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无己”与杨朱“贵己”的比较

庄子“无己”与杨朱“贵己”的比较李季林先生在《贵州社会科学》１９９６年第１期发表如题文章认为，老庄之学的“无己”与杨朱之学的“贵己”，一是无我，一是为我，这是方法或途径上的差异，他们的目的则是一致的：存我，全生。若说“贵己”是正题，“无己”是反题，那...     

“教学做合一”并非“从做中学”的变种——为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而作

<正> 我国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在《教南讲座》中明确地指出:“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的方法,无疑义的是中国革命条件下的产物。陶先生主要的方法——教、学、做合一,是革命的方法,是以群众为先生即以群众为教师的方式。”然而,在我国有一个与徐特立同志的评价相反而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理论,是杜威“从做中学”的变种;甚至认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实际上是“实用主义”思想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实际运用。这种看法是不符合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真实观点的。陶     

严肃谨慎,意在“求实”——忆谭其骧先生

严肃谨慎，意在“求实”——忆谭其骧先生史为乐谭其骧先生字季龙，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我于１９６２年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后，考取研究生，师从谭先生研究历史地理学，有机会经常聆听先生的教诲。我感触至深的是，不论先生从事研究、撰写论著，还是指导...     

儒学?儒教?

儒学？儒教？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过,也没有思考过。现在,既然《文史哲》编辑部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经过思考,姑且答复一下。“学”,只是一种学说,这容易理解。“教”,则是一种宗教。要想从“教”的方面来回答问题,则首先必须了解什么叫“宗教”...     

谈“学会”与“会学”

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知识量的剧增，传统的应试教育的各种弊端逐渐地暴露出来，广大教育者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培养“知识型”人才的目标必须从速向培养“知识十能力”型人才目标转移，这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最根本所在，它要求教育者不仅要让学习者“学会”，更为重要的是让学习者“会学”。对这一理论提出比较早、比较系统的当数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叶老以其长期的教学实践，丰富的教学阅历，深厚的理论修养，敏锐而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现代“导学”思想——“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对这一思想的表达分解一下，其涵义是：“教”是手段，“…     

“下水作文”好

“下水作文”是语文教师为了有效地指导学生导作，与学生同写一个题目的作文。一个语文教师不仅要能作精要地讲授，而且要能出色地作文。这是语文教师应有的基本功。叶圣陶先生说得好：教师之所必须自励者，一则自己善读善作，心知其所以然，二者能真知语文之为何事（如何以教学生阅读，何以教学生作文之类），而不旁骛耳。此话堪称为语文教师的座右铭。语文教师有效地指导学生作文，方法甚多。用“下水作文”指导学生写作以提高学生写作水平．不失为有效方法之一。我在十年多的教学实践中，体会到“下水作文”许多好处。“下水作文”能促使…     

再谈“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

我閱讀了李赤子先生在“学术月刊”第七期所发表的“也談‘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的文章,和学术月刊編輯部轉来的丁雍年先生与光磊先生所提的意見,并且我又向一些同志們請教,討論这个问題,这些都給我很大的帮助,使我認識到,关于这个問題,在某些方面,我的思想确实是有些混乱的。因此,为了搞清楚我对这問題的看法,使我在学习馬列主义中能更好地領会毛主席的“两类矛盾”的学说,我想还借着一次机会,再談一談“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如果我們要了解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之間的     

论陶渊明的“全人”

鲁迅先生指出：“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益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在“社会状态”中。“顾及全篇”，立足“全人”，这是指导我们研究陶渊明的总原则。拙作拟在这一总原则的指导下，论述陶渊明的“全人”问题。六十多年来，人们对陶渊明的认识，是由较片面走向较全面的，而今则应朝着更全面的方向发展。我们还是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吧。第一，“深身＊珐”说。创此说的，是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在文章中失极力推崇“静穆”的纯艺术观，说希腊…     

黎毅和他的“苦命小说”

三年前，我与黎毅先生还是一面之交。当时我读了他刚出版的《黎毅短篇小说集》，不禁拍案叫绝！于是写了一篇评文——《窥到下层人物心灵的作品》。不久，收到黎毅先生给我来信。信中充满着幽默感，说“我不自量力‘倾囊投资’出了这本集子，今天读了尊作，本钱已经‘收回’，而有盈余。”他还自谦形容自己，“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听话的人可能不知所云。”故此，他建议往后要以书信“作笔谈”。即“心内有话，慢慢想，慢慢写。”谁知自那以后，我们的信件往返不断，成了“心灵之交”。每读他的信，总觉得像读他的作品那样“过痛”，窥到他…     

“李秀成伪降新证”不足为证——兼论罗尔纲先生的“伪降说”

关于确认李秀成《书供》原稿(以下简称《原稿》)是他本人的真迹这一点,我和罗尔纲先生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对李秀成是真降还是伪降的问题,我们在看法上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证明李秀成是伪降,罗先生曾经写过不少的文章。1981年3月2日,他又在《广西日报》上发表《一件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的文章,来证明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口碑毫无史料价值,它不能作为李秀成的伪降的“新证”,更谈不上是什么“铁     

