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的再嫁、后娶与妾妓

本文考察了北朝的再嫁、后娶、妾妓诸问题。作者认为:在北朝,再嫁是自由的,但守节仍被时论颂为女子的崇高品行,且佛教的兴盛还助长了部分厌世女子的守节之风;北朝轻贱庶出,后娶之风流行,妾的地位低,常类于妓,妾与妓的区别在于是否注入主人的家籍,但元孝友言“举朝略是无妾”是夸张失实的。     

明代侍妾涉夫诗词观照(一):浓情蜜意与暌离之伤

明代侍妾创作了为数不少的涉夫诗词,其中数量最丰、情感表达最充分的两类是夫妾欢聚时的浓情蜜意和暌离时的孤独悲伤。无论是良家女为妾还是女妓为妾,为了提升或巩固自己的地位,她们难免曲意奉承和有意邀宠,但大部分作品的情感仍是心灵深处的真情表露。在浓情蜜意的诉说中,直抒夫妾欢聚时的幸福和乐;在暌离之伤的诉说中,坦言撕心裂肺的呼喊和几近绝望的伤痛,而这种苦痛和忧伤经过漫长发酵后,就可能日久生"恨"。又因侍妾尤其是女妓为妾者较少受到妇德规范的约束,故在部分作品中会或明或暗地诉说对性爱的渴望。     

再论嘉祐"太学体"与"古文"的关系

欧阳修嘉祐二年排抑"太学体"的对象究竟是指古文,还是骈俪的时文,需要从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时不顾科场旧制,执意以论"大纰缪"黜落刘几,同时又以苏轼论之特出破例擢拔等事件中来分析.欧阳修排抑"太学体"的目的在于提升论、策即古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并通过对刘几的打压与对苏轼的扶植两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其对古文写作之"非"与"是"的认定.对皇祐五年进士群体中"求奇"趋向及郑獬曲折中举事件的分析,则进一步显示嘉祐"太学体"之"怪谲"已发源于皇祐年间的进士程文当中,而非刘几个人骤然为之.     

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

苏轼对"平淡"风格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对陶渊明诗歌"枯淡"美的批评上。"枯淡"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过程,体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就是"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的美学效果。从"枯淡"风格出发,苏轼发现了柳宗元、韦应物诗风与陶渊明"同源",并作出了"柳在韦上"的判断。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的"和陶诗",这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斫雕复朴,风流自得——论独孤及的序文创作

独孤及,一位名噪中唐却寂寥于后世的古文家,其古文创作在韩愈、柳宗元之前,已斫雕为朴,复归先秦两汉之风,为古文大行其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独孤及的序文创作在内容、形式以及表现手法上都有突出特点而风流自得。     

《古文关键》：经典的确立与文章学上的意义

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选取了唐宋著名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张耒之文共六十余篇,首次确立了唐宋散文的经典。其在点评时对文章布局谋篇的精辟见解,对散文创作方法的强调,在文章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坡易传》论"道"与"性"--兼论其中儒佛道三家关系问题

着重考察了苏轼在<东坡易传>中对"道"与"性"的论述,发掘了其易学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内涵,即以佛道解道、性;与认识论上的内涵,即以庄解道、性.并指出苏轼易学哲学的特点在于"诸家并举,会而不通".其"不通"主要表现在本体层面的佛道之学与伦理层面的儒学之间的不通,而苏轼所心仪之庄学的认识论意义与理论宽容精神正好成全了这种"会而不通".     

试论柳宗元诗文的禅境美

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之一的柳宗元主要以其写作实践支持了韩愈的古文理论。柳宗元诗文所反映的积极用世、不屈不挠的人格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但他在被贬的 10多年间也确有过好佛求道、寻求精神解脱的时候 ,因而他的诗文有一股禅意 ,呈现出禅境美。这种禅境美表现为静慧之韵、淡远之味、空灵之美。     

试论苏轼儒道禅思想的整合

苏轼在人格追求、生命实践和艺术创作等方面表现出儒道禅三家思想交融互通的特点。在一定的现实环境和时代背景中,"心"是儒道禅与苏轼思想相融通的契合点,而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有为而作"与"不能不为"几对范畴的表现上,苏轼明显呈现出儒道禅三家思想的融通与超越。     

苏洵对韩愈的评价与接受

在"尊韩"与"非韩"的话语交锋中,苏洵站到"尊韩"阵营一方,将韩愈视作孔孟之"道"的传承者,并在多篇干谒文中借重韩愈的政治名声向执政者表白自己的政治才能。苏洵对韩愈文章的艺术成就认识深刻,认为韩愈文章不拘一格、体大精深,但更让苏洵追慕不已的是韩愈文章明先王之道、有用于世的经世特征。苏洵的古文创作和古文理念是在研读韩愈等人的文章中锤炼出来的,并且苏洵还指导苏轼兄弟学习韩愈的文章。苏洵接受韩愈在道统中建构起来的"道"的内容,但对待异端思想的态度比韩愈宽容。苏洵以"贵真务诚"的思想主张冲击韩愈儒道观的片面立场。在欧阳修掀起的"批柳"思潮中,苏洵对柳宗元的态度由批评其操守转向了同情其遭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