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

社会科学的理论学派可以产生于局部的传统和经验,所以在不同社会文化中能够出现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比如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和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但同时理论学派也需要符合通则性标准,不仅能够解释局部范畴的社会现象,也能解释世界范畴的国际社会现象。生成这种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理论的核心问题。它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中由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确定的,经表象系统形成学理意义,并具有不可通约的性质。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而英国学派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要想产生重要的理论学派,建构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关于世界秩序范式的争论

世界秩序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从未间断过对它的探索，并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和维度，提出了各自对世界秩序范式的设想。理想主义把集体安全原则作为全部秩序设想的核心；现实主义崇尚以均势秩序维护世界和平；新自由主义则认为制度创造秩序，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是世界秩序的核心，需要发展促进合作和有助于解决冲突的国际机制安排，建立以多元行为体相互依赖与合作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在世界秩序重构的变革时代，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世界秩序范式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参考内容。     

“大学精神”的理论建构

人们可能都注意到,在今天这个时代,大学人越来越多地从“财富”的角度抱怨社会的吝啬乃至不公平,社会人则越来越多地从“才富”的角度指责大学的缺席乃至失职失责。双方相互在抱怨着和指责着。其实,这种情形已然暗含了大学与社会有着不同的使命。如果说社会应该弹奏“财富主题”,那么大学则必须护守“才富主题”。后者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     

“双重意识”问题与美国黑人的身份建构

二十世纪的美国黑人小说反映了作家们的“双重意识”以及他们对美国黑人文化身份的思考。他们对身份的探讨呈现出三种倾向：一是“融入”思想,希望被白人主流社会接纳;二是强调其“黑人性”,激发种族自豪感、增强种族凝聚力,与白人种族主义分庭抗争;三是建构其美国人的身份,同时强调其黑人性。这些倾向也是广大美国黑人寻找文化身份时的心理写照。文化身份具有客观、本质的特性的同时又具有主观、建构的特点。双重意识问题形象生动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的文化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迁以及个人经历的变化,美国黑人作家对文化身份的思考也会随之出现差异或者由差异走向趋同。     

中国哲学自我观建构的“他者”阐释

西方近代哲学以"自我"为基点的自我观建构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困境,当代西方哲学"他者"理论则强调自我观建构的"他者"维度,从而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哲学在自我观建构的问题上虽然并不缺乏"他者"的理论资源,但由于"他者"之"他异性"的维度并未在中国哲学中得到彰显,因此,如何处理"求同"与"求异"的关系就成为中国哲学自我观建构必须面对的问题。     

试析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成因与影响--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建构层面的双重思考

由于民族主义在原因和后果上都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内部发展两个层面,因而笔者主要从国际关系和民族国家构建两个层面分析和探讨了冷战后世界民族主义的原因和影响。从冷战后民族主义产生的国际背景看,其根源在于国际关系层面长期累积的矛盾,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的不合理性,造成了冷战后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刻历史动因。但从冷战后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造成的后果看,其消极性又大于其积极性。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看,冷战后民族主义的成因在于许多多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失败和失误,其影响突出地表现为它导致了国际范围内民族国家的又一次增生,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     

从"双重超越"到 "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中国文化现代化历程的回顾

既超越自身社会发展的传统水平 ,又要超越早发现代化国家的既达水平 ,以在更理想的水平上重建现代性中国 ,这是后发外源性事实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共同规定给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选择。正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 ,由于严峻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险恶的国际环境的叠加影响 ,中国文化现代化始终处于一种“双重超越”性的焦虑之中 ,最终导致了由“双重超越”到“双重虚无”的文化畸变。     

“寻根”中隐现的缺席历史——论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我/城市”主体建构

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台湾“鹅湖学派”的理论渊源、代表人物及义理走向

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中国哲学界的三大思潮之一。就这一思潮的发展来看,牟宗三以其"道德的形上学"将其推至高峰。在"后牟宗三时代","道德的形上学"能否延续下去成为一个迫切且现实的问题。自上世纪后半叶始,以《鹅湖》、《鹅湖学志》主笔群即牟门弟子为主体,在台湾形成为一个当代的"鹅湖学派"。这个学派继承宋代"鹅湖学派"的学术精神,接过牟宗三哲学的"香火",将现代新儒学继续向前推进。就义理来讲,这个学派诸学者既有共性的主张,从而使其形成为一个学派;也有不同的主张,从而表征出不同的义理走向。对这样一个学派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梳理牟宗三哲学的迁延脉络,亦可为现代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下步发展提供借鉴。     