“道德是否可教”问题的症结与解决

“道德是否可教”是关系道德教育之合法性的前提性命题。思考该问题的维度涉及“何为道德”、“何为教”及“人是否具有在道德上的可教性”等伦理学、教育学、分析哲学诸种视角,其中“人是否具有道德上的可教性”是该问题的症结,其解答有赖于现代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心理学与哲学的共同努力。     

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

构建“中国生活学”是黄现璠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提出的构想,目前在中国史学界仍属首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食衣住行生活后,受当时倡议“史界改革”的新思维意识的影响和“日本生活学”相关方面研究的启示,黄现先生对“中国生活学”的研究对象、定义、学科设置以及研究方法或手段都进行了一定的探索,提出了框架构想。黄现璠先生学林耕耘、辛劳艰苦,拳拳之心令人景仰,切切之意发人深思。本刊刊发此文,既是为了让世人了解黄现璠先生的“中国生活学”研究历程与相关成果,又是为了引起学界对构建“中国生活学”的关注、探讨和研究。本刊将为“中国生活学”的研究者提供研究平台。     

关于“陈风”“月出”篇——与高亨先生商榷

讀了高亨先生对“詩經”中“陈风”“月出”篇的新解和他的几篇答辯文章以后,觉得还不无值得商榷之处,现在就把我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是否有当,尚望高先生和讀者們不吝賜教。高先生在为答辯王迺揚先生的批評而写给“文史哲”编委会的信中說:“我理解此詩的主要根据是此詩第二章說:‘佼人(忄刘)兮’。旧說‘(忄刘)好貌’。而陆德明“經典釋文”載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他认为“詩經的古本(忄刘)作刘”,于是便从“尔稚”、“尚書、“詩經”、“逸周書”等古籍中找出了“刘、杀也”的古訓,并又根据第三章的“燎”的本义是焚燒,从而便認为第一章的“僚”乃“繚”的借字,于是便構成了“     

解决“教”与“学”的矛盾，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主体性原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基于对教学活动中“教”与“学”之间存在的困惑和矛盾及其成因的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思路与对策。     

“人不知而不愠”新诠——兼论“知”不可训为“举用”

杨伯峻先生将“人不知而不愠”译为“人家不了解我 ,我却不怨恨”,同时又说“这种译法我嫌牵强”。近有学者撰文从语境学角度论证“人不知”的“知”不能训为“了解”,而应训为“举用”,此说更为不妥。而从语义关系、内部语境、外部语境三个层次论证“知”,则不能训为“举用”,并且“人不知而不愠”,既不是孔子感叹的自己不被重用 ,也不是自己的学识才能不被人们了解 ,而是自己克己复礼、以礼治国的政治理想不被别人理解赞同。因此 ,建议将全句翻译为“人们不理解我 ,我也不懊恼 ,这不也算是一个君子吗 ?”     

试谈德育教学中的“学”

一、教学中“学”的内涵学校中,教学就是教与学,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我们常说的“教学相长”就是这个意思。在德育教学中,从一定意义上讲,学生的学,更为重要,有必要认真理解。1.学生的“学”,是由被动到主动消化教师的“教”的过程,也是教师的“教”的深化过程。德育教学更是如此,教师讲了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对人民无限热爱的     

从“教学问”到“问学教”论纲——兼议创新型人才培养

传统延续至今的教育教学往往呈现“教学问”的形式,在其中,学生之学依教师之教而进行;学生之间亦跟随教师之教所主导的学生之学而开展,且往往限于对既定知识的掌握。“教学问”对知识传授起了重要作用。然而在僵化知识、束缚思维、忽略创新精神甚或压抑人主体性的负面作用不容忽视。“问学教”是针对“教学问”提出的教改观念,意在活跃知识、激活思维、发扬创新与张扬主体性。在其中,学生之“学”随其“问”而展开,教师之教乃着眼于学生的问与学而予以引导、启迪、传授、释疑。两相对比,关涉领域甚多。在日有寸进而非毕其功于一役的教育改革进程中,“问学教”并非全然抛弃“教学问”,而是在吸取其优势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张扬主体性、培养创新人才的教育事业。     

推进中小学素质教育三议

陶行之先生创立的生活教育理论，既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又符合世界现代教育发展趋势，它是以生活为中心，教学做合一，为整个民族、整个生活现代化而进行的活教育，它“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做“与时代俱进”的现代人。他批评传统的死教育与生活分离，“教员们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赶考“赶走了脸上的血色，赶走了健康”，“赶走了对民族人类的责任”，这不是对“应试教育”弊端入木三分的揭露么？陶先生提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要做“知、情、意”、“真、善、美”、…     

“福”不可倒

不知是哪一位高明先生想出新的花样,把新年贴的“福”字倒过来贴,我初看不能理解,经过别人解释,才知是有意识地倒贴,意在叫“福”早点来到。其实,倒到并不同音,真是三家村学究的瞎主张。他们一点文字学的常识都没有,创始人是谁?现已无从考知了。     

试论宋初“三先生”的政治思想

宋初“三先生”大力维护王权 ,为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服务。无论就其学术思想还是教育实践而言 ,其最终目的都是加强宋代中央集权统治。面对当时外族入侵、民生凋敝、财用匮乏的社会现实 ,他们已不再是昔日的“章句之师” ,而是讲求“明体达用”之学的“传道之师”。他们积极主张励精图治、革除弊政 ,改变宋初以来沉闷、因循守旧的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