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 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探析

库尔德问题是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自1921年伊拉克王国建立之后,库尔德人就在为争取自治而斗争,其民族认同也经历了民族意识觉醒、民族主义高涨到民族分离主义滋生等发展阶段。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变迁与伊拉克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库尔德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1921年以来伊拉克的政治生态。2017年9月25日,库尔德自治区举行了独立公投,严重冲击着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文章通过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民族认同"的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的探析,试图厘清伊拉克库尔德问题发展的脉络,以期为解决多民族国家中出现的"国家认同危机"问题提供借鉴与参考。     

论多民族国家视域中公民文化的成长与政治认同的建构

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始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主题.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民族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变化,致使中国各民族政治认同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现代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国家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变革与重构的复杂态势.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性、包容性的主导政治文化,成为加强和完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和新型资源.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意识、建构公民身份、维护公民权利,形成现代公民文化体系,是建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必由之路.     

北方“三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认同浅论

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工作是在多个民族的内部认同中构建起来的。在全球化、分化、后殖民与少数话语的语境中,深入推进和展开保护与传承的理论与实践,应认真分析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结合北方"三少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传承情况,探索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理论根源,推动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与跨文化认同的发展。     

辛亥革命与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关系发生了转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繁荣富强,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追求与使命。辛亥革命开创了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新纪元,推动了中华民族认同与现代国家认同,促使国内民族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     

突破“二元论”的桎梏——“第二代民族政策”说评析

制定民族政策需要保持清醒、审时度势,将实地调查与实事求是相结合,始终做到对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充分理解、鼓励与支持。在中国56个民族中,凸显国家的重要地位不应以忽视民族的客观存在为前提;加强国家认同不应以削弱民族认同为前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不应以剥夺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特别是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为前提。     

全球化时代中国朝鲜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中国某边疆的朝鲜族为例

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带来了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互动。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差异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要求之间的关系值得关注。中国朝鲜族作为一个独特的少数民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等,与其他民族有清晰的边界,族群认同意识非常明确;出于对共同世系、血缘和文化上的认同,他们将朝韩两国作为他们曾经的故国去感知,民族认同比较强烈;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中国朝鲜族有对中国的坚定认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认同纽带趋于多元化,中国朝鲜族亦发展着多元化的社会认同。保证多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是建立起基于公民权的认同形式,加快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坚持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加强国家的主流价值观的教育,以加强少数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     

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民族整合的双重困境及其突破——苏联和澳大利亚民族整合政策的比较分析

现代多民族国家建设的核心意图是培养各民族对国家的整体认同感。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存在着冲突,这种身份差别扩大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张力。在国家建构中,多民族国家设计了不同的民族整合方案,其中苏联利用了"族群联邦主义"的政治化族际整合模式,澳大利亚采取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民族整合政策,这两种民族整合方式在缓解旧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民族认同问题和国家认同危机。现代国家建设中的民族整合双重困境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在处理国家与少数民族问题上,必须强化国家能力建设,培养民族的向心力,提升民族的国家性。     

论共同体在现代国家统一中的建构意义——兼论海外智库与学者的国家统一观

国家认同是一个历史持续变迁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历史文化认知系统的形成、制度构建、正当性的阐释是国家统一的历史基础。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政治共同体的构建、法律共同体的实施,是国家成长的三个重要维度。"中华民族"是两岸的共同母体,两岸要逐步在一个有共同利益和责任的政治共同体的框架下谋求共同的政治行为。而且,中国的百年奋斗将帝制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决定了现代中国必定是一个法律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是关于中国与中国人的身份建构、政治结构安排、民族和文化宗教认同等一系列法权安排。     

场域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的路向选择

国家认同是基于众多民族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而产生的集体认同意识,展现了各民族对共同历史记忆、国家政治体系、中华文化一体性的认可,对维护民族团结、推进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作为中国青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有着与一般青年共有的国家认同感,也有着反映边疆民族地区文化环境、民族特性和地域特色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因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全球化的日益推进而使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在国家认同的表达上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与冲突。民族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表达的中介形式,对民族、政治和文化场域的共同认同有利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的高度嵌合。所以,以民族、政治、文化等实体要素构成的"场域集合"嵌入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教育,是推进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国家认同由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途径。     

民族主义与现代国家

民族与国家合一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19世纪末民族主义在中国勃兴。清政府以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反对帝国主义;革命党人以民族主义推翻清政府。民族主义在新军中传播,在革命党人影响下,新军接受反清反帝的民族主义,发动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胜利后,民族主义从排满转向反帝。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是辛亥革命胜利后民族主义宗旨。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建设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是:在新的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应当超越血缘种族,建立一个富有包涵力、整合力、融合力的现代国家体系。在一个国家的大范围内融合凝聚各民族,发展成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主权在理论上应当合而为一的,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也应当是合二为一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基础,由此凝炼出共同的民族精神,建设强大的民族国家。这就是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     

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构——评《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

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元一体格局下的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加强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认同,对于各民族团结互助、共同繁荣局面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讲,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强化,也是中国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即使是在全球化大潮风起云涌的今天,民族一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的主权政治单位,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正是近代以来中国宪政发展进程的一个核心主题和神圣使命,所以,更需在当代中国的宪政言说中强化中华民族认同。     

