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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被称为“老三届”的人，小小年纪就赶上“文革”，几十年历经磨难和艰辛，眼下大都成了年逾花甲的退休老头儿、老太太。     

知青与接受再教育

要说说“知青”,我忽然想到,词典里是不是收了这个词?到网上《词霸》里一查,有。“中国在本世纪60年代、70年代对知识青年的简称。特指那时受过中等文化教育,以后又上山下乡参加劳动的青年。”这条解释还挺准确。文革前下乡或回乡的学生,如邢燕子,叫“知识青年”,不简称“知青”。文革中毕业(或实际肄业)的大学生,无论到工厂还是到农村,也不叫“知青”。就是文革中毕业(或实际肄业)的高中、初中生,分配到工厂、参军,或待分配留城的,也不叫“知青”,“知青”就是这词条里写的,“特指”的“上山下乡参加劳动”的中学生。我就是一个知青,撰写这词条的说不定也是个知青。要说这词条还有什么不足,我认为最后一句应该是,“以后又上山下乡参加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青年”。这“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重要,现在回头去看,实际比“上山下乡”更重要。     

那年去植树

踏着晚霞的余晖，我漫步在天山镇新城区宽敞的柏油路上，观望着道路两侧绿化的云杉、杨柳，灌木花草排列有序，郁郁葱葱地伸向远方，我的思绪回到了46年前，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景。那是1968年8月，我和天山一中“老三届”53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到阿鲁科尔沁旗道伦百姓农场一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5年的各项劳动锻炼中，最难忘的就是植树造林。     

“文革”期间我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评

开始于五十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主要是为了支援农业、安置城镇中学毕业生就业。可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被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 是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等等。从而,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

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试验,以往外国学者的研究都将解决城市就业和人口问题作为领导人发动这场运动的动机。现在可参考的资料并不支持这种似乎合理的解释,因为正是在城镇青年下放的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的对流。本文重点分析了1968至198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认为毛泽东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的动机起了最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它没有得到知青和他们的父母的拥护,从70年代末开始,公开的抵制出现,最终以上山下乡政策的结束而告终。虽然这场运动的确培养了很独特的一代,但是下乡城市青年没有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民”,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没有获得正常的教育机会。这对他们,对国家都是很重大的损失。     

幸福就是二十年的两次拥抱

我的故事并不精彩、激烈,可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它使我的精神世界一点也不枯燥,是我生命的力量。“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正在读高三,眼看就要考大学了。后来,所有的老三届学生都要下乡,因为父亲去世早,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坚决不同意我下乡,以我身体不好、她没有人照顾为理由,一遍遍到学校、街道找人。人家都说下乡是革命大方向,没有特殊的,谁都要去。这时,我母亲把我关在家中,不让我出去。无论谁来动员,她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谁也不好意思对一个寡妇太过分,就这样拖着,运动后期我被安排到一家工厂当工…     

共和国同龄人：生于1949

他们,生于1949,他们被称为“老三届”。 他们成长的每一步,很自然地与共和国发展的轨迹交织在一起。今年,他们64岁。     

1967年的鸡血传奇

广泛的政治死亡引发出对生命的酷爱。民间养生运动的火焰，竟然在1967年就已被点燃。那是“文革”最酷烈的时期，国家权力机器全面瘫痪，广场革命席卷整个中国。一些人在自杀的道路上狂奔，而另一些人却在探寻永生的秘密。解放军是养生运动的先锋。军队医生发明或推广了各种疗法，从针刺麻醉，     

贤妻自山村来

1965年秋，我们响应“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号召，上山下乡到湖南零陵县一个国营农场。我们在那里奋斗了三年多，把数十里荒山改造成农田，自力更生建起了房屋，可“文革”中我们农场被改成五七干校，本已锻炼成黑皮肤、铁肩膀的知青．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中，再次插队落户到一个贫困的小山村。     

毛泽东和知识青年

对中国知识青年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场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政治觉醒(本文所言知识青年乃指中学生、大学生和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在由苍老的革命家毛泽东发起的这场革命运动中,知识青年发挥着先锋队的作用,他们清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在教育、政治和艺术领域中的影响,帮助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习惯和传统。在如此崭新的中国社会中,中国知识青年得到机会在国家事务中充分发挥极有意义和激动人心的作用,他们还得到机会被人们认识到他们是中国政治中生气勃勃和极负责任的组成部分。但最终这些革命青年没能成功地证明他们是可靠的。他们太理想主义了,竟和资产阶级进行妥协调和,他们道德上的正直感同样使他们无法沉溺于其他群众团体派系的斗争中去,因此不能团结起来巩固无产阶级的胜利。许多年青的革命家对他们的失败深感痛苦,中国人口中的其他部分则深感困惑,——特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央领导——1965年的中学和大学毕业生的命运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这种困惑感,他们大多数在1967年11月和1968年1月上山下乡了。     

