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工业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以美国外援的视角解读韩国工业化进程

对于韩国经济崛起以及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学者多侧重研究韩国的政治机制、经济体制、文化背景等内容,从而解释“汉江奇迹”出现的原因及实质。这些解释从不同的侧面对韩国的发展进行了纵向或横向的剖析,并得出了有益的结论。实际上,韩国在开展工业化之初,美国的军事及经济援助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美国因素曾一度推动了韩国的工业化进程,并促使韩国经济走向腾飞。纵观韩国工业化进程,外援因素的影响是暂时的,韩国工业化的成功更多是依靠韩国人自身的努力,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韩日现代管理思想中的中国儒家文化因素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日本和韩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韩国和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儒家文化,韩日现代企业的权威管理模式,恰恰是通过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扬弃以及与西方文化的对接,从而形成了韩日现代管理思想。通过对韩日现代管理思想的解读,本文旨在说明在韩国和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其崛起的进程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提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保护东亚地区的“原生态文化”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韩国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的误区与启示

韩国通过实施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缩短了国家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国家经济的腾飞。但韩国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中也积累了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一直未得到很好解决,从而大大降低了韩国经济的安全性。通过剖析这些矛盾可以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正在实施的“抓大放小”战略提供某些重要的启示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是一条实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看 ,可把上世纪 6 0年代以来出现的以战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 ,称之为第二轮世界工业化进程 ,或称之为迟到的工业化。中国新型工业化有与传统工业化不同的历史任务和特征。对于推行新型工业化的中国来说 ,“崛起”有其特殊的经济含义。中国的“崛起”是新型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必须依靠对外的和平合作来实现。“和平崛起”不仅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政治意愿” ,而且还是中国人民基于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而进行自觉、长期、艰苦的和平建设的结果     

日本与亚洲“四小”战后经济跃进初期战略比较

日本与亚洲“四小”（南朝鲜、台湾、新加坡、香港）是战后在亚太地区经济上先后迅速崛起的国家和地区。比较日本与“四小”，不难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诸如地理条件、战后所面临的某些国际政治和经济因素等。但比较两者战后的各自的发展道路，就会发现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特别是由于两者在工业化进程中各自所面临的具体情况不同，其经济发展战略是不尽相同的。一、经济基础及发展条件日本与亚洲“四小”比较，日本的工业发展是很早的，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但到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仍是以轻工业为主，…     

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

鸦片战争以后,开埠通商现象对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扩大了原有的城乡差别,诱发农民进城谋生,改变了传统农本经济的超稳固状态,使部分农业从属于商业,部分乡村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附庸,从而启动了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运动;另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条件下,它却未能助长中国工业化的正常发展.工业化不足与农村传统经济的存在,削弱了人口的“推拉”作用力,因而延缓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启示及借鉴

中韩两国同属人多地少国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而且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问题极为相似,所以本文在分析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韩国“新村运动”对解决“三农”问题和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限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农村建设的启示和借鉴。     

谁能成为亚洲的第五条“龙”

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许多亚非拉国家政治上独立，经济上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尤其在亚洲，涌现了一大批具有经济活力的群体，如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及近年来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中国东部等．其中的韩、台、港、新经济发展最快，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工业化。经济学家把其经济的快速增长喻为“龙的飞腾”，西方发达国家将其称为“新兴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多变的今天，在亚洲还能否出现新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谁最有可能继四小“龙”之后，首先跨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行列？…     

中国与OECD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评价及影响因素——基于二阶段动态Hybrid模型的研究

运用二阶段动态Hybrid DEA模型对中国和OECD国家高技术产业2006—2015年的创新绩效、创新效率和经济转换效率进行评价和比较,并采用Tobit模型对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估计。结果表明：（1）创新绩效最优的国家为韩国、瑞士和斯洛伐克等国;各国R&D内部经费的投入、从业人员投入和显示性比较优势的效率有待提高。（2）总体来看,中国创新绩效处于中间水平,高于美国和德国,但是低于韩国和日本。2011年之前中国经济转换效率一直处于“赶超”状态。（3）在从业人员效率方面,中国低于韩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在显示性比较优势效率方面,中国低于韩国和日本。在这两方面中国存在较大改进空间。（4）各种研发投入等因素显著影响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演化视角下大国工业化与矿产资源消费的典型事实和脱钩实证

工业化进程伴随着产业结构跃迁,矿产资源消费的总量与结构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演进特征。文章从演化视角下中国、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五国工业化、产业结构变动与矿产资源消费的典型事实出发,将原材料库兹涅茨曲线(EKC)和Tapio脱钩理论引入资源消费领域,讨论矿产资源在工业化不同阶段中演进的长期趋势和短期脱钩规律。研究发现,在能源矿产以外的金属矿产中,主要工业国铁矿石和铜满足EKC假说,后工业化时期已经实现强脱钩。作为后发工业大国,中国金属矿产消费在达峰过程中与主要工业大国“殊途同归”,收敛到相近的终点,呈现出增长连结的脱钩状态。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和大国博弈升级的世界大变局,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全球产业变革使矿产需求出现新的特点。因此,应遵循资源消费规律,持续关注工业化进程与矿产资源的消费轨迹及其脱钩状态,有效应对矿产资源领域的激烈竞争,加快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矿产资源消费的“强脱钩”。     