从“传统”到“现代”:汉学形态的历史演进

汉学是以中国文化为原料,经过异质文化的智慧加工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它既是外国化了的中国文化,又是中国化了的外国文化。在汉学发展史上,传统汉学(Sinology)和现代汉学(Chinesestudies)是两种汉学形态:传统汉学从18世纪起以法国为中心,崇尚于中国古代文献和文化经典研究,侧重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语言等人文学科的探讨;而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以现实为中心,以实用为原则,侧重于社会科学研究,包括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军事、教育等一切领域,重视正在演进、发展着的信息资源。以上这两种汉学形态既在演进中不断丰富发展着自己,又在日趋融合中创造着能够融通两种模式的汉学形态,这就是21世纪汉学发展的前景。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论北欧汉学研究的转向与拓展

半个世纪以来,北欧汉学在研究内容、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已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北欧汉学研究表现出从古典到现代、从单一到多元转向的特点。这种转向既是时代发展的需求,也是汉学研究更为广泛和深入的体现。汉学备受关注,与中国世界地位的日益提升紧密相连,北欧汉学的发展趋向正是整个西方汉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从世界公民到地球人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眼光观察世界,把中国的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变化联系起来,提出了中国应做“世界公民”的思想,从而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快,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作出了让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入世界的战略决策。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不仅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际关系得到很好改善,而且对世界的稳定、和平与发展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今日世界正在向“一体化”继续迈进,“地球村”正在形成。面对这种形势,新一代领导人指出:期待着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必须以更加主动的态度、积极有为的精神,推动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建,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从汉学到中国学:贝德士与秦汉史研究

在1930年代"汉学"向"中国学"转变的关键时期,贝德士于1935年向耶鲁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中华帝国的形成》,有别于德、法以文献、名物考订为要旨的"汉学"传统,顺应英、美立足现实问题而溯源古代历史的"中国学"潮流,从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87年的秦汉史入手,以西方实证史学的传统、世界史的视野、社会学与政治学交叉的方法,探讨中国集权政治框架延续及不断自我重建的本质。其特点:一是构建出威权、地域(族群)、文化三位一体的"中华帝国"的分析模式;二是剖析制度、组织及其内在的以儒、法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三是在历史的因果链条中评价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的政绩及其制度、组织的特性。贝德士指出,正是儒、法交相为用的政治原则,造就并强化着专制政体。惜因论文未公开出版,贝氏学术旨趣隐而不彰。虽然直至1980年代,随剑桥系列中国史的出现,"中国学"的地位最终确立,但无论是从理论预设、论述框架的提出,还是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的总结来看,贝氏论文与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都具有高度一致性。在从"汉学"到"中国学"转变的学术系谱上,贝氏论文堪称典范之作,理应具有"界标"性意义。     

继续的群众运动——试论乾嘉朴学风气的形成

朴学思潮作为清代学术史上的主要思潮 ,它的形成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这个过程离不开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 ,皇帝的“稽古右文”、官吏的“上行下效”、徽商的“贾而好儒”及知识分子的“立言为上”是促成乾嘉朴学风气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从“市管县”到“省管县”: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基本确立了以"省管县"取代"市管县"的改革方向,并已付诸实践,但这一个过程所涉众多,进展缓慢。本文基于政策终结的视角,结合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态,选取关键性影响变量,以修正的多源流框架分析、考察这一政策现象,对其中呈现的政策图景做出描述,从而预见并指出,"省管县"替代"市管县"的过程是在一个集小胜为大胜的期待和实现中,逐步完成的,但这一过程不会过于平顺,其间有曲折、反复甚至是退缩。     

对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两点再认识

中国认为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对美国而言,台湾问题只不过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非最重要问题)。自中美建交以来,两国之间多次出现风波,大都是因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违反三个联合公报而起。本文对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目前的状况、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所谓《与台湾关系法》的性质进行反思和澄清。     

从"吾道南矣"至"道南理窟"--福建区域文化的承接与创新

福建区域文化对河洛文化的承接与创新,顺应了中国古代社会于唐宋间由前期向后期过渡,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趋势。“吾道南矣”表明中华文化文脉的向南延伸;“道南理窟”的形成,表明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及南方诸省学者继往开来,以儒学为主干,吸收融汇佛、道思想,创新儒学,完成中国文化重心完整南移的历史任务。     

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科学人文主义范式与中国国际关系学

科学的巨大成功引发了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也出现了科学主义倾向。同时,由于学科特点,国际关系研究也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潮回归。本文通过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这两大思潮进行剖析、比较,指出了它们相互融合的趋势,以及我国国际关系研究接受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