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媒体传播对农业科技推广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大众媒介传播进行科技推广具有一定效果。本文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从农民受众的心理效果层面(认知、情感、意愿等)分析了媒体传播农业科技信息的效力。研究结果表明:(1)农民受体对科技类信息的关注程度、知晓度和理解度普遍较低;(2)对科技类信息的赞同度、支持度较高;(3)不同收入地区的不同类型农户对科技信息的关注程度有较大差异;(4)电视媒介在传播新技术方面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用;(5) 人际传播科技的效果好于大众传播媒体。     

电视文化传播及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来自全国27 个省市区农户的调查报告

文章采用面对面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采集数据,了解农村电视信息服务需求、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探究电视文化传播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提供第一手资料。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最需求的信息是新技术类信息,但电视传播农业新技术的效果欠佳;而通过电视媒介传播“文化信息”对农民的观念改变、乡风文明建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文章提出电视虽是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可电视不是万能的,应正视电视传播信息的功能;电视的单向信息服务模式不能满足农民的科技信息需求。建议利用电视媒介自身的传播优势,充分发挥电视文化信息传播的职能作用;提高电视媒体采编人员的乡村传播素质,重视农村电视节目议程设置,不同级别的电视部门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民所需,提供贴近性科技信息;同时,增加对农节目的播出时数,重视农民受众的主体地位,加强对农节目的参与性等。     

农民科技采用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学的微观和宏观视角分析了农业技术推广中农民科技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发现,地域文化背景影响是其主要原因,农业推广中要充分利用和维持农村初级社会群体,依靠乡村精英的带领或示范,引导农民采用农业科学技术;大众传播媒介作为新生力量,保障了农业技术信息传播渠道的高效畅通;农村基层组织和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是增强农民技术采用行为的基本动力,农村各项制度体系是提升农民技术采用行为的重要机制。建议将农民看作技术的主导者,由农民自己来评判技术的可行性;整合信息传播渠道,提高农民的科技采用率;理顺农村组织的关系,打造农业技术推广平台,完善农村各项制度,创造农业技术推广的良好环境。     

浅谈我国农业发展的对策──论邓小平关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

本文从农业的基础地位出发阐明了发展我国农业的重要性。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一系列讲话,充分体现了中央领导对农业工作的重视。文章还着重论述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对策,即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是邓小平关于发展农业的基本思想。农业发展靠政策．主要是指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的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业发展靠科学,主要是依靠科技的进步来发展农业。     

中国农民媒介认知研究的主要发现与结果分析

农民日常生活信息来源倚重电视媒介以及村民会议传播,他们接触大众传媒的频度和时间形成了电视第一、报纸第二、网络第三、广播第四的模式。媒介功能认知方面,他们重视媒介传播新闻信息与引导公共舆论,但认为大众传媒最大问题是“与自己距离太远”,加之“虚假新闻增多”等因素,导致其不太喜欢大众传媒。媒介对农民阶层的报道和关注不够,只有少数媒介关注“三农”。媒介需要多关注进城打工农民,重视对“三农”政策传播。农民期待发展农村电视和网络媒介,加强对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关怀,客观、全面、真实地报道农村情况,持续报道农村社会问题,禁止虚假、空泛的报道等等。     

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石元春:积极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

农业,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绝不是个短期、权宜的问题,而是一项长期艰巨的战略任务。发展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而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主要靠人来完成。因此,调动广大农民和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是农业工作的前提。这就首先要靠政策来加以保证。 有资料表明,我国农业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在30％左右。仅杂交水稻一项的推广,20多年来就累计增产粮食近百亿斤。由此可见,农业科技的     

