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马基雅维里史学中的现实主义

对于马基雅维里,评论家们往往忽视了其复杂性.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中,道德和政治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我们称之为"道德-政治"的二元对立.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二元对立是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马基雅维里既如同前期人文主义者,在<君主论>中大谈君主的美德;但是同时又宣称君主可以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这正是他与前期人文主义者的最大相异之处.马基雅维里也因此陷入了"道德-政治"的二元对立之中.马基雅维里的这种二元对立,也给予了我们一种多元的启示.     

假象、空无与断裂——阿尔都塞《马基雅维利和我们》的文本学解读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立足于精神分析学中的"无意识"概念,意识形态是虚假的但又是永恒的.根据该理论,他对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进行解释:<君主论>实际上是新君主论,是从君主空无之处产生的,如同马克思从劳动商品空无处产生出劳动力商品,这是与意识形态相决裂;又由于意识形态是无意识,是人民生活的条件,抛弃了意识形态政治幻想的新君主,只能从人民的意识形态出发,所以必须具有狐狸般地狡猾与狮子般地凶狠的政治德行.     

浅议《君主论》政治思想的基本特征

《君主论》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里程碑著作,一直以来备受关注,争鸣不断.从《君主论》整体思想的角度,分析其政治目标的现实主义价值取向、政治韬略的理性辩证、道德评判标准的实用主义等基本特征具有现实意义.     

黄老学“执一”政治观探析

黄老学认为"一"是万物的根本,相对于万物"一"具有优越的地位.在对"一"的深刻认识基础上,黄老学形成了"执一"政治观念.黄老学认为君主就是"一"的体现,"执一"是君主修身、治国的基本原则."执一"表现为以一应万的内涵,"执一"要求君主做到依法治国,"执一"的目的是实现天下的统一及各种政治集团的和谐共处.     

以制度制约权力——黄宗羲政治构想解析

黄宗羲把君主及官员当作政治上的监督对象而严加防范,他把思考的重心从儒家传统的规劝君主及官员进行内在的心性修养,转向了以外在的制度对君主及官员的权力进行制约,提出了以"宰相"制制约君主权力、以"学校"制制约行政权力、以"方镇"制制约中央权力的政治制度构想,并认识到了政治力量对制度的支撑作用.     

五代后妃与政治

五代时期,后（太后、皇后）、妃对政治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方面,她们对君主的错误敢于并善于提出异议和批评,对纠正统治者的不良施政有积极的意义;消极方面,一些后、妃性识愚鲁,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利用君主对她们的宠幸而肆无忌惮地干预君主用人行政,甚至越俎代庖,直接插手王朝政治,导致政治败坏,引发军事变乱。五代后妃可以干政并进而造成严重后果,其根源在于封建专政主义政治体制。     

阴阳哲理与儒家政治思想的命题组合结构——以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

儒家政治思想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命题组合"的理论结构.有关阴阳关系的哲学思辨是导致这种理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审视与评价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质、特点、功能、思维方式和历史价值.本文以儒家的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从"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论、"乾健坤顺"与"君主臣从"的政治主体论、"天地合德"与"君臣民一体"的政治关系论、"刚柔迭用"与"宽猛相济"的政治方略论、"尊卑相正"与"正君以礼"的政治调节论等诸多层面,说明命题组合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思维方式.     

法家学派政治心理问题研究

法家所设计和缔造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从秦一直沿用到清代.历代封建王朝一面标榜儒学,一面又不得不暗中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即所谓的"外儒内法"、"明倡儒经,暗行法术".可以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政治思想,实质就是法家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政治思想是政治心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体现,本文通过对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试图揭示法家政治思想提出和阐发的动机.     

《君主论》中君主形象的历史背景分析

马基雅维里与佛罗伦萨(意大利)政治命运的沉浮、中世纪末期的政治社会现实以及"人文主义"的思想复兴是《君主论》诞生的宏大政治文化背景,也是"新君主"形象建构的根源。在这一"无情""残酷"的时代背景中,马基雅维里的"新君主"形象凝聚的是他深刻的政治思想,远大的政治理想以及强烈的爱国之情。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诛杀暴君”理论探析

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是中世纪的著名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诛杀暴君”的著名理论,主张国家应由合法的君主统治,当出现不合法的暴君时,应当将其诛杀.同时他也认为由于客观原因,人们还无法直接诛杀暴君.这一理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限制君主权力的政治主张提供了重要依据.     

