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吸取外国艺术营养——鲁迅、郭沫若早期小说艺术的一个侧面

“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小说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人们公认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宣言,是新文学的基石。“五四”时期的小说,特别是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从艺术上看,同“五四”时期以及晚清以来大量外国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作为借鉴不无关系。据统计,晚清小说刊本一千五百种以上,其中翻译小说就占三分之二。远在“五四”以前十年,鲁迅留学日本时就邀集同志译了《域外小说集》,他自己译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本科学小说。“五四”以后就全国看来,翻     

湖畔诗派:情诗的突破与超越

湖畔诗社于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人的诗歌台集《湖畔》(“湖畔诗集”第一集)。1922年9月出版了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1923年12月,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三人的诗歌合集《春的歌集》(“湖畔诗集”第二集)。1924年冬,魏金枝、谢旦如加入湖畔诗社。魏金枝编的《过客》定为“湖畔诗集”第三集,因故未能出版。1925年,谢旦如的《苜蓿花》作为“湖畔诗集”第四集出版。他们在上海创办文艺刊物《支那二月》,共出版四期。湖畔诗派1925年“五卅”后基本停止了活动,1927年汪静之出版了《寂寞的国》,这可是湖畔诗派的余绪了。 湖畔诗派是五四运动的产儿,应修人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分子,其他三人均在“五四”刚刚过后,即进入当时被誉为南方思想最活跃的学校之一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学习。他们都呼吸了时代的新鲜空气,不仅品尝了异域艺术的美酿,而且吸吮了五四新文艺的果汁;他们都满怀爱国的热情,强烈地反对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他们把追求爱情婚姻自由,几乎当作了个性解     

一颗温馨的女性诗魂——评台湾当代诗人席慕蓉的诗歌创作

席慕蓉作为诗人,是一九八一年以后才出名的。这一年,她的第一部诗集《七里香》出版,在校园里引起了巨大的“骚动与销售热潮”,而其震动力即“迅速超出校园,文学圈外,在社会激起波澜”,诗集于很短的时间里就印刷了六次;这使台湾诗坛上过去名不经传的席慕蓉成了著名诗人。而《时光九篇》于1987年元月在台湾出版后,仅至同年九月就已印刷了十六次,其震撼程度更是让人吃惊！她已出版的三部诗集     

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论郭沫若《女神》的历史地位

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论郭沫若《女神》的历史地位李乐平虽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于１９１７年就已大张旗鼓地进行新诗的创作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后起的郭沫若才称得上新诗的奠基者;虽然说胡适于１９２０年３月就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从一个方面认真研究和正确总结了“五四”新文学经验,填补了新文学史研究的一块空白。 吸收“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风尚,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把译介外国文学作为自己创作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提出过“拿来主义”的口号;一代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十年沉默的鲁迅

本文主要探讨在1908年发表《破恶声论》至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之间沉默的十年的鲁迅的内心世界,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是鲁迅在酷烈的沉默与荒原感中,通过“反省”,打破了将自我神圣化与英雄化的神话,生发了有罪感,找到了作为“中间物”存在于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历史定位:正是这样的彻底的批判、怀疑精神使鲁迅必然地走向五四;另一方面,鲁迅在文网密织下的自我麻醉,使他“沉入古代”,“沉入民间”,在魏晋、浙东文化中,寻到了自己的根,并获得了对生命本体的黑暗体验,这又是五四时期大多数人所没有的,这正是鲁迅的独特性所在。     

香港早期新文学的历史演进

一、一种背反：中国新文化形态的异质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无疑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这一运动亦被称为新文化运动，它在一种广阔的背景下推动了1917年开始的文学革命。文学革命的雄风对于当时的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鲁迅在1918年5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几首诗，并发表了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1919年又发表了《孔乙己》和《药》。继鲁迅之后，叶绍钧、冰心、凌叔华、落。华生等，相继发表了白话文小说，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成功地作了文学造像。然而，不要说是1917年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是声势浩大、影响…     

