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原大战后南方红军向北方转移的历史必然性

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才使红军第一方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而转战到陕北,南方其他红军主力也不得不随之转移。似乎若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南方革命根据地便不可能丧失,红军主力也不可能转战陕北。事实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造成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仅是南方红军转战陕北的主观原因之一,中原大战后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     

青春献革命——红军第一个女报务员李建华小记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南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的有30多名女红军,她们中走完二万五千里征程、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只有25人,李建华就是其中的一个!     

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中国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曾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中央红军英勇地粉碎了,但第五次“围剿”却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闻韶是一个世界 口渴是一个世界——对鲁迅杂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的一点分析

“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是鲁迅杂文《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揭示主题的一句精辟语言。鲁迅这篇杂文写于一九三四年八月底,收在《且介亭杂文》集。一九三四年是我国内忧外患深重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时已把侵略的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蒋介石反动派则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疯狂地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这一年旱灾遍及十六个省三百六     

二、六军团会师后的根本任务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的根本任务。是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达到分散和吸引敌人用以进攻中央红军的兵力，掩护中央红军长征北上。这既是二、六军团的根本任务，也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一、红六军团是红军长征的先遣队红六军团原是活动在湘赣根据地的红17师、红18师。因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指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未能打破蒋介五第五次反革命“围剿”，被迫长征。在主力红军行动之前．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先行突围，为党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探索战略转移路线。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在给中共湘赣省委…     

红旗跃过汀江(续完)——缅怀毛主席在闽西的伟大革命实践

江口会议定决策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大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拥有二十一个县城,人口二百五十万;中央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了。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成立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在我党第二次伟大历史性转变中的地位和作用——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至今整整五十年了。五十年前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曾指出:在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期间发生过两次历史性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遵义会议就是实现“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一历史性转变的关键。没有遵义会议,就不可能有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兴起,也不可能方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由危转安的标志,是革命重新发展和走向胜利的保证。     

共产国际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在中国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曾对我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反革命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都被我中央红军英勇地粉碎了,但第五次“围剿”却没有被粉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一第五次反“围剿”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国的“左”倾冒险主义者抛弃了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而推行了与之相反的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同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分析和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包括红军的建军原则和红军作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两个方面。建军原则主要是:红军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和全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必须担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这三项任务。     

风云际会——陕甘边、陕北红军的一九三五年

1935年是陕甘边、陕北红军革命力量迅猛发展的一年。二月陕甘边、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敌人对于两支红军和两块根据地的统一深感不安，故决定对陕北进行第二次“围剿”。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一连解放六座县城，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引起敌人更大恐慌，国民党蒋介石随之进行第三次“围剿”。这一年，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也在陕北恶性发展，并进一步发展为肃反运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使陕北成为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日后北上抗日的出发点。     

鲁迅在反文化“围剿”中的斗争策略

对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这十年历史,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把它概括为是反革命的“围剿”与革命深入的时期。并指出有两种“围剿”,一是军事“围剿”,一是文化“围剿”。国民党反动派采用下列办法进行文化“围剿”:第一,限制并剥夺进步书刊的出版自由。第二,对于进步的图书杂志禁止发行,进步影剧禁止上演。第三,对于进步的文化团体和机关肆行破坏。第四,对于进步文化工作者不断逮捕和杀害。第五,提倡民族主义文艺,支持黄色文艺,企图以此对抗左翼文艺。正如鲁迅所说的,敌人的禁锢,比罐头     

中央苏区的苏維埃党校

中央苏区在毛泽东等同志的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第一、二、三次反革命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是,党、红军以及地方干部牺牲亦很大。党当时又处在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紧急关头,各方面都急需要干部,可以说干部问题成了发展革命战争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央苏区为了解决干部问题,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召开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办苏维埃党     

遵义会议为什么不解决政治路线问题

遵义会议揭发、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遵义会议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而解决了党的军事路线问题。但是,遵义会议仍然肯定了临时中央的政治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经济建设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挽救中国革命,深入农村用武装斗争推动土地革命,创建了大小十五块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犹如一把锋利的钢刀插入敌人的心脏。国民党反动派对此极端仇视,在军事上对革命根据地疯狂“围剿”的同时,又在经济上实行了残酷的封锁政策,造成了根据地军民的严重经济困难。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保证军需民用,党从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了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发展工业、商业的经济建设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进行了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     

成钧:手持弯弓射天狼

成钧,1911年6月19日生于湖北省石首县横堤垸粟田湖边的一个农民家庭。这位共和国开国中将,1930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和平建设时期,参加了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曾9次负伤。     

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的实践和党的第一次历史性转变

胡耀帮同志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生过三次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一次是由北伐战争的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一次是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抗日战争的兴起”,第三次则是“自从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艰     

试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能够坚持的原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被迫举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留在南方的党组织和红军,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在革命遭到极大挫折后,进行了顽强的自卫求生的战斗,胜利地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①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它“和二万五千     

略论李德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兼驳李德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

李德,德国人,原名叫奥托·布劳恩,在中国期间又名华夫。一九三二年春,李德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即由共产国际派任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顾问,并于翌年九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直接参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决策和军事指挥。李德对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他于一九三六年在陕北保安曾以反省和自责的口吻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承认:“西方的作战     

建议用文献文物校订《毛泽东选集》

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又是当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献、文物由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地保藏下来。解放后,各地博物馆、纪念馆已收集了不少。在学习革命历史、整理历史文献文物的过程中常常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一些文献文物的内容与《毛泽东选集》记述的不同,举例来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五天内打两仗经过时,括号中注的是:一九三○年     

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战略学——毛泽东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延安精神专题讲座》之四

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成立以来,已经走过85年的光辉战斗历程。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革命战争在党的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1927年蒋介石叛卖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地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在这个过程中,既取得巨大的成功,也经受了1934年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和中共中央不得不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途中举行的遵义会议,着重从军事上批评和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红军和党中央在…     

放火者的厄运——读鲁迅的杂文《火》及其他

三十年代是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殊死斗争的重要年代。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鲁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对独夫民贼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围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在《火》、《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第一部分《关于中国的火》等杂文中,鲁迅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放火烧杀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滔天罪行,痛斥蒋介石是凶恶的“火神”,是“随意放火的莫明其妙的东西”。王张江姚“四人帮”正是蒋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