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改组派的倒蒋活动

改组派,全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是1928年冬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是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改组派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展开了旨在推翻蒋介石政权的一系列活动,本文试通过分析改组派的倒     

试论国民党改组派的性质

<正> 国民党改组派是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初期的国民党派系之一。它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为旗帜,既反蒋又反共,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颇有影响,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面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集团。夫于国民党改组派和国民党改组运动的性质,史学界大体上有两种看法:有的认为改组派是民族资产阶级在野派,国民党改组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有的则认为改组派是打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幌子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政治集团,其实践活动是地主买办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投机活动。笔者持前一种观点。(一)国民党改组派和国民党改组运动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受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压迫,这是出现改组派和改良主义运动的阶级基础。一九二七年,民族资产阶级跟随蒋介石叛变了革命。他们本来希望国民党反     

重思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主张

在探讨现代中国的政治进程时,国民党“改组派”的言说有着颇为重要的意义。为保持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的革命性,避免国民党走向士绅化、权贵化、军阀化,“改组派”详细分析“清党”之后国民党变质的过程与原因,提供了人们审视“清党”前后国民党发生蜕变的绝佳视角。而为了重建国民党的活力,“改组派”成员在政治组织、意识形态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少探讨。虽然他们的主张一定程度上切中时弊,从国民党内部来看极具批判性,但由于始终不敢直面现代政治活动与政党建设当中的关键问题,加之为了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进行区隔,导致其言说难以真正根治国民党的症结。重新思考“改组派”的政治主张,十分有助于审视中国现代史上的政党、阶级、意识形态等关键问题。     

国民党再造派与《再造旬刊》

1928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反汪又反共的政治派别——再造派。它以《再造旬刊》为喉舌,公开阐明其政治主张: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反对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力主提高党权,削弱军权,限制蒋为党领导下的军事领袖;排斥汪精卫“左派”,鼓吹“全民革命”,攻击改组派的“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理论;叫嚣“反共救党”;对外主张“拒俄”、“联英”、“反日”。     

论五卅运动前后上海学生运动的统一和分化

国民党改组以后，通过青年党员们的积极宣传和组织，上海地区的青年学生们认识到参与政治运动以及与政党（特别是改组的国民党）进行联系的必要性，改组了包括同乡会在内的各种各样青年团体及各校学生会、上海学联等组织，学生运动由此向国民革命运动转化，同时上海学生界由此也出现了“国民革命参与派”和“非政治性的社会运动派”的分野①。但不久上海学生界又重新走向组织和理念的统一。上海地区青年学生们是如何在组织与理念统一情况下，成为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主要社会势力呢？对此，笔者试图从五卅运动入手进行分析，着重研究五卅运动…     

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试论国民党改组派与中国共产党

1928年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一个政治派别——“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即改组派。由于改组派指名道姓地反蒋,有人因此而产生了错觉,以为改组派反蒋是革命的。其实,尽管国民党改组派对蒋介石政权的批评愈来愈尖锐,但他们仍然没有越出“改组”的基线,对于国民党,他们既不要求“重建”,也不要求其改弦易辙,更不否定其“党统”和“训政”,仅只要求     

三十年代前后中国政治新格局中的宋庆龄

1927年4—7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破坏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新的格局,开始形成了代表三种不同阶级力量的政党。这年9月,宁、汉、沪三方合流,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8月,以邓演达为首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分化出来,在上海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旗帜,坚持英勇的革命斗争。     

1927年的汪桂之争——从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的更迭谈开去

中国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是“宁汉合流”结束前,直属武汉国民党中央领导的一级地方组织。它虽管辖武汉三镇,左右和影响着当时武汉地区的政治形势,但其建立和消亡,还充分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汪、桂二派势力间的矛盾和消涨。本文试图通过对1927年“7·15”后出现的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改组委员会的产生、发展、消亡过程的描述,从中勾勒出发生在这个时期汪、桂间斗争的大致情况。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九·一八”和“一·二八”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

一 “九·一八”时期,学生抗日救国运动首先在上海兴起,这是中共江苏省委长期发动和影响的结果。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政治集团——“改组派”。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陈公博主办了《革命评论》刊物,大肆鼓吹“要民主,反独裁,改组     

邓演达的革命理论和实践

1930年5月到1931年8月,民主革命的坚强战士、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在上海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展革命活动,被蒋介石集团杀害,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革命,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国民党的左派领袖邓演达在武汉多方努力,计划联络国民党左派,组织革命行动委员会,末能成     