从水泥产业看日本工业化发展——环向关联：近代日本水泥产业研究(1871-1931)

日本水泥产业肇始于明治政府的“官营”事业,伴随着解决“明治十四年政变”国家政策的转向以及自身经营不善等问题,开启了民营企业发展进程,并在充足的产业资金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水泥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期,又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迎来了因产能过剩引致的过度市场竞争。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创新生产技术、引进科学化管理模式,但也造成了投资过剩并引发产品价格下降等局面。而价格下降扩大了上下游产业对水泥的需求,使之成为“暴利产业”,并吸引更多的企业加入,继而带来更大的产能过剩。水泥价格下降还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力等其他工业门类的发展,这其中,电力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为水泥业提供了除煤炭外的新的动力来源,并降低了水泥的生产成本。因此,产业环向关联效应是促使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迅速完成重工业化,并推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内在机制。在“市场机制→市场竞争→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降→关联效应推动关联产业发展→市场需求扩大产业发展”这种动态发展机制下,日本的工业化进程得以高速发展。在此压力下,产业重组形成的“财阀”和销售组织“卡特尔”的体制构建,一方面标志着日本水泥产业的成熟,另一方面也成为日本实...     

四化联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思路创新——基于日本经验的思考

人多地少的日本与我国的国情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借鉴日本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化、工业化、知识化与农民组织化＂四化联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思路,并提出了调整有关制度、加强宏观协调组织、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经济、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发展农民合作组织、落实科教兴农战略、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开拓国内和国际劳务市场等相关对策。     

中国在当代东亚经济地位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中国在东亚的经济地位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在解放初期 ,中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在东亚的经济地位有所提高。但是 ,1957年反右特别是 1958年“大跃进”以后 ,由于“左”的错误 ,我国经济遭到了较大破坏 ,发展缓慢 ;而同时 ,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迅猛发展 ,逐步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 ,我国经济在东亚的地位落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得到巨大发展 ,其速度和总量都超过了东亚多数国家和地区 ,成为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     

南社与韩国志士的抗日救亡运动——从申柽说开去

本文以“南社”中唯一的韩国籍社员申柽为切入点,考察了“南社”与韩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志士相互交往的史实,既表现了这些韩国志士由于身受亡国的痛苦,对于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表示出的深切忧虑,也表现了中国人民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     

试论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以矿产投资为例

伴随日本侵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日本国内战时经济统制体制的确立,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策略和投资内容也在不断调整之中。由于其在中国地位的特殊性,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不仅不同于近代外国在华投资,而且也具有与战前日本在华投资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日本在华直接投资是对中国占领区输出资本同对部分已沦为其殖民地的地区的投资结合在一起,投资、开发与掠夺相互交叉。对中国富源的掠夺是日本帝国主义赖以维持的基础;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对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客观上也给战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在傀儡政权方面主要体现了战时日本在华直接投资的殖民地性质,但同时也加剧了日方与傀儡政权之间的明争暗斗。     

法律手段对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作用——日本农村工业化的法律与我国农村工业化立法

实现农村工业化必须依靠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宏观调控除了采取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外,更离不开法律手段的运用。日本的经验表明,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保证农村工业化迅速完成的重要条件之一。中国改革开放后政府在农村工业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有关农村工业化的法律建设还很不完善。法律建设滞后阻碍了农村工业化进程,为了确保农村工业化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健全农村工业化法律体系,强化法律手段的作用。     

借鉴“亚太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亚太模式市埸经济培育的环境及特点亚太模式市场经济的简单表达公式是:市场经济加上有力的政府干预。这种模式也被韩国经济学家称之为“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亚太模式的主要内容是所谓“中国习俗”的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工业化经济的过程中,运用国家的力量培育、构筑市场体系,促使竞争     

东北亚经济一体化:中日韩贸易相互依存关系分析

1990年至2004年中日韩贸易依存关系可以用VAR模型从动态角度分析。模型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在目前的中日韩贸易格局中:(1)日本(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变化会导致中国对日本(韩国)的出口变化,但是反向关系却不存在;(2)三国间存在着日本→中国→韩国、韩国→中国→日本的间接贸易关系;(3)日本(韩国)对中国出口的增加会带动韩国(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加。这些结论意味着:中国在目前三国贸易格局中起到扩大日韩两国相互间以及三国对区域外出口的“桥梁”作用。     

韩国的“技术立国”战略及其启示

本文从影响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技术入手，在回顾韩国技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说明了“技术立国”战略之必然，在总结韩国技术发展过程中有益经验的同时，重点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其主要问题：由于技术创新不足，与发达国家存在双重技术差距，由于没能严格准确地把握产业间的技术联系，造成原材料工业、机械工业相对落后，致使进口居高不下，经济难以自主。以此为鉴，提出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应得到的启示。     

“新兴经济”的本质探析——新工业化经济的兴起及其特征

从全球看,目前的确是一个众多“新兴经济”不断崛起的时代,如“服务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纳米经济”、“生物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等。新科技革命新产业革命以及新兴经济的崛起,最终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的新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以,众多新兴经济的内在统一性就是新工业化经济,我们必须透过众多新兴经济的不同表象看到它们所包含的新工业化经济的本质,这才能真正把握住新兴经济的真实面目及其发展趋势。没有新工业化中国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崛起为世界强国。新工业化是中国应对工业危机,积极参与新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