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裁量权与法治国家建设

在现实中，中西方国家都存在法官裁量权，但中国法官裁量权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其实，法官合理行使裁量权，能够克服法的局限性，实现正义，维护秩序，促进法治国家的建立。     

影响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内在因素及对策初探

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既是法官的特有权力,也是法律实现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其本身,又恰似一柄双刃剑,游离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受法官的思想素质、法制观念、执法水平、心理素质等个人元素的影响和制约,常常集褒贬于一身.文章探讨了刑事法官如何正确评价认识并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指出法官合理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完善刑事司法,实现法治追求的公正公平要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从影响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个体内在因素着手,对其进行探讨研究并提出了对策措施.     

法理念与法治进化论

尽管我们承认法治有“良法”和“守法”两个因素 ,但绝对的“良法”和“守法”的“法治”只能是法治的理想 ,法治应该是不断进化的 ,即法治理想的实现具有进化性。法理念的进化促进了法律进化和普遍守法 ,推动了观念法治和现实法治的进化 ,因而社会普遍的法理念的变迁是法治进化的基础。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正义的司法 ,法官的正义判决使“纸上的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因而法律工作者的正义信仰是实现法治的最终保障     

论法治理念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

社会主义社会国家仍然存在,这决定了法治文明当代发展的必要性。与其他精神成果相比法治文明以其“理性”话语体系为国家秩序的运行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础,是人类能够共享的理论成果,为促进纠纷合理解决,保持社会长久和平提供了可行途径。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过程中法治理念的作用不容忽视。     

中国司法能动性的开启及其规制--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为中心的分析

在法律方法演进的过程中,司法能动性的开启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必然,并将逐步地成为法律方法的基础。司法能动性的特征与司法被动性的特征并存而且统一于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必将推动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法律文明的进程。司法能动性之核心在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制度安排往往通过证据制度来体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从多角度肯定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自由裁量权,彰显了司法的能动性特征。     

论法治要求下的灵活司法原则

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要求法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唯法至上,公正无私,但社会生活千变万化,法律文本又存在不确定性、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缺陷,这就要求法官履职时在法治前提下对法律加以灵活运用,对社会风俗习惯予以认可,以常情常理度世人世事.     

我国法官量刑裁量权规范化运行之路径探析

量刑裁量权是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必备的一项权力,总体来说我国法官拥有较大的量刑裁量权,且因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量刑裁量权的运行很不规范,这是引发量刑不公和量刑偏差的重要原因。鉴此,主张立足于法律规范、司法体制和法官素质三个层面,采取相关措施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以促进量刑的公正和均衡。     

法官自由裁量权略论

本文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探讨，集中分析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概念、特征和必要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机制     

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合理性”控制

现代行政主要表现为自由裁量行政,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日益膨胀的条件下,传统法治所提出的合法行政的要求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限制越来越软弱无力,而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合理性"控制日显重要.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容决定了它是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只有在此基础上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全面、有效的监控,才能最终实现行政法治.     

比例原则与司法裁量

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比例原则在具体个案中的适用就涉及到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衡量问题,行政机关必须在价值层面进行考量与权衡。这样就授予了法官相应的司法裁量权,引发了司法裁量与行政裁量的冲突。因此,法官对比例原则的适用应遵循一定的制度约束,把司法裁量权限制在适度范围内,以避免因比例原则的滥用而导致人们对它的怀疑。     

论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途径

依法治国方略确立后,其实施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迫切任务。文章指出必须根据党的十六大的精神,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培育社会主义法律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地实施这一战略,惟有如此,才能尽快实现依法治国的战略目标和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     

宪法法律化:中国法治之未竞事业

宪法法律化是指宪法像法律一样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宪法法律化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理论与认知问题,即认识到宪法首先是且必须是法律;另一个是制度与实践问题,即实施宪法这一法律的司法性机关的建立与司法适用实践经验的积累.从世界各国立宪与行宪史察之,自宪法到法律之生成规律,一般渐次历经两个发展阶段,即宪法的法律宣言化、宪法实施的制度化及宪法的个案适用与解释.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在我国,要完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就必须完成宪法的法律化过程,这应当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宪法法律化虽是一个老问题,但它在我国仍然是个新问题,是我国法治之未竟事业.     

“以人为本”与法学的创新

法学的创新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之所需,也是建设法治社会之根本,亦为建设和谐社会必由之路。而“以人为本”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为我国法学的创新提供了动力源泉。在“以人为本”的语境下,中国法学创新将从法律观的创新、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的创新两个途径展开,并将促进我国完备的法律制度和完善的法律理论体系的建构。     

论公共秩序保留的功能与限制

公共秩序保留具有消除隐含在冲突规范中的某种危险性的功能,并作为国际私法的安全阀而存在。但由于公共秩序保留赋予了法官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常常会滥用这一制度。各国主要从立法措辞、立法标准、排除外国法后应适用的法律等方面加以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我国也应该结合国际社会的普遍实践,合理、正确地进行立法。     

司法公信力的内涵解读、现状问题及构建路径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对司法机关及其活动所具有的信心、信赖状态,它是确立法律权威的必要条件,是构建法治社会的基本保障。司法公信力的构建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它能实现社会控制、维护司法权威、实现司法平衡,有利于推进依法治国、建设诚信法律体系以及实现良性司法权运行机制。司法公正、司法独立和法律信仰等是影响司法公信力的相关因素,然而我国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令人堪忧,现行法律制度存有缺陷,公信力不高,并遭受种种困境。构建我国司法公信力,应该积极推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建立独立的司法运行机制,不断完善和优化司法体制内外的民众参与模式,并创设健全的司法公信力评价体系,以促进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养成和提升。     

司法潜规则研究——以会议纪要为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依法治国已成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 ,而建设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前提是统一的法制。但在现实生活中 ,除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立法解释、司法解释以外 ,却普遍存在一种现行法源无法涵盖 ,然而又发挥着法的实际效用的另类规则———司法潜规则。为此 ,我们有必要对潜规则的特征、形成环境、性质进行分析 ,并作出价值上的评判 ,以期对这种司法怪现状进行合理的改造     

涉法涉诉信访与司法裁判的内在矛盾及化解路径——将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我国涉法涉诉信访和司法裁判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它们在得以建立和运行的法律环境、法律专业化背景、涉及的范围和程序性要求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二者发生矛盾冲突的危害在于,涉法涉诉信访成为一种外在于司法裁判的制度设计,会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并进一步造成法律权威受到损害。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只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下,尽可能地将涉法涉诉信访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纳入到法治化轨道发展和完善。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主体

根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目前实行二元一级司法解释体制,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对法院审判工作中和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规的问题具有解释权。本文从司法资源、司法效益及公正、法制统一及检察机关职能等角度出发,认为应取消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权,并提出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一元二级司法解释体制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