国民党改组派性质新论

国民党改组派的性质比较复杂,史学界对此有二说:一说改组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主义派别;一说改组派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在野派。①平心而论,这两个看法都未免失之笼统、偏颇,不能反映改组派的历史全貌。笔者认为,改组派的性质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前后有变化的。那么,改组派最初属何种性质?后来又转化为何种性质?转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本文拟从三个方面阐明这些问题。不当之处,敬请识者指正。     

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前后,上海等地爆发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运动的肇因是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发生的排华暴行。上海各界组织了"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运动增添了薪火,上海各界将反日援侨会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央党部认可并支持各地党部积极介入运动。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虽然认为运动是民众爱国热忱的反映,但它站在行政机关的立场,需要面对日方不断要求取缔经济绝交运动的压力,在体认中国尚无力立即与日本开战的现实下,由对运动表示"忧虑"转向压制是其逻辑的合理展开。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党、政方面的分歧表现得甚为明显。这种分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困扰它的严重问题。应该说国民党压制运动及对日妥协有其现实上的无奈,但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声誉,而这正是国民党在历史上的不能承受之重。     

商民的利益集团:商民协会--成都与上海等地商民协会差异之比较

商民协会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商人团体,对它的建立及其与旧商会冲突和合并改组等 方面的探讨,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国民党对民众团体的基本政策。通过内陆中心城市成都与上海等沿海地 区商民协会差异的比较,成都市商民协会并不像上海等地那样是在国民党的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并成为国 民党试图控制资本家的“临时党化工具”,而是在与四川地方军阀政府支持的成都总商会的斗争中缘起和 发展的,并实实在在地为商民利益奔走呼吁的商民利益集团,并最后主导了旧商会的改组。说明国民党对 内陆城市民众团体控制的薄弱。     

1948年广州沙面事件之始末——以宋子文档案为中心

1948年初发生的港英政府强拆九龙城民居事件,再次触发中英围绕九龙城主权问题的交涉,并引发内地民众抗议港英当局行径的浪潮。广州成立粤穗各界对九龙事件外交后援会,并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面对民情愤慨,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主任高信为首的CC派为捞取政治资本,同时为防止中共地下党借机活动,高调出面组织并领导了广州各界的示威活动。然而,由于广东地方派系林立,各方互不配合,游行示威行动最终失控,酿成火烧英国驻粤总领事馆的沙面事件,令国民政府在外交上陷于被动。     

唐绍仪、益友社与戊午军政府改组

益友社是护法国会中 ,最有实力的派系 ,作为益友社拥戴的政治领袖 ,唐绍仪在 1 91 8年军政府改组时 ,被推举为政务会议七总裁之一。通过议会政治 ,进入权力中枢 ,是唐绍仪和益友社的一贯追求。改组前后群雄并立、互不相让的派系斗争 ,使他们主张、并为之努力的军政府内部改组方案 ,终成事实。体现了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状下 ,实力派与民意派之间及其内部相互制衡的政治特点。     

奉安大典的政治观察:以蒋汪为中心的讨论

本文以孙中山葬事筹备与奉安大典为历史背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此时期的相互关系:政治合作与政治斗争,以及蒋汪在政治上的此消彼长,蒋介石最终如何牢固控制中央政府,取代汪精卫而成为国民党新领袖的全过程为中心,观察蒋介石是如何利用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使其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博弈中获得了胜利,并确立了其为孙中山先生接班人的政治地位.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孙科是中华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以政治态度善变而著称.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儿子,青年时代即在美国加入了同盟会.1922年底,孙科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从此正式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要职,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自1933到1948年底,出任立法院院长一职,前后长达16年,是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然而,国内史学界对孙科这个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至今尚未充分展开研究.本文欲截取孙科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探讨1924-1927年孙科政治态度的复杂变化,就大革命     

汪精卫对三民主义认识的历史蜕变

汪精卫一生的思想、行为复杂多变.从1905年他在<民报>发表文章,至抗日战争时期,其对三民主义及三大政策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 <民报>时期大力宣扬三民主义;国民党改组时期对三大政策由不甚理解到坚决捍卫、执行;蒋汪对峙时期对三民主义进行实用性和功利性歪曲;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亲日卖国的所谓"三民主义".至此,汪精卫对三民主义的歪曲和肢解,表明他彻底背叛了三民主义,并彻底背叛了中华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