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城文书看元代的养济院制度——兼论元代的亦集乃路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 ДХ . 1 90 72R《元至正三年亦集乃路巡检司为收养郭张驴等孤老状本路总管府及指挥使判》为黑城文书 ,是目前所见的惟一一件有关元代养济院的出土官文书 ,对研究元代养济院制度和相关问题有重要意义。此件文书证实了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曾有效地实行 ,并一直实行到元末。元代鳏寡孤独废疾收养制度即养济院收养制度 ,受宋代的养济院和福田院等社会救助制度影响 ,并与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元朝还建立了与养济相关的法律 ,以确保鳏寡孤独老弱残疾者得到收养。     

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人事变化初探

黑水城出土文书所见官员人事变化情况为我们了解元代官员调动选任提供了较为翔实的文献。从黑水城文书来看,对调动官员进行考核是当时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荐举、选充官员,是元代一项重要的官吏选拔途径。荐举、选充的人员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要求才可充任。     

元代的结揽与官方应对——从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文书谈起

新出国家图书馆藏《魏书》纸背元代GT·WS[J62:26]文书,载有多道圣旨及《至元新格》和其他一些公文,其核心要旨在于强调征纳税粮过程中要惩治"结揽"行为.由此并结合其他传世文献可见,元代的"结揽"涉足站赤、急递铺管理、食盐交易、昏钞倒换等诸多有利可图之域,而从事"结揽"的人员身份复杂,从"官吏"到"差役",从"权势...     

汉代捕系文书考述

文献所见的捕系文书主要包括逮捕诏书、诏狱书,中央和地方发布的各类通缉、逐捕文书等。对于罪犯的逮捕,除高级官吏等特殊人员需要诏书或诏狱书等文书命令外,均不需要逮捕令;对于逃亡犯,上至皇帝,下至地方郡县均可发布文书进行通缉,并根据案件需要确定通缉区域范围,有的通缉文书张贴于乡亭里所,让吏民尽知,广泛网罗搜捕,如名捕诏书,而有的通缉文书只令特定的执行缉捕任务的官吏知悉,以防止罪犯再次逃亡或隐匿。     

元代亦集乃路蒙古字学补证

对黑城文书中的蒙古学教授俸禄文书、蒙古字学习字文书和八思巴帝师祭祀文书进行研究可得知,元代亦集乃路存在蒙古字学,但其建立时间相对较晚。     

关于“质日”简的名称与性质

出土文献中,有这样一类简,它们悉数列出全年日干支,并在日干支下记事.这类竹简,应该称为"质日"."质日"不是官方档案或文书,而是一种私人文书,主要是将自己平时的活动及生活中遇到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以备自己需要时查阅."质日"可能是官吏向上级汇报时使用的"底子"."质日"体现的行政色彩,或许与其主人的官吏身份有关,或许与官吏的考核有关.     

从黑城出土文书看元"回回哈的司"

唐宋时期居住于中国沿海城镇中的以穆斯林为主的外国侨民聚居区称为“蕃坊” ,政府设“蕃坊司” ,任命坊长“自治其徒”。元代大批域外穆斯林进入中国 ,政府设“回回哈的司” ,由哈的大师管理回回人的刑名、户婚、钱粮、词讼等事务。但元代史书关于“回回哈的司”的记载很少。 1 983- 1 984年在元亦集乃路治所黑城遗址发现了一批元代文书 ,其中三份文书涉及“回回哈的司” ,可以证明该机构在元代几经行废 ,但在元后期各地已经恢复 ,哈的大师的职权照旧 ;哈的司多设于礼拜寺中 ,说明“回回哈的司”是唐宋“蕃坊”向明清“教坊”转化的过渡形式。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编册文书为迄今汉代出土简牍所仅见.研究表明:以<元延二年日记>为代表的一类文书(即历谱和记事文字结合于一体的文书)有可能是汉代出现的一种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性质上与历谱完全有别的新的文书形式;这类文书的渊源,就新近公布发表的<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简牍资料提供的信息来看,至少可以溯源至我国秦代末年,表明使用于西汉一代的<元延二年日记>一类文书至迟在秦时即已出现.其次,从<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简册文书记事文字内容皆与官府官吏日常公务活动有关看,它很可能应是各级官府所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文书,与秦汉时期官吏管理制度有关.     

元代西域诗人及其创作

一、元代诗坛的一支劲旅 元帝国是一个各民族大融合、大统一的王朝,是一个各民族文化大撞击、大交流的时期。元代诗坛上不仅活跃着众多的汉族作家,而且还曾有一支人数众多的、用汉文进行创作的兄弟民族诗人队伍。其中西域各族的诗人创作成就尤为显赫。他们从元初到元末递相登上元代诗坛,在具有古老诗歌传统的中原大地,留下了特别光照人目的一页。他们为元代诗坛的繁荣立下了汗马功劳,堪称元代诗坛的一支劲旅。     

《黑城出土文书》所见“牌子”考

金代以人为主组成的牌子,为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元代沿用了金代这一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些许变化。牌子已经具有户籍管理的职能,已经出现以户为社会基本单位的牌子户。《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所载牌子户就是其例证．从而也证明了亦集乃路的社会基层组织为“渠牌制”。     

