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驿运述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支撑抗日战争最主要的后勤供应基地.为了解决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大大落后于战争需要的矛盾,国民政府采取了种种改善大后方交通的措施.复兴驿运即为其中重要的一项.由是四川驿运在八年抗战中得以蓬勃发展,并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川江绞滩行业发展的历史追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举国西迁及其导致的大批人、财、物的聚集与流动,使重庆一时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显示出川江航道作为中国抗战后方交通枢纽和门户的战略作用与地位。对伴随着三峡工程建设迅速淡出历史舞台的川江绞滩行业发展状况进行整理与发掘,可以客观揭示抗战期间大后方精英云集、同仇敌忾、国家利益至上的历史记忆;分析川江绞滩行业保障抗战大后方航运畅通的历史贡献,有利于丰富抗战后方的历史文化研究。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社团的发展及其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科技文化重心迅速向西南、西北大后方转移,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的全国性科技社团纷纷内迁,随着大后方科技事业的发展,一些新的科技社团又陆续建立起来.中国的科技社团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沉寂之后,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又在大后方逐步活跃起来.广大科技工作者以社团为纽带,通过联合或独立地举办学术年会、出版科学杂志、开展科学讲座、进行实地考察等活动,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积极推进科学交流、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努力加强科技为抗战服务、为大后方建设服务,对推进大后方的经济开发、科技发展和科技工作者的交流合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于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文章针对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缺乏整体研究和学术规范的现状,将中国抗战大后方置于中国抗战历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大背景之下,第一次对抗战大后方的概念、研究对象、地位作用、研究价值及发展趋势等基本问题进行了学术梳理和系统回答.在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其历史地位与作用表现为,抗战大后方是支撑中国对日作战的战略后方,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政治舞台,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东方战场的战略支柱.研究抗战大后方历史有利于充分认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强化“天下为公,民族至上”的理念,推动两岸人民和执政党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有利于全面展现中国战场全貌,更加准确地反映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贡献;有利于还原二战真相,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的战争罪行,为开创中日关系的光明未来奠定基础;有利于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有利于深化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让中国学术成果走向世界,进入西方主流社会,促进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合作与共赢.     

试论国民政府迁都对重庆的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在日寇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的需要,于11月20日明令迁都重庆。这一事件,无论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或是在重庆历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既使中国抗战有了稳固的大后方和持久的政治中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给重庆带来了巨大变化,使重庆由一座偏处内陆的商埠小城逐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述论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具体体现.抗战大后方是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地区,是中国共产党除抗日根据地外最重要的活动舞台.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最主要的工作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具体表现为:维系国共合作,为抗战胜利奠定政治基础;争取中间势力,为抗战胜利壮大进步力量;繁荣抗战文化,为抗战胜利提供精神源泉;开拓民间外交,为抗战胜利营造良好环境.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大后方的历史作用,有助于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认同,有助于深刻领会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法宝在革命、改革、建设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可以为当下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提供生动素材.     

抗战时期民主党派在重庆的抗日民主活动

民主党派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等党派相继云集重庆。抗战时期,重庆作为国民政府战时的首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远东的会聚地,作为抗战的大后方,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地理环境,是民主党派纷纷云集重庆的重要原因。各民主党派到重庆后,为施展其抗日救国的抱负,实现其抗日民主的政治主张,在重庆广泛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他们拥护国共合作抗战,反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竭力为抗日救国献计献策,奔走呼号;力争政治民主,掀起民主宪政运动。各民主党派积极开展抗日民主活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为以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社会保障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作为全中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巩固的大后方.这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社会保障建设密切相关.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在赈灾救济、对军人军属及老人妇女儿童的保护、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以及劳动立法等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反映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在特殊年代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次伟大尝试.     

曾孝谷与四川话剧的提起

抗日战争时期 ,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话剧运动蓬勃发展 ,成为抗战大后方话剧运动的基地。话剧以其独特的方式在抗日救亡、反法西斯、争取民主进步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在抗日战争之前 ,作为文化现象之一的新兴戏剧形式———话剧 ,在封闭落后的四川 ,仅仅处于萌芽状态。本文试图追溯四川话剧的提起以及曾孝谷对于四川话剧活动兴的贡献。     

试析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在陪都重庆出现了众多文学期刊,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期刊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不仅表明了陪都重庆已经成为战时中国的全国文化中心,同时也确认了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已经体现出中国文学战时发展的主流方向.对陪都重庆的文学期刊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无疑有助于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进行价值的重估.     

