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联合体投标的主要法律问题

联合体投标,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一个临时的联合体组织,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的行为。其法律特征是:主体的有条件性、组成的自愿性、对外的单一性和组织的临时性。联合体投标涉及很多法律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比较特殊,如联合体的法律性质,招标人是否有权拒绝联合体投标,联合体中标后的合同签订,以及联合体投标的关系和责任,等等。     

专职招标机构在我国政府采购招标中的重要地位

我国为适应贸易全球化的进程 ,大力推行政府采购制度。由于招标投标的内在特征 ,其有别于其它行业。专职招标机构以其科学、严谨、规范、公正的操作使我国政府采购得以健康、有序地顺利发展 ,其地位和主导作用无疑是重要和巨大的     

宋代女性行旅风险问题探析——以女性行旅遇劫为中心

宋代社会流动性大,女性是行旅活动中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宋代女性在行旅中会面临种种风险,遭遇劫掠即是其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在宋代,无论战乱年代抑或承平时期,几乎各个阶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在行旅中遭遇劫掠风险,社会动荡之际,女性遭遇劫掠风险的机率往往更高。宋代女性旅者遇劫之地亦广泛分散,几乎涉及宋代所有地区。不仅盗贼、流寇、外敌等威胁女性旅者安全,书生、里胥、商人、舟师、卜者、僧人、宋军军卒、民兵乃至旅者亲属等,都有可能劫掠女性。就其劫掠目的而言,则多为劫色,或劫色又劫财者;也有劫持女性旅者欲杀人祭鬼者;还有劫持女性丈夫任官诰敕,冒名顶替任官者,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家眷又成为歹徒劫持侵害的对象。宋代女性行旅中遭遇的劫掠风险,不仅危害女性旅者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也可能损害地方社会乃至国家利益。除女性旅者个人外,家庭、社会与官府在应对女性旅者遇劫问题中的作用值得重视,但宋代仍未形成较为安全有序的行旅环境。     

宋代胥吏出职与差遣制度研究

宋代，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府内均有大批从事具体行政工作的胥吏，其中，中央百司与地方监司、州郡一级的吏人可出职入流，跻身于低级官员的行列。南宋人赵升在《朝野类要》卷三中说：“内外百司吏职及诸州、监司吏人，皆有年劳补官法，俗谓之‘出职’是也。免铨试，径注差遣。”北宋初年，诸事草创，胥吏出职亦无定制；直到真宗朝，才对胥吏的出职年限、出职授官和授官勒留等作了初步规定。［１］本文着重探讨宋代胥吏出职方式以及授官、差遣等问题     

理学、商业与宗族——祁门韩楚二溪汪氏研究

祁门韩楚二溪汪氏为越国公汪华八子俊公支裔,为当地著姓望族。宋代以降,该宗族理学兴盛,经商风气盛行,乃至形成商贾世家。该宗族积极参与地方文化建设,理学名贤汪克宽入祀环谷书院,是官府与民间社会互动的结果。宣统年间合修的《韩楚二溪汪氏家乘》中表现出来近代新式教育形式,男女平权观念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进步特征,集中体现了该宗族积极参与了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过程。     

关于北宋时期手诏情况的初探

一、宋朝"命令之礼"概况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议定皇帝制度时候,对于制诏有个简单的定义:"命为‘制’,令为‘诏'".历朝历代诏令的制度不尽统一,沿革至宋朝,种类仍旧繁多,依据各种不同的标准,有着不同的名称.古代官文书一般分为诏令文书、章奏文书和官府往来文书. 到了宋代,君主诏令文书的分类也更加细致,为皇权的强化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宋史》职官志中记载:     

近20年来宋代司法制度研究综述

人们常说,宋承唐制,总体而言,此言并无大错,但在一系列具体的制度上,宋代与唐代的制度又有很多差别和变化。本文回顾和整理了近20年以来有关宋代法律制度方面研究的情况,通过对宋代司法制度与活动各个方面问题研究的汇总,总结了宋代法制相关研究的特征。本文通过整理以期对宋代法律研究的近况有一个宏观认识,并能促进宋代法律的进一步研究。     

两宋科举与文学教育

宋代的教育,可以说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教育,而宋代的科举考试,又是对宋代教育的考察和检验。科举与教育,在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和社会风气中展开,而文学教育就在＂人文性＂极强的科举制度下普及到宋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从苏轼隐逸词解读宋代隐逸文化

本文选取苏轼具有代表性的隐逸词来分析其隐逸思想的发展历程,并对苏轼隐逸思想和宋代隐逸文化做了分析。文章阐述了苏轼＂以儒治世、以佛静心、以道修身＂的思想特点,说明宋代隐逸文化已经内化为人的心理需求,宋代文人更看重人内心的解脱与超越,这是对前代隐逸思想的继承和突破。     

浅谈宋代文学与苏轼辛弃疾词之异同

宋代集会、结社之风盛行,是文学会社发展的成熟期,宋代文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而宋代文学的辉煌及其所表现出来的独特风貌,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紧密相连的。浅谈宋代文学的文化地位、文化发展,以及文化文学繁荣的原因和研究的现状。以及苏辛两位豪放派词人的词之异同与原因。     

Ambiguity aversion in first-price sealed-bid auctions

Experiments on first-price sealed-bid auctions with independent private values have shown that submitted bids typically exceed Nash-equilibrium predictions for risk-neutral bidders. Existing bidding models explain this phenomenon by assuming that the bidders are risk-averse and capable of drawing complete and correct inferences about their winning probabilities. In this article, we use the Choquet expected utility (CEU) theory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observed bidding behavior can also be attributed to ambiguity aversion which causes the bidders to underestimate their chances of winning the auction. Empirical support for CEU bidding models is give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recent bidding data.     

