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赔款与西北教育—英国庚子赔款与国民党西北政策的调整

庚子之役带给中国的灾难是深远而沉重的 ,退还庚款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化事宜 ,在其背后更有其政治目的和意图。列强利用庚款退还在中国兴办教育、实业等是对华资本输出的一种特殊形式。本文拟就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的状况与国民党在西北联合办学的来龙去脉作一分析 ,透过这些历史现象揭示当时英国对于退还庚款真正目的 ,以及国民党利用庚款在西北进行政策的调整和权力渗透     

论庚款留学

1909年,美国率先把部分庚款退还中国,此后,英、日、法、比、荷、等国也先后把部分庚款退还。这些退款中的一部分被用于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史称"庚款留学"。中国派遣庚款留学生的谈判充满了争取主权的艰辛;庚款留学考试较其他留学考试严格;这一群体大都学有所成,对20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以及民主政治等方面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庚款留美缘起问题再探

关于庚款留美计划的缘起,美国学者认为是罗斯福政府无条件的自发之举,是正义、公正使然,退款用于兴学则是中国政府出于感激自主作出的决定。中国学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美国主动提出说,二是梁诚首倡说。本文认为,庚款退还问题应放在中美两国的外交格局,以及作为债权国的美国的战略利益和作为债务国的中国的不同国力下来考察,国家利益的代表者们只是参与博弈的一分子,任何个人难以独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教育界与中日庚款退还纠葛*--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活动为中心

1920年代日本庚款退还是中日两国外交要案。中国教育界乘特殊政治社会格局对日本庚款的退还交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中国教育界代表自居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积极推动与筹划,希图主导日本庚款的管理与分配。随着日本逐步显露利用庚款以行文化渗透之本意,中国教育界开始对日本庚款的分配与管理进行批评,最终采取反对与抵制的态度。日本退还庚款的本意与结局如此乖离,根源在于其目的不纯,运作失误,终而至于种瓜得豆。     

一战后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庚款退赔

庚子赔款是包括英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产物。一战后，英国采取了退还庚款的做法．但这绝不是承认其过去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错误，而是迫于英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并随着其外交政策的调整，采取的为最大限度地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及对中国未来施加影响的一种政策。     

美、英、日等国退还庚款办学述评

１９０９年美国首先决定退还庚子赔款的部分款项，用于在中国办学和派遣留美学生。由于成效显著，以英国为首的一些欧洲国家及日本也起而效仿。本文对各国退款的情况进行评述，提出庚子赔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和掠夺的产物，退款办学则是美、英、日等国采取的对中国未来施加影响的一项政策。但是，由于退还的部分庚款被指定用于教育和科技，使教育、科技能够在当时动乱的环境下得到一定的发展。     

“庚款兴学”新探

“庚款兴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未被深入研究的课题。1900年,八国联军兵临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并向十四国赔偿本息合计980,000,000两白银。在此后的岁月里,庚子赔款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铁证,是进一步刺激爱国志士探求振兴中华之道的重要因素。但在1908年后,庚子赔款的一部分被陆续退还中国,用于派遣留学生和兴办国内文教事业,史称“庚款兴学”。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只注意到西方列强利用退款办学实施文化侵略的阴谋,忽视了中国人民在“庚款兴学”中所起的作用,影响了对“庚款兴学”的正确评价。本文对此作一点新的探讨。     

资本运作与教育渗透的结合——英国庚款退赔方式形成述论

20世纪20年代前后，英国的在华教育面临种种窘境，其中资金短缺问题尤为严重。英国商会等主张应获得来源稳定且有持续供给的教育资金，比较理想的筹资渠道就是通过息金运作。此时正在进行英国庚款退赔的交涉，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此后，在华教育委员会推动了庚款用途的转向，庚款咨询委员会则促成了通过资本运作获取息金以用于教育这一新模式的落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运用基金会模式，通过发行公债等资本运作方式，保证了英国庚款用于在华教育方面的效益最大化，英国的庚款退赔方式由此呈现了资本运用与教育渗透相结合的特点。     

从合作到对抗：中国人眼中的“东方文化事业”（1923—1931）

为缓和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日本政府顺应国际退还庚款的趋势,于1923年3月推动国会通过《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后经与中国政府协商、换文,组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以资助中日文化交流,补助中国留日学生学费等“东方文化事业”。无论中国政府、文化教育界,还是留日学生,对此均抱有期待,尝试中日文化“合作”。如中日签订《汪—出渊协定》,文化教育界提出“合作”建议,留日学生乐观地认为“反日运动”将从此消失。但是,随着“东方文化事业”的开启,他们发现所谓退还庚款不过是日本政府虚晃一枪,而“东方文化事业”不过是日本侵华扩张的一种方式而已,于是从“合作”转向对抗,使原本脆弱的中日关系又增加了一层文化对抗的因素。     

关于胡适先生的长春之行

近年来胡适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关于胡适先生 192 6年为了庚子赔款事宜去英国 ,途经长春并作短暂停留一事 ,有关胡适的论著及胡适传记、年谱等 ,均未涉及此事。朱文华先生在《“胡适研究”所涉及的学术课题———试为“胡适学”初拟内容框架》一文中特别指出 :“整个‘庚款’问题值得作为一个专门课题作研究 ,胡适在 (192 6～ 192 7年 )这一时期活动所留下的传记资料极少 ,……这方面的资料发掘整理工作也应加强。”①胡适先生晚年回忆“192 6年我以‘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方面三位委员之一的身份去欧洲公干。那时英国决定退还一部…     