八月,历史埋下了变化的种子

回首20世纪,百感交集。从50年代初清理城市的运动到1958年户籍制度确立;从60年代的三年大饥荒到制止人口自由流动的通知;从“文革”期间上山下乡运动到1982年的收容遣送办法施行;从1991年收容遣送对象扩大到三无人员到21世纪的第三年的七月计划经济户籍制度的最后堡垒——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匆匆回顾历史,许许多多的理想与实际、方向与现状的迷惑缠绕脑际。但是,国策的钟摆在2003年8月1日这一刻终于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变化,在悄无声息中正发生     

真情可鉴，老教授挥泪卖书救病妻

为了把年已八旬的老伴从病魔手中夺回来,在花光了家中所有的钱财后,退休教授李全华毅然决定,卖掉自己珍若生命的藏书,筹钱给老伴治病。今年76岁的李全华,是湖南大学的一名退休教授,老伴文广媛大他4岁,退休前在湖南大学职工医院工作。他们是一对历经磨难但恩爱有加的夫妻。在50多年的婚姻生活中,两人聚少离多,特别是李全华在“文革”中“因言获罪”,被投进了监狱,一关就是7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被平反。退休后,老两口本可轻松愉快地安享晚年,文广媛的糖尿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了。早些年,文广媛就被检查出患有糖尿病,但由于那时忙工作,忙家…     

红卫兵:一项社会结构分析

一、红卫兵运动的社会性:社会评价无疑,“文化大革命”首先应该被看成是一场超级的社会运动,因为它席卷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导致了人们思想、心理、行为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的遽变。在这场运动中,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上的各阶层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所独有的方式重新认识自身的利益,重新认识社会现实,并各得其所或各有所失。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青年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思想历程以及这一代人的所得所失,十分集中地在红卫兵运动中,在那些红卫兵运动参加者的当时的和日后的经历中体现出来。     

胡杰：寻找林昭灵魂

谈到文革中的女英雄,人们往往想起被判处死刑、切断喉管枪决的辽宁省委宣传部女干事张志新,却很少知道一个叫林昭的女士。林昭在反右运动中被捕入狱,文革中被枪杀。尽管我们有过大量的右派名人出来倾诉自己的冤屈,但林昭却不能“享有”同样的待遇。     

最性感的历史私处

“文革”,是中国现代史的最神秘之处。尽管有众多的论述、梳理、评价、现身说法,但它还是隐在云雾中,偶尔露峥嵘。“文革”或许是每个中国人的痛,即便他是80后或90后。“文革”是那么神秘,虽然它离现在才三十几年,但已经被纳入东方神秘主义体系当中了。     

“两千年前是一家”

《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凤同志的文章，记述了解放初期一桩荒唐透顶的冤案。她和蒋介石本无任何关系，只因为“两千年前是一家”，竟在肃反和“文革”中被诬指是蒋的“侄女”，以致最后被“监护审查”，坐牢5年，典型地暴露了当年搞政治运动的荒诞与可笑。金凤同志文笔老到，简练地叙述了宜兴蒋氏的历史渊源，及被冤经过，最后几声历史感叹，触人心怀，催人泪下。望读者切莫错过阅读这篇精彩的文章。     

春苗出土迎朝阳——难忘北京车辆段岁月（三）

“春苗出土迎朝阳”是“文革”电影《春苗》主题歌歌名。尽管《春苗》像其他“文革”电影一样,渗透着适应某种政治需要和“高大全”痕迹,但由于创作者深人生活,贴近群众,艺术地再现了“文革”中的“赤脚医生”,所以电影一公演,李秀明扮演的赤脚医生春苗就受到广大观众喜爱。     

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谈往事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     

"再教育"政治传播的特征与借鉴

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由毛泽东提出的“再教育”理论的政治传播是极为成功的，它大大地推动了运动的开展和深入。这主要得力于高技巧的政治修辞、强有力的行政组织和党报理论领导下的媒体的配合。一方面，“再教育”政治传播对于今天的青少年传播来说，仍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换，今天的媒体在面向青少年进行传播时，也需相应地做出改变。     

样板戏与怀旧

凡是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当时流行的《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等八个样板戏差不多构成了全国八亿人的主要精神粮食。由于不断地重复播放,人们对这些样板戏的唱词已经耳熟能详,甚至倒背如流了。有趣的是,在“文革”结束后,这些样板戏的片断仍然以各种方式被演出、播放或模仿,它们甚至成了卡拉OK中的保留节目。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经历过“文革”的不同世代的普遍的怀旧心理。然而,这种怀旧心理表明,在普遍崇尚文化多样化状态的当代中国社会中,样板戏在总体上已经成了历史的遗迹,不管它们的牧师如何祷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