生态学视角下的政府绩效评价研究——以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为例

我国政府绩效评价的研究在不断深入,很多地方也在进行形式多样的政府绩效评价或考核,但总的来看,政府绩效评价并没有成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治理工具之一,它对政府行政行为的指导能力仍然有限,社会公众在政府绩效评价中参与度依然不高。政府绩效评价本身作为一个系统,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与生存于其中的整个社会环境系统进行着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以达到动态的平衡,这种互动的过程具有生态系统的特征。本文从生态环境的视角探讨我国的政府绩效尤其是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反思我们目前的政府绩效评价的研究倾向,并分析政府绩效评价生态环境对第三方政府绩效评价的影响。     

论政府经济职能实施绩效评估体系的框架构建

政府经济职能实施绩效的好坏离不开对于其相应评估体系的建立。由于转轨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功能定位发生了变化 ,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导向的评估体系亟待建立。一个科学、公正且有效的政府经济职能实施绩效的评估体系 ,主要应当从两个层面来进行构建。一个层面是微观层面 ,主要评估政府经济职能实施的各具体机构及某项具体经济政策的实施绩效 ;另一个层面是宏观层面 ,主要评估一国政府履行其所有经济职能的总体绩效     

我国药价虚高的形成机制分析及其治理途径

药价虚高是我国民生建设的一个大难题。国家多次推出降价政策措施,实行药品招标政策,但成效见微。究其成因,主要是公共卫生支出不足、政策利益冲突、药品监管不力、药价制度漏洞、委托代理扭曲,这五大层面形成了药价虚高的路径依赖。因此,从体制上彻底切断药价虚高的生存路径,才是根本的治理途径。其关键在于完善制度设计：实行医药分业,加大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强化药品体制监督管理。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以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分权为考察

文章从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土地管理及农地保护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央和地方监管权的分界.由于不同领域的性质各不相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界限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中央有必要将自己的权能限于必要的范围;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具体划分则应根据效率原则,通过基本法律加以合理确定.     

Losing localism,constraining councillors: why the Northern Territory supershires are struggling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in Australia's sparsely settled Northern Territory resulted in the emergence of large, remote area, regional shires in 2008.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history of remote area local government in the Northern Territory since ‘self-government’ in 1978 and compares these new large supershires with the more dispersed system of local government which preceded them. It argues that the large remote area shires are struggling to be accepted by their predominantly Aboriginal constituencies due to tw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ideas. The first is a loss of the ideas of localism and self-determination, which sustained the previous generation of smaller, dispersed local governments. The second is the rise of the idea that the roles of elected councillors in local government should be constrained and those of appointed staff enhanced. The paper questions the wisdom of both these changes in the particular context of remote area, predominantly Indigenous, local government.     

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基于调查实验与直接提问的双重检验

本文采用“列举实验法”来解决测量腐败经历时的社会意愿偏差问题,提出两个核心发现：与没有腐败经历的个体相比,有过腐败经历的个体会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是腐败的,同时认为政府的反腐败能力更弱,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也更低;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有差异,与中央政府相比,腐败经历对地方政府的腐败感知和反腐败评价影响更强烈。民众可以绕过间接因素直接获得对腐败的认知,因此,要改善民众对政府腐败和反腐败的主观态度,提升获得感,仅仅靠舆论和宣传是不够的,只有切实解决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的腐败问题,才能真正赢得反腐败的胜利。     

退“公”进“私”：政府渗透商会的一个分析

本文分析了苏南一个乡镇中四家商会的组织和运行状况。特别关注乡镇政府一方面在集体企业产权结构变革中退出对企业资产的控制，另一方面又积极渗透进私有企业主商会组织的行为。本文描述了政府渗透下商会组织的特征，讨论了政府何以需要商会、企业主利用商会做什么、政府何以要渗透商会，以及企业主何以接受政府的渗透等问题。从中可透视国家政治制度在私有产权的控制和运用中的作用。     

合法性的时空转换:以南方市福街草根民间商会为例

合法性理论涉及民间社会合法律性和政府权威合法性两方面。在“依法治国”的法治时代,地方政府愿意并能认同“非法”状态的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原因值得探讨。一方面正义原则是福街草根民间商会的合法基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业已认识到自身权威的合法性危机并试图走出危机。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暂时悬置相关法规,在互动中互补自身的合法性不足,使“非法”与合法语境在法治框架中有效自如地进行时空转换,地方政府权威与民间社会权利在重建社会秩序中因此能够相得益彰、和谐共处。     

从分税制到项目制:制度演进和组织机制

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国随之进行了公共预算体制改革,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项目制。地方政府的项目支出主要有三种类型：上级专项转移支付、上级非补助性项目支出和本级项目支出。三类项目支出在地方得以汇聚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基层政府的财政结构。项目制本质上不是对科层制的一种摆脱或超越,而是国家主动对政府科层体系的一次完善和补充,是近代国家政权建设在新时期的延续与拓展。项目制的直接目的是“硬化”预算约束,深层目的是增强政府的回应能力,二者在实践中呈现一定张力,政府治理的理性化和技术化并不必然增强其对公共需求的回应能力,甚至可能形成反向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