中英庚款留学生研究

受庚款留美的启示 ,英国于 1930年与南京国民政府换文 ,以中英庚款息金的 15%举办庚款留英事宜。从 1933年到 194 7年共选派 9届 193人留学 ,历届庚款留英支用费用约 30 0万元。中英庚款留学生的选拔 ,既遵循国民政府的留学政策 ,又由董事会制定了具体的留英章程 ,留学宗旨为“培养学术高深的人充实中国的高等教育及研究机构”,学科分配侧重于理工农医类 ,并严格资格标准 ,从而使选拔出的人才都很优秀。在这样的选拔制度下 ,中英庚款留学生具有年龄较大 ,思想较成熟 ,主要来自于苏浙粤及河北等省并出自清华、中央、北大、南开等名校的特征     

“庚款兴学运动”论略

从本世纪20年代中叶起,由于种种原因,帝国主义列强纷纷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表示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我国文化教育界人士对此也颇为关注,一时形成“庚款兴学运动”(亦称“退款兴学运动”)。 “庚款兴学运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退款兴学”上,不仅各列强的表现有差异性,其意图与效果有一定的矛盾,而且涉及中国各界特别是文教界人士的活动。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在旧中国时期,只述及事情始末,基本上避开其侵略性质一面。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揭示其本质,但因“左”的影响,往往回避或者笼统地冠以文化侵略的结论。今天,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进行研究,展现其全貌,力求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必要的。     

晚清留美教育潮流的嬗变——从美国对待我国留学生态度的视角再思考

从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的出台到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前,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留美学生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以限制甚至阻挠其入境学习。面对布满荆棘的留美之路,大批莘莘学子只能望而止步,留美教育几乎中断。1905年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急遽转变,随后在与清政府关于退还庚款的谈判中,明确限定所退款项只用于我国学生的留美教育,此后,留美学生数逐年攀升。而促使美国政府幡然醒悟,大力推动教育交流的最主要原因则是气势磅礴的抵制美货运动。     

胡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

胡适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要成员,参加了该社的成立和初期的主要活动.胡适在参与该社活动当中,与北京教育界同仁、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孟禄访华、国语国文教学、学制、庚款退还等问题上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些分歧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学术、派系利益背景,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北京教育界内部、北京大学与其他七校之间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形.     

香港主权的沦丧与回归

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现称的香港包括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和九龙“新界”.其所以成为“问题”,完全是由于英国侵略者在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先后强占、强割、强租造成的.本文就香港的沦丧过程、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新中国政府为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所进行的斗争概述如次,以纪念今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     

“二战”期间中英关于香港归属斗争中的蒋介石

“二战”期间中英关于香港归属斗争中的蒋介石张宝善（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七队南京２１０００３）内容提要：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摧毁了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给中国政府收回香港带来了契机。蒋介石根据英国在远东有求于中国的事实，向英国提出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谈...     

20世纪初美国社会对中国留学生的接纳

20世纪初,日益崛起中的美国意图争夺在华领导权,但美国政府依然推行限制华工和中国留学生的严苛政策,一些美国民众也存在歧视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在有识之士的建议下,美国政府推行庚款留学计划,为美国赢得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好感。美国高校拓宽招生渠道,并在学费、学业管理和课外生活等方面给予中国留学生优惠政策和特殊照顾。美国商界和基督教会的民间关怀也改善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学习和生活条件。通过多元化以及多层面的管理与接触,美国成功地以无形手段,拉拢了中国青年精英阶层,传播了美国宗教文化、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进而推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社会改造与转型。     

三次台湾海峡军事斗争决策研究

195 0年代及 1 990年代 ,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三次在台湾海峡地区采取军事行动 ,这些行动从本质上讲都是中国政府不断追求国家最终统一过程中的特殊阶段和特殊方式。不同时期发生的三次军事斗争各有其具体目的和作用 ,而历次决策则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特点 ,如决策目标的多样性、有限性和政策调整的随机性 ,由此导致了决策过程相当复杂。从更广泛的角度看 ,三次台海军事斗争都是在中美关系恶化或很不稳定的情况下发生的 ,中国的决策都含有对美国的政策做出反应的成分。     

略论民国中后期港粤边界的走私畸态(1930—1949)

在中国近代史上 ,香港始终是外国侵略者及私枭对内地进行走私的基地。至 2 0世纪 ,特别是世界经济大萧条时期 ,国内外各种矛盾极为错综复杂 ,洋商利用香港对中国进行商品倾销 ,以转嫁危机。抗战爆发后 ,日本在香港设立据点 ,利诱私枭套取国统区重要物资 ,实施“以战养战”策略。战后 ,美国资本企图独占中国 ,对华进行大规模走私 ,港粤非法贸易达于失控局面。尽管历届中国政府不断进行反走私斗争 ,但囿于种种历史的局限 ,都未能有效地遏制住私枭的嚣张气焰 ,以致对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马关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日本窃取台湾是非正义的。中国人民从未放弃收复失地。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美国、英国承认台湾为中国失地并支持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是在践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具有强烈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台湾省实行有效治理。因中国内战导致台湾与大陆再次分离。美国为干涉中国内政,借《旧金山和约》,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旧金山和约》改变不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