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10年数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备受关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年调查数据,了解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并通过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结论: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整体上比较高;性别、年龄、信仰、婚姻、居住地、社会地位自评、健康状况、家庭收入、家庭经济地位自评、收入合理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健康状况、社会评价、家庭变量和态度变量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     

社会比较、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了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其关键在于比较,社会比较和时间比较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比效应是解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心理机制;时间比较对不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心理不健康、多子女、家庭经济地位高、文化程度低的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影响显著。据此提出,推进老年人继续教育、再就业等工作,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加大民生建设,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通过政策倾斜与人文关怀重点关注弱势老年人群体;重点推进生活保障、社会公平等宏观制度建设。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采用量表法以314名老年人为被试研究了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评估了社会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主观幸福感没有表现出性别差异,年龄和文化程度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相关和回归分析表明,社会支持的不同方面对主观幸福感的不同方面产生影响;在预测主观幸福感时,不同的社会支持指标的预测力是不同的。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 ——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休闲活动、健康自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老年人预期寿命的延长, 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积极的社会参与。休闲活动作为社会参与的重要内容, 对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文章根据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并基于多元回归模型, 考察了不同年龄段老年人休闲活动参与、健康自评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并检验了健康自评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休闲活动参与度和健康自评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 均与老年人的积极情绪显著正相关, 与其消极情绪负相关; 参加休闲活动对其积极情绪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其消极情绪的缓解效应; 休闲活动在不同年龄段老年人身上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 老年人健康自评在休闲活动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分析——基于对我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调查

老年人作为享受社会保障、福利项目的主体人群,对公共服务效率反应更为敏感,研究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可以衡量公共政策的执行效益。基于2012年全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健康状况、收入、与子女关系、居住满意度、社会保障水平和到达最近医疗机构需时等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提升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需要从增强服务保障能力、完善物质保障功能和加强精神保障宣传三方面进行努力。     

我国城乡老年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

老年人口的核心问题是生活质量问题,对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关注有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活质量.基于杭州市城乡老年人口主观幸福感的调查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比农村老年人具有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子女孝顺是影响城市和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最主要因素;经济状况、对社区工作满意度、婚姻、性别等也是共同影响因素,但影响程度在城市和农村间存在差异.此外,在城市模型中,自我照料程度、子女个数等个人特征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在农村模型中,经济来源、对权益受侵害后的处理方式等经济和社会保障因素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显著.总之,城乡老年人对提高生活质量的需求不同,城市老年人已侧重于对精神的需求,而农村老年人首先还需要物质的满足.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考察分析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并探究其可能的影响因素。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发现,79.1%的老年人认为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幸福＂的,个体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婚姻家庭以及社会支持状况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4个重要影响因素。     

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2017的实证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价,受多种因素影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研究教育代际流动对子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大,子代主观幸福感越高;教育代际向上流动的子代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教育代际向下流动的子代。据此,从政府、社会和个体层面提出相关建议。     

“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分析

运用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在建立二元Logit模型基础上,使用非线性模型的中介效应检验-KHB方法对“合群”效应进行分解,探讨了“合群”与当前中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关系,验证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比较分析了其中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合群”可以显著提升民众的主观幸福感;“合群”通过影响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社会信任水平和社会联结程度是“合群”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中介机制,其中介效应比例存在一定差异,社会联结程度的解释比例要高于社会信任水平。在此基础上,证实了“合群”对民众主观幸福感增进作用的存在,也为更好地认识“合群”如何有效地促进民众主观幸福感提供了微观证据。     

性别意识、社会经济地位与女性阶层认同——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性别意识和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阶层认同的影响及其城乡差异。研究发现:性别意识整体上显著影响女性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影响女性阶层认同;性别意识对女性阶层认同影响的城乡差异显著,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阶层认同影响的城乡差异不显著。据此,提出健全法律法规以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提升女性素养以夯实女性的能力基础、强化权利意识以推进性别平等常态化等对策,以期不断促进女性阶层认同的提升。     

多层次社会资本与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

文章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多层次社会资本内涵,将其划分为个体家庭结构型、个体家庭关系型和个体家庭认知型社会资本,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和村庄团体社会资本,通过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关系,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东、中、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的影响,并对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多层次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具有显著促进作用。②多层次社会资本对不同省域间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别。③村庄公共社会资本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东、西部省份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水平具有显著影响,村庄团体社会资本对中部省份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影响。     

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GSS混合截面数据

利用2013年、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混合截面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OLS回归模型,从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二个维度,综合考察了社会资本对城乡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并检验了社会融合学说及网络关系学说两个理论.研究发现:个体社会资本与集体社会资本均对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社会经济地位、收入和教育都对老年人身心健康有正向影响,性别和年龄会影响老年人的生理健康,而婚姻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家庭规模的影响作用不显著.但在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时,个体社会资本对城市老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影响不显著,而家庭规模对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显著正向作用.因此,需要促进城市老年人社会交往,提高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鼓励农村孩子常回家看看,共同营造一个“健康老龄化”的社会.     

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居民的幸福而不是收入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需要深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的幸福。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的基线数据,可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活水平的改善、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社区助老助残活动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开展均有助于改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及是否处于空巢状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这为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在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救助政策制定中,不仅要考虑到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要关注其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状况;第二,要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覆盖率;第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     

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及路径研究

基于 2017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考察老年人数字融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社会参与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数字融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积极作用（b=0.120,P<0.001）,同时数字融入对社会参与有促进作用（b=0.509, P<0.001）,社会参与对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正向影响（b=0.166,P<0.001）。社会参与在数字融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例为 42.9%。应鼓励老年人主动学习数字技能、积极参与社交活动,并完善数字设施建设,以提高老年人数字素养,减少社交孤立,使其更好地融入数字化社会。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

探讨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编的总体幸福感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Folkman的"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300名大学生进行测评.结果女生的消极应对明显高于男生,女生对于生活的满意感也显著高于男生;生活满意度还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同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积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而消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则存在显著负相关;消极应对和积极应对对主观幸福感的解释量分别为18.8%和7.3%.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子女数量、住房条件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2的实证

个人幸福感是从主观角度反映民生的指标之一,房价上涨背景下,子女数量与住房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和程度如何值得研究。利用CGSS2012微观数据,对70后和80后人群所拥有的房屋套数、现住房面积、子女数量和其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居民住房面积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相关关系,住房面积越大,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拥有房屋套数、子女数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不同户口类型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具体表现为非农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面积的影响更大,而农业户口居民的幸福感受住房套数、子女数量的影响更大;子女数量、住房条件对同一户口类型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幸福感存在差异性影响。     

学生干部经历对大学生坚韧型人格、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心理问卷探讨了学生干部经历对大学生坚韧性人格、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在坚韧性人格、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三方面均显著高于其他学生,在坚韧性人格、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坚韧性人格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研究基础上,对如何提升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提出了建议。     

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徽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399份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排序选择模型分析发现:农民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身体健康水平、性别、文化程度、住房条件、养老问题、村庄环境、邻里关系等对农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农民健康状况、住房条件、村庄环境和邻里关系越好,文化程度、文体满意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