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兼与《中国文学史新著》商榷

所谓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与人性发展同步”这一中国文学发展规律,实际上不过是对欧洲文学发展规律的套用。把“人性”仅仅归结为人的个性、人的个性的解放、个人意识、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等等,就把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批优秀作品排除在外。把作家人性自由的表达和感情的浓烈度作为衡量作品艺术力量的标准,认为人性的发展制约美感的发展,都经不起中国文学实践的检验,理论上也站不住脚。中国文学发展有其特殊规律。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文学史撰述新的里程碑——从散文角度评说《魏晋南北朝文学史》、《隋唐五代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的撰写,说来至今已逾百年。最早的中国文学史或认为是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此书脱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可算是国人自撰的第一部文学史。但是,实系国学概论,而非文学史”。其后方有同在1905年左右产生的黄人和林传甲各自的《中国文学史》。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一部富有思想和创新的力作——读《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是一部富有思想和创新的力作,是我国现代通俗文学研究路途上的一座里程碑.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简介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是我国第一部具有权威性、集成化、多功能的中英文学术电子期刊。本刊由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北京清华信息系统工程公司联合组建的学术电子出版物编辑部主办，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刊以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支撑，以全面、系统、集中地反映我国各学科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的建构——以《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为例

建国后,《〈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第一次将中国新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确定下来,也是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相结合,为20世纪50年代的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范例。《大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服从于新的意识形态,是毛泽东的政治、文艺思想在新文学研究领域的演绎。新文学史的“革命知识论”与阶级斗争话语模式也在《大纲》的指导下初步形成。     

得失参半的创新之作——《剑桥中国文学史》评议

《剑桥中国文学史》旨在打破以往文学史写作中的习惯性范畴,开创新的文学史范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特殊的文学文化史的书写姿态,立足于在文化史的背景下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这种书写策略为我们认识文学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但并没有在全书中得到全面的贯彻。《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史分期方式也引人注目,某些基于文学文化史立场的分期方式显得新颖别致。全书的文学史分期方式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也存在着按世纪、朝代为文学史分期的现象。由于全书的编者热衷于探求过去的文学原貌,在实践中往往对某些重要作家作品叙述较少,而对次要的文学现象评价过高。这种迥异于时流的评价可新人耳目,但有些评价是出于臆测,并没有坚实的依据。     

为创新性学习开拓古代文学史编撰之路——《中国古代文学》评述

多年前,我曾在《古代文学史教材应该注重什么》一文中,就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说道：＂教材是师者之本,道在其中,业在其中,惑也在其中,它启迪人的心灵智慧,也应该使教材的编撰者慎重地选择编撰的方式,发表自己的见解,追求尽善尽美。＂像我这样空发议论当然容易,实际上古代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始终是件困难的事情。     

领悟中国精神世界和审美观——葛禄博《中国文学史》要义

西方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葛禄博著《中国文学史》(1902),至今在中国学界鲜为人知。这部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学概念深刻变化之时的德语著作,虽为西方读者而写,带着西方人的目光,但常能显现出中西比较的倾向,呈现其独特的视角和分析。作者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评估,对中国诗歌之结构特征的分析,甚至从书写工具和材料的变化推理其对文学风格的影响,以及在文学的历史沿革中见出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变迁,常能别开生面,在很多方面迄今亦有启示意义。     

从文学史文本看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不足——以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例

洪子诚版《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教学的典范教程,其在治史实践中体现的优势与缺憾具有反照学科优劣所在的功能。透过洪本当代文学史可探知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存在涵盖面偏狭、经典缺失、学科内部存有分裂等不足之处。     

《仲裁法》如何更加国际化——基于《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主要条款的考察

《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通过大幅修订,力求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国际化发展。以《示范法》和《纽约公约》为国际化对标标准,《仲裁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在仲裁庭权力和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临时仲裁、法院协助取证等方面基本符合国际标准,但应进一步细化具体措施的实施标准和配套规则,以期为仲裁实践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引。此外,此次修订在仲裁机构法律地位、仲裁员任职资格与责任等方面还未达到国际化标准,可以进一步提升意思自治程度,深化仲裁机构改革、引入仲裁员责任有限豁免制度。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及教学的思考

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是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标志性著作,受到学术界极高的赞誉,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发现仍存在一些不完备和值得补充的地方,比如关于"当代文学史"命名、关于"潜在写作"的定位和关于文本解读等,都有值得商榷和补充的必要。教师应该以"整体观"和文本细读作为学习的基础,兼容其他专著的优点和有代表性的论点,经过先"由厚到薄"再"从薄变厚"两个阶段,增加大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他们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真正学好"当代文学史"这门专业基础课。     

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范式——《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阅读札记

以往的文学史写作都是围绕着抒情传统来写就的,即诗、词、歌、赋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代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一书的出版,打破了这种长期以来的认知模式和写作模式.该书作者认为,中国文学史是由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这两条线索构成的,一部真正的中国文学史必须要把这两方面的内容都呈现出来.这种思维模式转换具有重要意义,即意味着对中国文学史认识和评估的视角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文学史写作由原来的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中国文学史搭建的框架基点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中国现代文学史《大系》模式的史学反思

<中国新文学大系>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还影响其编写格局的形成.在编写结构和分期阶段的划分等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未能走出<大系>所确立的框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延续了<大系>片面关注新文学的写史方法,导致其他形态的文学无法入史,存在史学危机.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重新调整学科意识和史学观念,才能突破既有的写作模式和学科发展的种种桎梏.     

当代文学史的“另类”叙述——读李洁非的《典型文坛》

李洁非从人出发,爬梳了文坛上一系列典型人物的人生轨迹,通过一个个貌似没有任何逻辑关联的人物,串联起那段特定时期全景式的当代文学景观.同时,他在客观记录人物、事件的前提下,又将个体情感渗透在字里行间,表达出对文学和当代历史的独到理解.<典型文坛>显然打破了文学研究的体制化规范,以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来搭建自己的研究框架,完成了一次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学回访.     

跨入红色门槛的《中国文学史》

尽人皆知的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迄今已有53年历史。这套文学史从1958年诞生至今,一共出现了四个版本和一个＂大纲＂。五十几年来,《中国文学史》一直居于我国高等学校教科书的主流地位,也为一般读书人所喜爱,几乎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代名词。一提起中国文学史,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它所确立的中国文学史叙述框架,也为以前的和现行的文学史著作所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