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楚辞演进之轨迹

楚辞演进的逻辑轨迹可视为楚文化母体中形成的宗教祭歌是楚辞的前身,《九歌》类作品把时代精神注入宗教祭歌,使楚辞获得了独立的生命;《离骚》类作品是时代激情的最佳表达方式,达到了楚辞发展的最高峰;拟骚之作从量上扩展了楚辞的艺术创造,同时也使楚辞步入了衰落阶段;楚辞滋养了汉赋,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楚辞与骈文

“楚辞”具有特殊的句式特点 ,那便是以“兮”字为核心和枢纽的对偶型组构方式。它规定了句子内部和两句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基本节奏 ,同时也规定了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 ,从而使其具备了产生骈偶的基础和条件 ,并将这种骈对基因传给它的嫡子赋体文学。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骈偶的方式作文章、最后在西晋形成骈文 ,汉魏辞赋充当了“楚辞”发展到骈文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     

楚辞中的苗族文化因子浅探

楚文化与苗文化有着割扯不断的关系 ,楚辞中埋藏苗族文化的因子。例如 ,宋玉《招魂》招唤顷襄王的生魂回归枫林 ,即与苗族原始宗教里枫树崇拜与始祖崇拜是叠合在一起的有关 ;屈原《九歌·湘夫人》“与佳期兮夕张”可能与苗族青年男女的“跳月”风俗有关 ;屈原《天问》中的“何肆犬豕 ,而厥身不危败 ?”可能与苗族文化认为狗屎能够祛病避邪、禳灾免祸有关。     

论明代程朱理学的衰微

程朱理学在明清立为正宗官学,却从此走向衰落.明代七部<大全>几乎全是抄录元人著作,无学术价值.而其考试之法以八股文取士更使理学毫无生气.明朝前期理学家为学重点乃在道德上,学术上无甚建树,袭前人之糟粕,不敢稍越藩篱.衰微之因,乃明英宗以后社会危机重重,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致.     

楚人的爱国传统与楚辞的爱国精神

我国历史上楚人缔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楚文化，楚人创造历史经历了其发展的特殊道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巨大的社会压力下，自强自立，不屈不挠，独立创建了楚国，因而形成了优良的爱国传统。最为突出和集中体现楚人爱国传统的楚文学作品，当属楚辞。楚辞是屈原爱国主义思想的文化载体，其具体内容主要是屈原的"美政"理想，楚人的爱国传统和楚辞的爱国精神，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文人话本的衰微过程与原因

文人话本在明代天启、崇祯和清代顺治大约四十年间出现繁荣局面,到清代康熙年间已经衰微。其主要原因是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严厉禁毁“小说淫词”,对话本创作以致命打击。清中叶以后的话本作家,热衷于宣传封建礼教,其作品为读者所唾弃。作家缺乏创新精神与才能,一味地“效颦剽窃”,使话本失去了独创性与生命力。清代中叶以后的话本,只在文人生活圈子里打转转,对市民读者缺乏吸引力。     

论道德衰微原因及其应对方略

市场经济逐渐成为人们经济生活的基本制度后，在勃发出公正、平等、开拓等新的道德的同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道德衰微。要遏制这种道德颓势，加强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必须在对其寻根究底的基础上研讨治理之策。     

《楚辞》建筑艺术刍议

《楚辞》中既有对现实建筑的描写，也有对想象建筑的勾勒。由前者，可以窥探古楚建筑的形貌和风格，从而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壮丽、精致、柔美、与自然相合的审美理想，以及尚红、接受龙蛇意识、鸟崇拜的文化特征；从后者，可以感受到诗人所寄寓的洁身自好的人格。渴望居于清明有道环境中与明君贤才遇合而一展宏图的情怀和志向。最后，从建筑与自然相融的视角，也可感受到楚民与自然亲和的关系。     

