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晋顾恺之的“痴绝”

顾恺之是东晋著名的画家,世称“才绝”、“画绝”、“痴绝”。他的“痴”同他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精神人格是与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人物才性、品藻标准等都密切相关。本文试从顾恺之的“痴”与两晋士人的“痴”入手,从魏晋人物品藻和时人风度来分析顾恺之的精神人格与魏晋士人的审姜风尚。     

说《诗经》“终逾绝险”中的“绝”

"终逾绝险,曾是不意"是<诗经>中的一句,对其中"绝"字的词性不少人认为是程度副词,但我们认为"绝"不是先秦程度副词,"终逾绝险"中的"绝"应是形容词,表"非凡的,最高的"的意思.另外一种可以把"绝"解释为"险恶的", 与"险"字的含义接近.句中"绝险"是同义词连用,同样受到动词"逾"的支配.     

“以形写神”——顾恺之的美学思想

作为六朝三大画家之一的顾恺之在绘画领域第一个提出了“以形写神”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着重论述了“以形写神”论的实质内容及其形成的深厚的思想渊源。     

审美偏见与艺术个性——论顾恺之艺术美学思想中的“解构”意味

顾恺之善于突破惯性思维对于艺术创作的束缚,他很早就注意到"偏见"思想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对于他来说,只有基于明识的"偏见",才能转化为有个性的艺术创作。事实上,真正具有艺术个性的创作对于艺术认识普遍滞后的大众来说,就是一种"偏见"。与大众艺术观念相比较,顾恺之的艺术创作思想和创作实践明显具有"解构"的意味。顾恺之"偏见"思想与解构主义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合拍亦昭示出其思想的现代意义。     

顾恺之美学思想的生活本体意义

顾恺之在魏晋贵无贱有的玄、佛思想推动下,将先秦以来延绵发展的生活本体思想导入绘画理论,使虚无无形的生活本体进入中国画论;他的“迁想妙得”理论虽然只有四个字,却是从先秦把握本体的体悟思维发展而来,道出了中国绘画创作思维的本质。顾恺之的传神理论中“神”的实质是生活世界的本体,而不是西方二元文化语境中与肉体相对的主观“精神”。今天,我们只有超越西方二元思维模式,以中国古代特有的本体与现象合一不二的生活本体理论为基础,才能正确阐释顾恺之的美学思想。     

顾恺之绘画理论中的美学主张与谢赫“六法”论之关系

中国早期绘画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大体经历了传神论的提出、山水画论的初步确立和六法论的形成三个阶段。顾恺之是传神论的创立者,从一定意义上,也可被视为中国美术理论的引领者。传神论对中国绘画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谢赫六法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六法是谢赫提出的品评绘画的基本标准,是中国传统绘画品评的重要准则。顾恺之绘画理论的论点几乎囊括了六法论的全部内容,如若没有顾恺之的绘画理论为基础,就很难有谢赫的六法论。六法论基本是在顾恺之绘画理论的基础上构建的,论证这一观点,为的是廓清中国绘画理论发展过程中传承关系的问题。     

副词“就”与“才”的习得及相关问题

"就"与"才"是儿童语言中出现较早、使用较多的多义项副词,考察 1- 5岁汉族儿童习得副词"就"与"才"的发展状况,揭示"就"与"才"的习得过程和特点.研究表明副词"就"与"才"各自的多个义项的习得密切相关;副词基本意义的用法先习得,派生意义的用法后习得;"就"的习得先于"才"的习得.并从认知、语言等方面对此给予了一定的分析.     

从人物分类看宝黛之“痴”及《红楼梦》的哲学“旨义”

以《红楼梦》对人物征于男人和女儿的两极分类及其褒贬取向为切入,可以解析女儿世界代表人物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痴性精神特质,并且触及小说关于人之终极命题的探讨。书中女儿世界的痴性偏执和深入同于文人和哲学家对关于人情归宿的终极命题,也即觉悟后的归宿问题的探索执着。作者以《红楼梦》为文学载体隐寓的深在旨义,实则正是其对终极命题赋以感情的智性求解的执着精神。     

论对张彦远评论顾恺之绘画的认识

本文以张彦远对顾恺之绘画的评价为基准,通过古今对顾恺之绘画艺术的品第、绘画的表现形式等的评论,结合顾恺之绘画作品的赏析,来达到对张彦远评论顾恺之绘画的认识的目的。并加以本人的观点,论证顾恺之的绘画地位。     

顾颉刚先生与兰州大学

20世纪 3 0～ 40年代 ,国学大师顾颉刚先生两次受聘为兰州大学教授 ,与兰州大学结下了不解的情结。 2 0 0 3年 8月 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京隆重召开“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 1 1 0周年学术座谈会”。笔者作为特邀代表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本文是在发言内容基础上整理而成     