社会认同是怎样进行的——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实质、类型和秩序

在对知觉认同观念解构的基础之上,文章把社会认同划分为三个类型和三种秩序,即混沌的对民族和国家的初级认同是认同的物理秩序,可变动的对民族和国家的中级认同是认同的生命秩序,象征的对民族和国家的高级认同是认同的国家秩序,高级认同的标志是新的行为圈的出现,包括"劳动产物"、"文化对象"、"被知觉情景"三个要件。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就是这三个类型和三种秩序的连续发展和进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本质是知觉认同观念的形成,构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家秩序。     

认同建构中的时间取向

民族认同的建构与“时间性”密切相关。通过分析中国现代民族认同的两大建构路径,即“现在—未来”导向路径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可以看出,在时间性的三个层面里,“现在”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现在—未来”导向的路径从未来寻求合法性,主张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民族认同的建构所依据的是精英知识分子所设定的民族国家的规划。而“现在—过去”导向路径则是从过去寻找合法性,以回归传统、挖掘新的传统或是重构传统的方式,通过与“过去”建立起联系,使自身权威化。无论是哪一种路径,民族认同建构都是以“现在”为核心的。因此,在民族认同建构的“时间性”问题中,“现在”之重要不仅仅在于“民族认同”是现代现象,它更是重组过去和未来关系的关键。相对于“真实的过去”的不可改变,“未来”的不确定,“现在”却为建构者的主体经验参与到认同建构中提供了机遇。在重组过程中,建构者得以充分调用“过去”和“未来”的资源,使民族认同获得它所需要的多元的合法性。     

百年凝聚: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建构

自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至20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百年历史中,近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大体经历了古典王朝国家认同危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初步确立、地域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挑战"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完成四个阶段。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情势决定了当时国家认同之情状及其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近代中国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最终完成。     

宋教仁的“汉族”观

"汉族"是清末革命党人常用的重要话语,这一概念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阶段。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把汉族的起源定位于黄帝,这是个文化符号也是种族符号。宋教仁还把汉族建构成用武力开疆拓土的强悍民族,为的是在国力孱弱备受欺辱的境况下激励自己的同胞。尽管宋教仁强调汉族的特性,但其民族和国家建构的最终目标,是融汇国内各族群建立"五族共和"的现代国家。     

后学衡时期的民族国家伦理认同建构 ———以《思想与时代》同人的言说为中心

《思想与时代》同人对民族国家伦理认同的建构处在维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后的近代国际体系情境中,其希望建构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是在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双重主导之下的,内含着国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两个层面,是"历史—文化共同体"与"法律—政治共同体"的统一。《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族认同的建构以"中华民族(或中国民族)"概念为基础,主要通过对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事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观念、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等来阐释国族同一性,建构"历史—文化共同体",以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抗战,追求民族自决。《思想与时代》同人对于国家认同的建构则对外争主权,对内讲民权,着重建构的是一种"法律—政治共同体",以期求得民族国家的长远发展。     

辽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宋辽夏金时期是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完善及理论总结和升华的时期,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密切相关.在少数民族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借鉴、汉族对少数民族政权的逐步认同以及"中国观"扩大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共同认同.     

抗战时期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之构建及影响——以西南少数民族为例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不仅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普遍增强了对国家和"中华民族"这个现代民族身份的认同,一种休戚与共的民族意识在中华民族危机最深重的时刻形成。西南少数民族在战前普遍缺乏国家与中华民族认同意识,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来自国内、外的现实原因。抗战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动员各民族共同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对于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至关重要。因此国民政府和知识界相继采取了若干措施来努力构建民族与国家认同,由此促进了西南少数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觉醒,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中华民族意识,成为抗战救国的重要精神力量。     

他者视角与本位立场：“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学理源起与逻辑证成

“中国认同”是西方汉学与中国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问题域。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证成。由于中西文化视角的差异，西方学界对中国的认知建立在“他者”框架基础上，形成一种“镜像”的“中国的认同”，其使得“中国认同”失焦、失准。这是“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学理源起。受西方影响，海外华人与中国港澳台地区分别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性认同”与“‘文明—国家’二元体认同”的“中国认同”命题的逻辑证成路径。“中国的认同”把中国文明体国家置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对位，“中国性认同”把中华文化传统置于群体权益的对位，“‘文明—国家’二元体认同”把中华文明的国家大共同体置于地域文化的地区小共同体的对位。“中国认同”出现“镜像”以及“中国认同”问题式出现多重逻辑证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民族与国家认同三者之间的失调与分离。只有通过“中国认同”问题式来质疑“他者”，建立起“中国认同”的中华文化本位立场，树立国家认同优先于地域认同的“中国认同”问题式的基本前提，才能还原“中国认同”的“原真性”，重构民族主体性，树立中华文化自信。“中国认同”的“原真性”在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体性，以中华民族“...     

民生视阈下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建构

民生问题事关人们的生存与发展,而有效解决民生问题能够为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提供群众基础,是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民生问题逐渐成为民族矛盾和社会不稳的导火索,对国家认同建构的持续巩固构成了诸多挑战,已成为当今民族地区主要的社会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坚持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民族文化建设、完善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等途径,能够为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建构积聚正能量,是实现民族地区国家认同建构的内在要求与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