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科技传播网络及传播模式创新与实践

农业科技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是把农业新技术从研制者（技术亚系统）通过社会亚系统（农村的干部、男性和女性村民）放大,用在农业生产中（自然生态亚系统）,提高农业生产和品质。因此,科技传播过程中有四个重要的关键环节,即丰富的科技源、流畅的科技流通渠道和社会亚系统的放大,最后到达合适的自然生态中,以达到提高产品质量与数量。所以,提高社会亚系统的放大作用是农业科技传播的关键。基于此,本文概述了国内外农业科技传播的诸多模式及其特点,基于参与式理论、社会性别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针对我国农业生产特点,创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性别敏感的参与式农业技术传播网络模式,并在实践中得以检验,证明该模式符合中国国情,农业科技传播效率高、效果好,显著提高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自信心和科技素质、参与意识显著提高,农民人均收入和家庭条件显著改变。并开创出一套将该网络持续发展的方法,提出了主流化的建议。     

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农户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南省320农户的调查

现有的农村科技传播实践比较重视＂传者、信息、媒介＂而忽略＂受者＂,严重地影响传播、扩散效率与效能,最终导致＂效果＂不佳。基于湖南省农业主产区5个区域12个乡镇320个农村家庭单位的有效调查数据,从农户的主体性角度选取6类11个变量,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农户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农户主动获取科技信息、参加教育培训、提高知识文化水平、示范性地应用科技成果等对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正向发展有着显著影响。因此,要促进农村科技传播效率的提高,需要基于农户的主体性角度采取相应的政策。     

惠农政策知晓度及基层执行满意度研究——基于农民视角及云南、河南省的调查

采用问卷方式就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度与基层组织政策执行力的满意度状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率较高,但缺乏深入了解。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单一的政策传播渠道等因素影响农民对惠农政策的知晓程度。农民对农村基层组织政策执行力的满意度总体上居于中等水平。因此,应采取加大宣传力度,放大惠农政策效应;充分发挥村干部和新农村辅导员的作用;保证惠农政策信息传播的客观全面等措施提高农民的政策知晓度。同时通过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干部进行严格选拔;加强教育培训,提高村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执政能力;加快推进乡镇机构改革,提高基层行政能力等途径提高农民对基层组织政策执行力的满意度。     

民族语广播电视在农业科技信息传播中的问题与对策--基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

农业科技信息传播在云南边疆民族地区遇到传播渠道单一、人口素质偏低、汉语交流障碍等问题.民族语广播电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障碍,并扮演了农业科技信息译介者、传播渠道、知识传播者和观念引导者的角色.但受限于当前节目短小、单向传播特点、覆盖不均、人才缺乏等因素,民族语广播电视要在农业科技信息传播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需要加大农业科技类节目比重,整合现有媒介,合作互补办节目,借各级资源扩大覆盖和影响力,并探索人才联合培养的新模式.     

传统农村中介组织的信息电子网络化改造——澳大利亚农业高速发展的启示

英特网、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 ,改变了农产品市场交易的形式 ,对传统农村中介组织带来了挑战 ,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可以学习、借鉴澳大利亚农业信息化发展的经验 ,通过政府支持、工商企业参与 ,推动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目前 ,要通过传统农村中介组织的信息电子网络化改造 ,建立新型的“双层”电子农村中介组织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金寨县62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农户异质性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经营性收入有负向影响,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一方面通过缩小耕地经营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和减少亩均收入降低其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人数、提高外出务工时长提升其工资性收入;由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强度大于其经营性收入降低强度,故对其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此外,不同教育背景、年龄段农户宅基地退出后收入变化存在差异,因此,应增强宅基地退出就业帮扶政策针对性,宣传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增收效应,实施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安排。     

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与应对之策——基于“模糊-冲突”模型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各项农业政策在农村落地开花。然而政策文本制度与现实执行层面存在巨大反差,出现了冷热两重天的政策执行悖论：一方面是基层政府各项农业政策执行得热火朝天,另一方面是农民等基层政策参与者对农业政策执行的冷静观望甚至漠不关心。以理查德·马特兰德的模糊-冲突模型为分析框架,分析W县Q镇农业政策执行过程,探讨科层制结构下的行政性执行、政治锦标赛下的政治性执行、积极惯性下的实验性执行、亚瘫痪状态下的象征性执行,发现：在模糊性较低的自上而下执行路径中,基层政府面对层级压力和政绩考核,一般通过树立样板的典型性执行和扶植精英的替代性执行来完成政策目标;而在模糊性较高的自下而上执行路径中,基层政策目标群体因为参与感和主动权的缺失,最终通过各种形式主义来消极应付性执行和机械象征性执行。此研究进一步解释了农业政策执行悖论产生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资源整合、利益均衡、农民参与、多元联动等提升基层政府农业政策执行效果的路径。     