儒家思想的社会契约性质

儒教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献给君主的一个温柔的紧箍咒.为了得到与秦始皇下场不同的长治久安与人民内心的尊奉,君主必须自身接受儒教伦理的约束,即以民本主义为政治的出发点和目的.而君主接受民本主义的好处,就是君主制度的神圣化、伦理化与不可侵犯性.这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和皇权的一次最为重要的妥协,一个古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的核心同样也是对专制权力的限制,它理论上最大的受益对象,是有别于契约双方的第三者-百姓.     

黄宗羲的“君主论”对戊戌维新思想家的影响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首先剥去君主“神”的外壳,还原出其“人”的面目,再剥离君主“人”的假面具,显露出其“贼”的形象,进而形成了抑君的思想。从政治话语与思维方式两个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维新派思想家对黄宗羲“君主论”思想的继承。     

论王夫之政治哲学中的“钦”

王夫之政治哲学中,“钦”本义为“敬”,是君主最为核心的德目,“钦”的最重要对象为天命、民彝、善恶。“钦”贯穿了王夫之相对君主论、天命观、民本论、人性论等具有特色的政治思想．对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改变创新。实为其政治哲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     

《孟子》政治哲学中的“圣”与“贤”

圣人和贤人都是孟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当圣王政治变成一种高不可攀的理想,世袭君主政治成为现实时,为了在圣王缺位的情况下继续追求仁道社会的伟大理想,必须让一批仰慕仁道的贤人参与政治以辅助君主主持政局乃至管理整个社会,即用贤人政治来克服君主政治的缺陷.圣王理想和贤人政治在制约现世君主方面,有其不可小觑的相互配合作用.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神学纬度

霍布斯使基督教思想及其传统为其政治哲学所用,在对基督教进行去神秘化的同时又适当地对之有所保留.这种保留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充分地考虑到对世俗统治者的理论上的限制,集自然法的颁布者和法官双重身份于一身的神的理念完善了其政治哲学中的刚性原则.另一个方面是针对政治哲学的纯粹科学性的至上权威的自我修正,世俗统治权和教权的主体结合使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增加了包含政治教育方面内容在内的体现柔性原则的一面.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的构架中,这一柔性原则是对刚性原则的重要补充,它们二者都体现了对君主权力及其施行的某种理想的限制.     

天下为公与制度之公——法家思想中的“公法本位”

与君主集权制相伴随的法家思想,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天下为君"的君主本位制.实际上其中同样存在着与君主本位相对的公法本位倾向,体现为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服从于一套"无私"的法令和程序,以及统治者的权力和职责来自这个统治秩序的客观结构功能等.这个被忽略的思想线索有助于认识古代政治思想史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栗谷的经世论与疏通精神

栗谷李珥(1536—1584)的经世观完全是以君主、士林(官僚)、百姓的疏通为中心而展开的。其中,栗谷最重视君主的作用,主张以圣人为君主,认为要实现王道政治,君主应具备疏通的精神。在君臣关系中,在栗谷看来,君主应该致力于修身和修养,任用贤明的臣下,积极收敛百姓的呼声,而臣下(儒士、官僚)应该致力于修养自身,准确、客观地把百姓的舆论收敛给君主,不丧失君子的品位。对民,栗谷强调"恒产",认为养民优先于教民。同时,栗谷主张施行舆论政治,强调扩大言路,即保障言论的自由、公论的疏通、君主和臣下的公论收敛,以及基于正名的公论的形成。     

马基雅维里的公共德性观

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集中论述了君主应慎用慷慨、仁慈与守信等德性,并在必要时能舍善从恶的观点.由于这一观点背离了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政治与道德的内在统一,因此,在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马基雅维里为此受到许多道德学家的诟病.但实际上马基雅维里并没有否定政治的道德维度,而是主张在政治领域采用一种有别于传统道德德性的公共德性.     

从“雍正五年条例”看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以朝廷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为视角

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实质在于被统治者对于统治秩序正当性与正统性的认可与信仰,其存续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统治的兴衰治乱。在传统中国,被统治者对君主的认可和信仰是建立在共同遵循的儒家天道观基础之上的。君主不仅是价值观的承载者,而且通过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践行价值观,从而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信仰。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是君主践行儒家天道观,正确履行其职能,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信仰的重要举措。"雍正五年条例"正是这一逻辑的深刻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