李贺生卒年辨正

李贺生、卒年,正史无记载。后人对李贺生、卒年的记述,主要出现两种年数。第一种,是790年至816年。见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李贺诗歌集注》、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朱自清《李贺年谱》、《辞海》(修订稿),等等。第二种,是791年至817年。见于叶葱奇编订《李贺诗集》、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王礼锡《李长吉评传》,等等。两种不同的李贺生、卒年,均出于同一个依据,就是杜牧《李长吉歌诗叙》。杜牧作叙年份已写明大和五年,叙文云:“贺死后凡十有五年,京兆杜牧为其叙。”(注:大和,作“太和”误,钱大昕已辨正,杜牧手书《张好好诗》墨迹正作“大和”。)自大和五年上推十五年,即为李贺卒年,再往上推二十七年,即为李贺生年。一个依据,为什么会出现两种生、卒年?原因是,各自采取了足年     

一部抗战文学知识妇女主题的独特作品——论茅盾的《腐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知识妇女主题,一直是受关注的重要主题之一.从“五四”高潮期的卢隐、冯沅君、冰心的一些短篇小说,到“五四”落潮后的鲁迅的《幸福的家庭》、《伤逝》,到大革命失败后的茅盾的《蚀》、《虹》,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到30年代前期的曹禺的戏剧《雷雨》、《日出》,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戏剧《雾重庆》、《结婚进行曲》,小说《遥远的爱》、《腐蚀》、直到巴金于抗战胜利后完成的《寒夜》等,显然联成了一条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妇女主题的一条发展线.在这发展历程中,显然又有着三个高峰时期,即:1.“五四”的高潮和落潮时期;2.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1928—1929年;3.抗日战争时期.在第一个高峰时期之末,鲁迅的《伤逝》写出了子君的令人悚栗的悲剧,冯沅君的作品故事的终点却被鲁迅当作了起点,《伤逝》对中国知识妇女命运和应走道路的揭示,是十分深刻的.在第二个高峰时期,茅盾的长篇小说《虹》真切地写出了梅行素女士从个人反抗走向参与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复杂历程,深刻地反映了从“五四”到“五卅”中国社会的变化,又可说是第二个高峰时期知识妇女主题创作中的有顶峰价值的作品.第三个高峰时期,关于知识妇女主题创作的发展历程是最长的,贯串于整个抗战8年,这当中,一直     

鲁迅与《浙江潮》

鲁迅早年留学日本时,与《浙江潮》关系密切,连续发表了四篇作品。对此,他的留日同学沈瓞民作过这样的说明:“鲁迅是浙江人,……他的好友许寿裳是《浙江潮》编辑之一”,因而“积极支持《浙江潮》的出版”。若以籍贯、私谊作为“热心协助,写稿支援”的说明,则鲁迅在东京出版的《河南》上写稿(而且多于《浙江潮》),就难以解释了。本文拟钩稽史事,论列鲁迅与《浙江潮》的关系。从中可以明白,鲁迅旗帜鲜明地站在刊物内部的革命、进步力量的一边,参与留学生中的革命和保皇、爱国和卖国的斗争,他以     

精彩小品

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其中一些汉字的来由,与我国一些现代名人有关,说起来极富情趣。 “猹”字为鲁迅所造。鲁迅在小说《故乡》中,曾写闰土讲述的一种小动物吃西瓜的故事,这动物音“查”,但汉字没有这个字,于是鲁迅造了一个“猹”字。 刘半农造“她”字。“五四”时期,作家刘半农认为,白话文兴起,第三人称代词使用频繁,仅一个不分性别的“他”字是不够的。1920年8月,刘半农发表《她字问题》一文,刊于上海《时事新报》上。为推广使用“她”字,刘半农     