论顾千里对校勘学的贡献

顾千里是清代嘉庆、道光间的著名学者 ,精于校勘之学 ,所校勘的典籍广为流布沾溉后世 ,被誉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他特别注重收罗众本 ,辨明版本源流 ,讲求不同版本的互勘 ;多本互勘 ,至顾千里而益加精密。其“不校校之”原则决不是无所作为 ,也不是想当然地乱改古籍 ,而是“不校”与“校”的结合运用。顾千里把古籍校勘的实践与理论都推向了一个高峰。     

亭林与二曲学术异同简论

亭林与二曲共同经历了明清更迭的“鼎革”,这决定了他们都把明道救世、经邦济世作为其人生追求。在为实现“明学术、正人心”而奋斗时,亭林对理学中的陆王之学持否定的态度, 对朱学则多有继承;二曲对程朱、陆王之学采取的是双谴双取的态度。亭林坚持知识优先性原则,二曲则坚持了道德和价值优先性立场。然而,后人则把亭林定位为清学的开山和奠基者,把二曲定位为“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这种评价自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存在脱离他们的现实关怀评价其学术思想之嫌疑。所不同的是:对亭林的评价是将其思想后置的,而对二曲的评价则是将其思想前移的。     

叶昌炽与顾燮光交游考——兼论叶昌炽晚年的政治立场

叶昌炽与顾燮光同样致力于金石学,已是学界硕儒而精于鉴赏考证的叶氏和作为后辈弟子且健于访碑的顾氏之间的学术交流相得益彰。二人相识于清朝被推翻之后的第四年,以遗民自居的叶昌炽在二人交游期间所表露出的思想,正是他晚年政治立场的表现。     

顾颉刚疑古辨伪原因新探

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顾颉刚先生以大胆疑古和编辑<古史辨>一书而闻名.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偏重于破坏伪史,而较少从事建设真史.顾颉刚认为,学术之大,需要分工合作,才能深入和发展,破坏与建设只是分工的不同,破坏是为了建设,辨伪是为了存真和求真.顾之一味疑古辨伪,也是基于此.另一原因是,顾颉刚在考古学素养方面的缺乏制约了他去做建设工作.     

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中西文化观比较

面对20世纪初中华民族面对的民族和文化的双重危机、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为使命,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深刻且详尽的分析。辜鸿铭的＂道德力＂高扬了中国人的精神,杜亚泉认为中西文化之异即动静之别,梁漱溟以＂意欲＂为基点,把文化分成西洋、中国、印度3种模式。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在文化的发展程度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是成熟的文化,而西方文化尚未成熟;在文化的性质上,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重义,西方文化重利;在儒学的宗教性上,辜鸿铭与梁漱溟认为,儒学似宗教非宗教;在文化的未来走向上,辜鸿铭主张中西融合,杜亚泉主张中西调和,梁漱溟主张中国文化复兴论。他们对中西文化的独特见解,对当下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仍可引为借鉴。     

顾颉刚关于“国立兰州大学”的两篇序记述略

顾颉刚先生是当代史学大师,也是兰州大学百年办学历史中的著名教授之一.顾颉刚先生先后被聘为甘肃学院特约讲座以及国立兰州大学教授.在1948年担任历史系主任、教授期间,为"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主任何日章先生编印的<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概况>作序,并为新建的昆仑堂写下碑记以志纪念.     

高情远志育桃李 躬耕科研献三农——记著名农学家和农业教育家顾慰连教授

顾慰连教授(1931-1990),著名农学家、农业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潜心于教书育人,为农学本科生、研究生分别讲授作物栽培学、玉米栽培与良种繁育、作物高产栽培理论与实践等课程;他先后担任沈阳农学院教务长、副院长、院长和沈阳农业大学首任校长,倾心于学校的恢复、整顿与发展,为把学校办成以农为主,农理、农工、农文结合的综合性农业大学而创新求索。他躬耕于玉米栽培技术、玉米育种与繁育、玉米高产栽培生理等科学研究,并为服务"三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关心国家大事,兼任国家、省市各级学术、社会组织领导与成员,忠实履行职责。顾慰连教授具有博闻强识、爱岗敬业、矢志科学的忘我精神和修身厉行、尊师重教、温恭自虚的优秀品质,这些科学家的伟大风范值得农业科教工作者效仿、学习和发扬光大。     

《客座赘语》的文献价值

<客座赘语>是明代笔记的上乘之作,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典章制度类的记载,可补正史及官私史乘之阙;社会风俗类的记载,可为治国理民提供历史借鉴;文坛掌故类的记载,可为考察明代文人生活提供丰富的史料;文物古迹类的记载,可为后学集古稽往释惑解疑.     

文人画祖之我见

明代董其昌提出:“文人之画，自王右皿始。”仁’1 此后研究者基本皆以文人画始祖为唐朝王维之说以 嗣其响。王维确是一个文人画家，但早在几百年以 前，南朝宋时宗炳和王微已提出抒发情感和畅神的 文人画主张，所以称王维为文人画始祖有所不妥。 那么宗炳和王微是否如某些理论