试论我国社会道德合法性的衰微与重建

社会道德的合法性意味着其正当性、合理性与权威性。本质上说,它是民众基于心理的认同与支持,而对之作出的一种属性赋予和状态指认。社会道德的合法性实现于先验和经验两种论证路向,建基于先验和经验的两类合法性资源。当前,随着合法性资源的逐步萎缩,我国社会道德的合法性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衰微。为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对合法性资源的开发与改善,重建社会道德的合法性,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和进步。     

楚辞体美学风貌阐释

楚辞体是继《诗经》之后产生在中国南部楚地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瑰奇绚丽的文辞、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手法 ,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体式中个性鲜明、独具风貌的诗体     

论楚辞的消亡

楚辞与诗经这两种文学样式在后代的发展命运实在是大相径庭。寻绎楚辞为何迅速消亡的根源，不但可以从侧面回答有关屈原、屈作的诸多重大问题，还可以在文学发展的规律方面给我们以启示。楚辞之所以在汉代消亡，首先是汉代的客观环境不利于楚辞的生长；再就是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不注意吸收民歌的营养，不善于借鉴民间的创作，因此楚辞的表现艺术得不到丰富与发展，其生命力日渐衰竭；而楚辞创作的后续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时所选择的题材过于狭窄，又囿于传统模式，一味仿效屈作，则更将楚辞推向了绝境     

论汉代骚体赋对楚辞文体的接受

骚体赋和散体赋是汉代赋体文学的两种最重要体式,在汉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骚体赋与散体赋、乐府五言诗又交互影响、互相浸染,形成骚散相兼体赋。汉代骚体赋摒除其祭祀意味,继承其幽愤情怀,以悼念屈原和抒发个人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悲慨为主,在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表现出赋与道家精神的结合,在深层次上实现道家思想在“独尊儒术”背景下的曲胜。      

清华简《楚居》与楚辞研究三题

出土文献为解决楚辞疑难提供了重要资料。清华简《楚居》一篇记述了楚人的起源、发展及迁徙等情况,与楚辞有关记载也可以对读,如屈氏的来源、楚民族名号与巫咸的关系、楚人的来源和楚文化的形成等问题,或印证前辈学者的说法,或纠正以往的不足,十分重要。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构成的"二重证据",不能偏信一端,而应客观分析。     

刘勰论楚辞二题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将"骚"单列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学观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昭明文选》按文体编排,将"骚"单列,在"赋"、"诗"之后,位居第三。《辨骚》篇中由于刘勰的宗经思想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并对楚文化及战国文化对楚辞的作用论述不足。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理学视阈中的屈原及楚辞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

民国时期山东佛、道教的衰微主要表现在寺院宫观和僧人道士急剧减少,僧道教理教义水平的降低和清规戒律的废弛。外部原因为人们思想的解放,当局佛、道教政策的变迁,社会的黑暗和兵匪的破坏,其他宗教和会门的竞争。内部原因为僧道出身成分和出家动机的变迁。对此,当时佛、道教界的有识之士力图重振佛、道教,但是,佛、道教衰微的局面终未扭转。     

论楚辞的文体特点

楚辞是由"诗"发展到"赋"中间的一种文体,兼有诗和赋的一些特点,因是过渡形式,所以体制还没有完全固定。即使屈原一个人的作品,也有很多类型,很难说哪一种是标准的楚辞。而大多数文章提到楚辞的文体特点时,往往会提到这几点:句式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兮"字的大量运用;再就是浪漫主义色彩等。本文的不同之处是,除了概括前人总结的楚辞的共通点之外,还仔细分析了楚辞个别篇章中具有的与众不同的特点,例如以问句构成篇章的《天问》和风格悲壮的《国殇》等等。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     

论《楚辞》的篇次

《楚辞释文》不是古本《楚辞》的本来面貌。刘向《楚辞》十六卷按照以传释经的体例编篡,屈原的作品为经,祖述屈原的作品为传。从刘向《楚辞》的篇次和编篡体例,可以知道《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屈原赋二十五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