抗战时期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中国西部科学院与大后方北碚科技文化中心的形成

1930年10月,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建了中国西部第一个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并对川康为重点的西部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生物、理化、农林、地质的调查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抗战爆发后,由于卢作孚和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影响和鼎力帮助,一大批东部地区的科研学术机构和科学工作者内迁北碚,中国科学文化的国脉和精华得以保存和延续,北碚也因此成为大后方科技文化中心,中国西部科学院成为大后方科技事业的"诺亚方舟"而永载史册.     

中国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缘由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西南大后方的人口也发生了巨大变迁,其变迁缘由包括战争、灾荒、经济、政策法规导向、婚姻、家庭、谋生、求学、国际迁移等等,其中战争是中国西南大后方人口变迁的最根本原因,灾荒、经济、政策法规导向、婚姻等原因也不可忽视。     

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考释

"抗战大后方"(简称"大后方")是指全面抗战时期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重要的地域依托.中共视野下的"大后方"是地域与政治概念的交集,具有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完整性,突出国共两党政治差异性,强调西南尤其是四川的重要性等特点,包含了地域、政治、军事等丰富内容.大后方对于中共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既是中国抵御日军入侵的最后战略基地,也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败的关键所在,是中共除抗日根据地之外最为重要的活动舞台.     

抗战时期重庆反法西斯音乐的创作、会演及对外交流

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大后方的重要文化阵地，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在重庆持续繁荣。与此同时，大批音乐家和音乐团体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举办音乐会演、开展通信联络、译介反法西斯音乐、在国外传唱歌曲等多种形式开展对外交流。战时重庆音乐界的对外交流促进了抗战救亡运动的发展，有助于宣传中国抗战精神，争取国际支持。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高等教育

抗日战争以前的贵州，因地处边陲，交通闭塞，开发较晚，所以经济、文化一直都很落后。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党迁都重庆，退守西南，贵州成为“抗战建设的大后方”。许多政府机关、工矿企业纷纷内迁，一些高等院校也相继内迁入黔，同时期在贵州也兴办了几所高等院校。由此带来了贵州高等教育的空前发展，并在贵州经济开发和近代化历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抗战以前的贵州教育状况抗日战争以前的贵州，没有一所正现的高等院校，仅有一些类似于大学的学堂。这个时期教育的状况，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98年戊戌维新到1911…     

大后方文学概论

大后方文学系指活跃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南各省和西北部分省区的以民族解放为思想特质的文学。它以自己完整的发展过程、丰硕成就、鲜明特点，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主干部分。它以“增多激励与广为宣传”的功利原则和民族文学建设长远目标的价值取向，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进行广泛的交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有力一翼。它以“民族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的发展指向，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多面影响。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述要

重庆率先召开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新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的同时,高度评价了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与重庆文学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就今后如何展开抗战文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的学术思路,以推动抗战文学研究在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中走向全面而多样的发展.     

抗战时期兵工内迁重庆的组织实施进程

在中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与持久抗战理念形成的大背景下,在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统一规划、整体部署下,中国兵工内迁由决策酝酿开始走向执行实施,原先分布在中东部的兵工单位,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陆续搬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这一方面可以说是抗日战争局势持续恶化下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可谓是中华民族坚持全民持久抗战的“战略创举”。     

湖南在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

湖南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表现在：一、湖南各界民众在抗战爆发后开展了抗日募捐、创办抗日报刊杂志等诸多抗日后援活动，成为抗战初期的大后方。二、从湖南的战略地位、中日双方兵力配备、会战次数及规模、影响等可知，湖南是抗日相持阶段的正面主战场。三、芷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首次由馒略者向中国乞降洽谈的地点。四、湖南是众多抗日精英的故乡，这是湖南人民对抗日战争的特殊贡献。     

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民主觉醒

抗日战争时期 ,是大后方民营企业家开始民主觉醒的重要阶段。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民主觉醒 ,是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审时度势、创造性地开展统战工作的必然结果 ,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理论和政策的重大胜利 ,同时也是大后方民营企业家在严重的生存危机下的合乎逻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