政府主导下的迂回式农业发展:中国经验

中国在政府主导的赶超战略下农业发展历程可以总结为"迂回式"发展模式,迂回模式是指落后国家通过优先发展工业再迂回发展农业的思想.工业化及其在空间上的城市化进程从供求两个方面塑造农业发展的市场、技术和组织基础.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需求,市场规模则促使农业组织化和专业化经营,工业化同时还为农业提供大量生产的技术基础.然而,迂回式发展的后阶段仍需政府政策打破城市和工业偏向的传统,转而偏向农村和农业,提供市场增进型政策,最终实现城乡和工农之间的政策均等化.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分析

以可行能力低下作为确定贫困人口的标准,利用满意程度评估方法对湖北省英山县4个村庄308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受访者的年龄、有无信仰、是否了解扶贫开发政策、家庭收入是否受到农业扶贫开发政策的巨大影响以及扶贫开发政策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等因素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的影响。基于此,提出政府应加大扶贫政策的宣传及执行力度,按照有利于贫困人口的导向积极推进扶贫开发政策。     

农业生产托管与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农业领域“双碳”目标的主要抓手,在大国小农背景下实现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一直是我国农业政策目标的重要取向,发展农业生产托管这一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实现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农业生产托管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小农户绿色低碳生产方式)、规模效应(降低绿色低碳生产平均成本)、溢出效应(将绿色低碳技术导入农业生产)、反馈效应(服务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这四个路径推动小农户农业绿色低碳生产。当前实践中还存在托管成本上涨、环节零散、宣传滞后、信任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制约了农业生产托管绿色低碳效应发挥,需要从加大补贴力度、完善服务机制、重视政策宣传、加强信息服务等方面优化农业生产托管政策,加速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步伐。     

我国农业保险政策及其可能走向分析

\t 目的/意义\t 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将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而不断丰富和完善。\t 设计/方法\t 基于2008～2017年数据,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程度,并通过灰色关联分析法进一步研究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环境、能力、意识、方式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性。\t 结论/发现\t 首先,我国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与乡村振兴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从低于0.5的轻度失调阶段,发展到介于0.6~0.7的初级协调阶段,再到介于0.8~0.9的良好协调阶段,呈现出演进趋势。其次,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环境、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能力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度呈现出波动性趋势。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意识、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方式与乡村振兴的关联度呈现出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     

依法治农背景下农业政策地位及其完善

依法治农作为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和延伸,必将引发农村经济和社会管理方式的深刻变革.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应重新审视和界定农业政策的地位及作用,尽快实现由 " 政策至上"向 " 法律至上"转变,学会辩证运用农业法律与农业政策两种制度资源,并有效规范农业政策使之更为完善.     

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比较研究: 来自村庄的证据

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农民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选择,在其所能掌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事务即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离农业.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时序变迁差异巨大.借助北方地区45个农户跨时5年(2008-2014年)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依据调研家庭特征设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有Heckman两步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TM),依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难题.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务工与务农两难选择的关键决定因子,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无论是选择务工还是务农,预期所能够获得收入的影响都极为显著;随着农民务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预知能力提升,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重视农业、扶持农村、关注农民的有利政策或不利因素都可能起反作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谨防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在注重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与促进的同时,应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农民素质培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     

农业风险的规避与农业保险运行机制

新时期农业风险的外延与内涵扩大,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灾害风险,还包括经济、技术及制度等方面的风险。规避农业风险的方式众多,而农业保险制度在现阶段中国农村有独立的运行空间,既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允许各国支持农业的＂绿箱＂政策,是现代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营造农业保险发展的制度环境、合理定位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创建农业保险的多元化组织体系等均是构建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