关于“五四”时期的话剧运动

“五四”时期的话剧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一样,也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姿态出现的。“五四”时期的话剧运动,与当时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于中国新旧势力激烈斗争的时代,以暴露满清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运动,唤醒民众为其光荣的战斗任务。当时,革命领袖孙中山和进步思想家严复等,都极为重视革命戏剧运动的兴起。在“五四”运动之前,话剧运动已蓬勃发展。当时留学日本的旅日演剧团体“春柳社”,把根据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叔叔的小屋》改编的七幕剧《黑奴吁天录》等剧带到了中国,由于这个戏充满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感,在上海等地演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前所未见的话剧演出形式,很快为群众     

《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辟谬

今年二月,《书林》第一期以显著地位刊登了沈鹏年同志的文章:《周作人生前回忆实录:毛泽东到八道湾会见鲁迅》.大意是说,在“五四”运动之前,经周作人推荐,鲁迅就读到了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发表的《体育之研究》等文,因而引起了他对毛泽东的关切:“五四”运动之后,鲁迅又读到了毛泽东寄赠的《湘江评论》,认为该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是值得重视的一篇好文章”.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下旬,毛泽东率湖南驱逐张敬尧请愿代表团到达北京.次年四月,鲁迅终于在八道湾寓所跟毛泽东会面.两人“意气相投、一见如故地畅谈了半天”.以上情况,都是鲁迅研究史上前所未闻的事情,自然引起了读者很大的兴趣,加之有几家报纸又相继以“摘要”的形式转载,更扩大了     

《苦闷的象征》的传播及其意义──兼论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苦闷的象征》的翻译与传播呼应了五四之后中国新文学由“呐喊”向“彷徨”的时代转型,其现代性文艺思想填补了五四文学主体性理论建设的空白。鲁迅对《苦闷的象征》的译介及其在创作中的尝试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建设树立了现代性的文学参照。     

韩国的鲁迅研究状况

近来韩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越来越关心,并且研究者也越来越多。许多中国文学研究者认为如果不了解鲁迅就不能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所以开始注重对鲁迅和他的作品及文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 一、朝鲜朝对鲁迅作品的介绍情况 1910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强占朝鲜之后,中国就成为朝鲜独立运动的根据地。那时在中国活动的朝鲜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文学青年开始向朝鲜介绍鲁迅和他的作品。根据《鲁迅日记》记载,曾经跟鲁迅交往的朝鲜人士有李又观、金九经、柳树人等”。大约1925年以后,鲁迅受到了朝鲜朝的许多作家和文学青年的敬仰和爱戴,而且当时的鲁迅作品的朝文译本也已被一般读者所接受。 鲁迅作品中最先被译过来的是他的白话处女作《狂人日记》,译者为刘树人,1926年刊登在《东光》杂志上。《故乡》由李陆史在1936年翻译,刊登在《朝光》杂志上。以后又收入他的诗集《青葡萄》中。《阿Q正传》、《伤逝》、《头发的故事》等也先后被翻译介绍到朝鲜。     

《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在中国启蒙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在“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是先驱。鲁迅写了许多出色的杂文和小说,给“五四”新文学带来了眩目的异彩。本文试图从启蒙的角度,对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作一些粗浅的分析,目的是为了探索鲁迅启蒙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加深我们对鲁迅作品的理解。     

孙中山和国民革命

<正> “国民革命”的口号,孙中山早在一九○六年为同盟会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就提了出来,并作了这样的解释:“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后来,孙中山在《遗嘱》中更加明确地表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此,可以这样说,孙中山毕生所从事的革命运动,都可以称作“国民革命”。但是,从严格意义看来,孙中山对“国民革命”的真正涵义作进一步的阐发并付之实践,应该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情,而人们普遍对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运     

对“话本”理论的再审视——兼评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

“话本”的概念和理论,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首先提出来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学术界不仅普遍接受了这一理论,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进行了一些推演,从而描述了我国白话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后,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小说史都在有关章节中详略不等地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讲述了宋元话本和明清白话短篇小说.也就是说,以鲁迅先生的话本理论为基础而构建的白话小说史已成为我国文学史、小说史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自1965年日本已故学者增田涉《论“话本”的定义》一文发表之后,却使得海内外许多学者对这一理论发生了动摇.就以中国大陆而言,近年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颇具权威性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