从朝宿之舍到商铺——汉代郡国邸与六朝邸店考论

汉代郡国在都城设立的住宿设施邸服务郡国官吏。郡县官吏因各种事务到朝廷从事公务,刺史因年末到京师奏事,入住郡邸当是常态。除上计外,临时赴京师公干要下榻郡邸需要在传文书上标注,计吏入住可能有律令规定,无需每次在文书上注明。郡邸不止是官吏进京的住所,亦是官场私下交往的重要舞台。南朝时期邸从王公住所发展成为渔利的商铺,称为邸店或邸舍,是与邸的特殊地位、使用者可利用官方渠道与机构免费运送货物分不开的。这种假公济私的做法蔓延南北,南北朝末年南北竞相开始向邸店课税,加上唐代以后法网渐严,其特权地位受到挑战,邸店逐渐沦为一般商铺的通称。     

关于文书提出义务的若干思考

在各国的民事诉讼中,文书均是重要的证据方法。一个民事案件中,对文书持有的当事人一方而言,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利的文书,往往比较容易提出,而对对方当事人有利的文书以及第三人持有的文书,往往不会积极的提出。通过对文书证据的概念及证据力的阐述,指出了文书提出义务的性质,分析了文书提出义务的根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违反文书提出义务的后果。     

元代亦集乃路的渠社

在《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里,有关于元代亦集乃路渠社的记载,这是第一次以珍贵的文书资料记录了亦集乃路设立基层组织的情况,而且也是第一次揭示该路基层组织的特殊之处――不是以自然村落为单位,而是以渠道长短为单位建立的渠社制度。同时,关于渠社的记载也证实了甘肃行省确已建立村社制度。也可看出有元一代在农村设立村社的广泛性。本文通过文书材料,探讨亦集乃路渠社制度的相关情况。     

P.2979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唐前期乡里组织

唐代前期,乡里组织作为县以上政权的辅助机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上承下达”,直接管理农民,维护乡里社会的安定等方面。然囿于相关史料记载较少,很难考察其具体真实的情况。所幸敦煌文书的出土,弥补了这一遗憾。通过对P.2979号文书的研究,可以发现,唐代前期,乡里组织,尤其是里正,的确在乡里社会的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其与上级官吏、农民以及地方乡绅的关系也具有复杂性与矛盾性的一面。本文再度考察P.2979号敦煌文书,以此增进对其时乡里组织实际运行的认识。     

《周礼》中财用物文书制度阐微

财用物文书是《周礼》所言记载国家财用物出入情况的"要会",是周王室了解国廪、国库积储的主要依据。为此,周代建立了财用物文书制度:首先规定对出入的财用物要进行辨物、定贾、书眀、玺封和登记,目的是以制度的形式把住财用物的出入关;其次确立财用物文书上报制,要求官府每旬终、月终、年终、三年之时计报财用物账目,经考校对"凡失财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诏冢宰而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目的是以赏罚制约束官府和官吏,以保障财用物文书的真实准确和国家廪库的充盈;另外限定了收受财用物文书的官府和收受的方式。此制度的制定对周代统治邦国、治理官府、节财用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元代黑水城契约文书校读札记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收藏有67件元代契约文书，因其语料真实、内容丰富、语言通俗，故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农业、法律、风俗、语言文字等的宝贵一手语料。因为此批契约文书存在内容残损不整、字迹模糊不清、字形丰富多样、文字讹脱倒衍、词语意义不明等方面的问题，所以现有的整理本在释录此批契约文书时存在一些问题。今从中选取十七则释录可商的条文，通过核对图版，综合运用文字学、词汇学、文献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其进行仔细考辨，以期还原此批契约文书的真实面貌，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玉山草堂与元末文学演进

玉山草堂在元末文人中间享有崇高的声望 ,其文学精神熏陶了一大批文学作家 ,玉山集团是元末文学创作的实力派作家群 ,在元代后期的文学演进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徽州文书与清水江文书保护模式比较研究

随着清水江文书的收集、整理和出版,越来越多的文书受到各级政府部门、学术界的重视。如何有效保护、高效利用文书成为一大问题。同时,传统的文书征集方法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和问题,因此,探索建立有别于其他文书保护模式的清水江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元代哈剌鲁人伯颜宗道新史料

伯颜宗道是元代著名的哈剌鲁儒学大师.近期于河南濮阳发现的由西夏后裔唐兀崇喜于元末编成的《述善集》一书中,发现了不少与伯颜宗道有关的新资料,既有《伯颜宗道传》,又有伯颜宗道佚文2篇,对研究伯颜宗道事迹、元末农民起义及元代理学的发展轨迹都有重要意义.     

乜小红《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评介

乜小红新著《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研究》是《俄藏敦煌遗书》出版以来第一部对俄藏敦煌契约文书进行专门性研究的一部著作。堪为拓荒之作。本文对其做了简要评介,指出了本书的三个特点。首先,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对俄藏敦煌契约文书的研究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其次,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了多学科的知识,深入细致地对俄藏敦煌契约文书进行了研究。第三,本书以大半篇幅俄藏契约文书逐例录出文书、注释和研究阐述。最后对本书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