大学,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动荡时局与新一轮的人事冲突。最终,鲁迅先生放弃高校教师职业,辗转沪上,成为专职作家,完成了自我社会角色的重大转变。     

舜与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的根不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化,而在于更早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其根本标志物则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几个政治帝王:尧、舜、禹。其中,舜文化体现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这种浑融一体的国家意识形态,显然不同于后来以君臣父子关系构成的整个国家体系。对于舜文化的研究开拓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局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空间设置：萧红对鲁迅的继承与创新--以《阿Q正传》《呼兰河传》为视角

《阿Q正传》《呼兰河传》是鲁迅、萧红以自己家乡承载启蒙主义创作主旨的代表性作品,一个为人作传,一个为城作传,两者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桎梏,创建了格式特别的时空形式,成就了它们“历史存在的位置”。在《阿Q正传》《呼兰河传》的空间设置比较中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传统的继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她不仅以鲁迅的艺术表现方式继承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未完成的事业”,还从精神上领悟了鲁迅“创造小说新形式”的真谛,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艺术个性、对空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女性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东北地域文化特质,创造了全新的以空间为主角、以空间展开结构全篇的小说形式,完成对鲁迅传统的创新与发展,形成小说创作中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